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想要理解希腊悲剧的影响和导向,必须把诞生了悲剧节庆制度的雅典城邦考虑在内。城邦本身经历了社会变迁和种种张力: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旧的传统与新的政治秩序所产生的新要求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城邦中产生的悲剧也展现了这套发展着的公民语言中的词汇、问题和力量的斗争。悲剧的繁荣、悲剧的推动力,都依赖于城邦话语的艰难发展。因此,无论酒神节的来源是什么,它都在民主制的雅典充当重要的角色。在全体公民面前,城邦话语经受着悲剧的尖锐批评,其中的分裂和张力被进一步探索。

酒神与阿丽亚德尼，提香

身为雅典公民绝不仅是一种法律或制度上的定义,相反,其意义源自一系列广泛的文化价值,在某种程度上也源自对城邦事务管理和讨论的积极参与,甚至是地方上对财务政策和军事方案的闲言碎语。许多作者在描写到伯里克利时代的雅典的光荣时(也包括艺术、文学和建筑)展现的是一个公开的社会,人们在其间自由争论;在这样的氛围中,政治和政治哲学尚未被分离和制度化,讨论和行动允许个人的活跃参与。

随着对作为雅典公民的意义这一观念构建的关注，——我没有忘记,就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像所有观念的构建一样有着难以同化的矛盾和难题,有时还与真实的社会情境相差甚远——这时来解读雅典权力关系的核心神话,即“地生人”——关于从自己居住的土地中出生的神话,将会是有趣的。

……

地生人神话本身以一系列互相关联的故事提供了一套描述城邦起源的复杂语言。第一个雅典人埃里克托尼奥斯(Erichthonios)是从大地中出生的,因为赫菲斯托斯(Hephaestus)追求雅典娜时的性欲使大地受孕。作为埃里克托尼奥斯的后裔,雅典人宣称他们是他们自己拥有的土地生出的子孙,不像其他民族那样是入侵者或殖民者,而是从出身上就与他们居住的土地相连。埃里克托尼奥斯被雅典娜抚养长大,他以后者的名字为雅典城命名。另一个故事讲述的是雅典的第一位国王和教化者刻克洛普斯,他是波塞冬和雅典娜争夺雅典守护神地位时的裁判。他判定,雅典娜为城邦带来的礼物——橄榄树,比波塞冬送给城邦的马匹更为有用;于是他以未来的守护神雅典娜的名字为这座城市命名。

从刻克洛普斯产生了一代代的雅典国王,直到忒修斯王,以及当时雅典作为城邦的组织。这是我对这个神话极为简单的描述,此外还有无数变体和其他内容。但在这里,比证据的丰富性更重要的是呈现这个神话的作品。关于地生人神话意涵的修辞性利用第一次证明了这个神话在世俗的雅典政治话语中的权威地位——罗劳(Loraux)发现刻克洛普斯传说的利用尤其显著。比如在希罗多德笔下,薛西斯领导的波斯人入侵之前,雅典使团便以他们古老的本土性来要求统率全部希腊舰队:“要知道我们雅典人是全希腊人中最古老的民族,仅有的一个从来无须从其所出生的土地上离开的民族”,而这次针对野蛮人作战的成功也被归功于雅典的地生人传统,这在从柏拉图的《美涅克赛努》到阿里斯托芬的《马蜂》等各种不同的文本中都得到了体现。当然,有无数方法可以用来证明雅典的支配权,或雅典帝国的正当性,但在这里,雅典人对于领导甚至征服的特殊信念体现在了他们自己关于永久拥有土地的神话中,也体现在他们对于出身如何决定了特殊公民身份的理解中。这个城邦的神话使它对统治权的主张显得正当而自然。

Dispute between Minerva and Neptune over the Naming of the City of Athens    

我在这里除了讨论地生人神话在雅典政治修辞中的作用,更重要的目的是探讨地生人神话影响公民意识中女性地位的特殊方式,这一主题在罗劳看来尤其与埃里克托尼奥斯的神话和雅典卫城的世界联系在一起。如果种种关于“地生人”和雅典起源的神话确实影响了雅典人的自我定位,那么雅典在实际上剥夺女性权力、地位甚至公民称号的行为必定有神话中的相关投射,比如将妇女完全排除在外,甚至在她们作为生育者的功能上也是如此;或者,在其他一些版本中,妇女的族类不仅与男人完全分别,而且她们的支配和颠覆是社会走向文明的关键。

