临摹对画中国画非常重要。宋人画的花鸟的形，既不是通过西方写生的办法得来的，也不是胡编乱造得来的，我觉得很奇怪。宋人画的鸟看上去很像，又比真实的鸟含量大得多、理想得多。像凡·高的《向日葵》，比真正的向日葵要丰富，凡·高是怎么得来的呢？我们暂且不说，但他个人的精神内力一定特别大。其实画家之间的精神高度是一致的，画中国画同样需要这种精神内力。

我们现在看古人的画，我相信每个画家肯定有体会，宋元以来的画家就是你临临我的，我临临他的，相互把一种理想性的事做得越来越完美，就像民间口头文学一样，七传八传后，这个形变得越来越丰满、完整、理想，最终画超出了原样本身，更好看，也更丰富。

临画应该是主动地、理解地、带研究性质地去临摹，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由于西方思想进入，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写生好像更正统，更符合科学，我认为这种想法没有道理。

很多成功的画家都下过大量的临摹功夫，却都羞于去说，总会不停地夸大写生的一面。其实我认为写生和临摹都很重要，谈不上哪一个学习方法高级，哪一个就低级。写生也不能硬写生，也需要带着主动性和研究性质去写生，作用才会更大。

书法是很奇怪的事情，按道理讲，是由汉文本身的造字原理来确定的，从绘画而来，但是现在看书法肯定不是绘画，如果拿汉字与拉丁字母相比，它肯定要比拉丁字母跟绘画的关系复杂得多。拉丁字母确实丰富，有所谓的长短、轻重、宽窄的种种搭配，会让你感觉到形式的多样性。而中国人历来崇尚单独欣赏的形式，朝这种单独的审美价值去追求，就是我们通常讲的书法艺术。我觉得，书法是中国特殊的审美信息宝库，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里面承载的情绪，是永远挖不完的。同样，这样的承载太可怕，对于今天学习书法的人来说比较难，宝库太大，不好选择。我对书法的态度是，尊重它，偶尔迷恋它，非常钦佩它。

我最早开始临摹作品是在文革时期，在一把扇子上用毛笔临潘天寿的菊花，是潘天寿很大一幅作品中局部的两朵小菊花。当时并不在意，后来有一回，我拿着这扇子跟同学和他哥哥到一位老先生家去玩。因为同学的哥哥跟这位老先生学书法，那天就带我们去见这位老先生。先生叫钱瘦竹，跟亚明、高二适是同学，当时他的金石、书法都很有名气。

他看到我那把扇子说：“噫！这扇子谁画的？这个人是学石涛，学得不错。”其实我根本就不知道石涛是谁。我想，临了潘天寿没临好变成石涛了，可能是我的用笔比较生，没有本事画到潘天寿那样熟练，画得很生才看上去像石涛。老先生就问这是谁画的，同学的哥哥指着我说，是他画的，然后先生就笑了起来，感觉自己是弄错了。

但从那次跟老先生见面后，先生对我很好，教我很多东西，我受益非常大。他建议我读四书五经，当时我很诧异，不理解，读这些书干什么用？他的讲法跟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讲法不一样，他的意思是我读读这些书，可能会对画中国画理解更深厚一些。当时他的这些说法如果传了出去，肯定就会被定为教唆犯，是吃饱了撑的，除了给自己带来危险以外，没有任何好处。

我没直接拜到过哪位老先生门下，可能正因为这个，我画画方面就更加自由一些，自己乱找东西拿来临摹。那一次，等钱老先生走后，我问同学的哥哥石涛是谁，他说石涛是位大画家。我问比黄胄还好吗，他看了我半天，不说话，就笑。那时我实在想不通，难道还有比黄胄画得好的？于是我就开始学石涛、八大、徐青藤、陈老莲，一直摸上去，慢慢算摸到一些东西。有一回，我跟钱老先生走在马路上，看到一面墙上刷的新魏碑体的标语，我就说，这个字写得好！钱老先生马上就跟我翻脸了，说这是什么好字，你又不会看，到我家我给你看好字。

到家后，他拿出《曹全碑》、《礼器碑》、《龙门二十品》等，然后说，这才叫隶书，街上那些破字有什么好！我一听，也不太接受他的说法。他又拿来他孙子写的字，说，这是不是比街上的写得好？我一看愣住了，写得真好，小孩写的那种字，不规范，但是很认真地拿毛笔写在宣纸上，再托裱起来就不一样了，这点判断我还是有，看到好的我肯定会认的。他说，这些没什么了不起，又拿了一些魏晋时期不太出名的造像字帖给我看，说这些跟儿童字是一样的。我一看，觉得很有道理。他又说，字写得工工整整未必全好，只有把个人性情表达出来才是好。其实我在钱老先生那里学了不少东西，打了些审美的基础。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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