确实,有时真正的雅典人会被称为“公民的儿子,合法地从自己的土地诞生”,就好像这片土地仍然在自我繁衍,同第一个雅典人从中出生时一样。但母亲的角色还是不能完全消除。不仅因为繁衍子孙的公民责任需要依靠女性,也因为严格的父系血统的传承只能由严格地保护妻子们的贞洁来实现。确定父亲身份的渴望使女性变得必要,至少是在控制她们的意义上。正因如此才有了无数神话讲述女性无法无天或强烈欲望所带来的危险;比如亚马孙女人们,在否定男性价值上走到了极端,最终被雅典王忒修斯打败。因此,公民的语言否认女性的公民称号,城邦的制度将女性限制在生育职能中——而神话所构建的文明概念也排除或是贬低了女性族类。就如罗劳写道:“城邦全部的权力构建(在实例层面上)都一致否认了......女性在城邦中的地位。” 因此,雅典的保护神雅典娜是一位女神便显得有些奇怪了。

但就像被广泛讨论的那样,女神雅典娜并不是普通的女性。她是从宙斯的头部全副武装地诞生的:她不仅像男人一样武装和作战,连她的出生也与正常的女性生殖过程没有关系。并且,雅典娜自己也是处女神,从不参与生育和两性繁殖。这位女神本身对贬低妇女在城邦中的地位起到了作用,她占据着男性对城邦的主导性文化想象。

雅典城以这位女神命名,而这位女神在城邦借以认识自身的神话网络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因此,关于公民话语如何通过一系列策略发展出对雅典公民身份的理解,地生人神话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范例。身为一个雅典公民的强烈意识,连同其中的服从与责任、特权与光荣,是一个复杂的意识形态策略体系,一种复杂的自我定位,远不只是简单的爱国精神。我们将要看到,正是出于对这种雅典公民意识的回应,悲剧才发展出了提出疑问的特殊修辞。

Birth of Minerva

地生人神话中所证实的地域和归属意识,可以在雅典文化的许多其他方面见到。相比于财产分配和城邦的公共标志物,我更希望转向对我们理解雅典社会时另一个关键因素的讨论,即家庭(oikos)的内部空间。它意指具体的房屋、家的概念、家庭成员(包括活着的和去世的,奴隶和自由人);它表示耕地,也表示住处,表示谷物,也表示牲畜。家庭的概念不仅是对其现在成员而言好的、和谐的或是富有的生活,而且是永久的存在。家庭的延续通常以两种意义被强调,一是生出子孙以实现世代的绵延,二是以节约和精细的管理实现经济上的延续。

继承是家庭最为关心的事,它与我们之前对雅典文化中严格的、确定的父系血统的重要性有着清晰的联系。婚姻可被视作保证家庭延续的必要手段,而不是出于个人情感和浪漫爱情。妇女要做的是生下一个儿子来继承父亲的产业。家庭的维持是一种在希腊文化中有着强大力量的传统美德。我们在地生人神话中所看到的永久性理念在一个公民与其家庭的联系中得到了最强烈的表达:一个人可能由于经济、军事或是什么无法预料的灾难失去家宅,但现代的搬家、房产交易,或是回家过圣诞的概念在oikos所包含的价值和理念中都是无法表达的。

因此,家庭是我们至今所认识的城邦公民的私人生活。和公民大会、广场、法庭、健身房的竞争、平等、好争辩的世界不同,也和制度化的公民宗教节庆不同,家庭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家庭的关系首先是等级制的,并且由其领导者,即父亲决定;担任公职的公民发誓为公共职责尽力,同时看轻私人利益。建筑和社会的法则都导致进出他人的家庭十分困难(除了类似会饮——symposia——这样的特殊场合,而妻子是不会出现在其中的)。确实,家庭内部的封闭空间不仅是与家庭生活相关联的区域,也尤其是与妇女关联的区域——就像公民大会和健身房的世界是男性的领地那样。这并不是说在户外不可能见到所有年龄和阶层的女性,或者说她们足不出户;但由于城邦的意识形态在总体上贬低女性,甚至在生育的必要作用上都是如此,女性与家庭内部、男性与外部之间的联系也通常被认为是自然且合理的。 

因此,我们对雅典人的公共生活有如此多的看法,却对雅典人的oikos中的私人家庭生活所知甚少,也就不是偶然的。实际上,关于后者的这些看法并不在于对家庭私人生活本身产生持续的兴趣,相反,大多数关注的都是法庭中误导性的公共语言或是说教文学,在其中,关于家庭生活观点的表达被用于捍卫或解释某个论点或是某个当事人的性格。

就像汉弗莱(Humphreys)所表述的:“法庭成了......理想家庭观念得到生动展现的剧场”,它展现的并不是雅典人家庭的真实情况。 

首先,这一不完全是物质层面的、关于内与外的地形学,体现在雅典文化观念的几个不同领域。当然,这与女性从家宅的封闭空间出来或是陌生人进入时所产生的危险相关——尤其是关于两性名誉的危险,这一概念就像我们看到的,密切关乎财产、继承和公民权等问题。

其次,它也可以从妇女参与城邦生活的特殊本质的定义中看出,尤其是一些大型的、只有女性参与的宗教节日,比如地母节(The smophoria)。尽管这些节日似乎与生育(fertility)相关,并且初看似乎提供了与对女性的普遍贬低针锋相对的女性形象——生命力的保护者和养育者,它们却仍然被看作神圣的、不同的、不寻常的日子。这些节日将妇女们隔离开来,并以仪式的命令与约束主导她们的行为和行动。

通常认为,这些节日受控制和界限分明的特点强化了日常生活中的约束范式——就像许多宗教中暂时的自由一样。妇女的宗教集会并未给予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公共生活的自由;相反,恰恰因为其独特性,它们可以被看作特殊控制下的事件,有助于维持女性在日常情境下的“内部”位置。

Diana and Actaeon

我想探究的第三个表现内与外概念的领域为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视角,使我们认识与自我在雅典文化中的多种表征相关的地理概念。这一领域就是赫尔墨斯(Hermes)与赫斯提亚(Hestia)在雅典艺术和思想中的独特对照关系,韦尔南对此有很好的分析。

在每所雅典房屋的外部都立着一座雕像,通常由一个设在四方柱上的头像和一个大型、直立的阳具形雕塑组成。这个雕像被叫作“赫姆”(Herm),象征着赫尔墨斯神。赫尔墨斯通常被评论家们模糊地描述为神的信使,但他在神话系统中的作用远比信使宽泛和复杂。因为赫尔墨斯同时也是商人、小偷和欺骗性交谈的保护神,也掌握从生到死的路途。

确实,就像卡恩(Kahn)完美表述的那样,赫尔墨斯掌握的是多种形式的转变和交换。他代表着转变和交换,包括灵魂从生到死的转变(坟墓上有他的形象),也包括钱财在人们手中的交换和周转(因此他是商人和小偷的保护神),还包括谈话中语言的交换(当交谈陷入沉默,雅典人会认为是赫尔墨斯经过;赫尔墨斯是誓言的见证者)。

赫尔墨斯往往在中间地带穿行,标出那些将会被跨越的界限。“关于他没有什么是安顿、稳定和永久的,也不是受约束或是确定的。他在空间和人类世界中代表着运行和流动、变动和转化,以及与外来因素的接触。”赫尔墨斯标志着跨越的临界(liminal)。拉丁语词limen指的是“门口”,而赫尔墨斯的半身像正是设在门口,标记着从内到外、从公共领域到私人领域的跨越。

Hermes Ordering Calypso to Release Odysseus

而另一方面,赫斯提亚是掌管家灶的女神(希腊语词hestia的意思是“灶台”)。毋庸置疑的是,她所处的位置是在房屋之内。更重要的是,她,即灶台,处在房屋的中心位置:“牢牢固定在地面上的圆形灶台就像肚脐,将家与土地联系在一起。它是稳固、不变和永久性的象征和保证。”如果说赫尔墨斯是不断变动的,赫斯提亚则是永久固定在中心的。

有趣的是,赫斯提亚像雅典娜一样是一位处女神,她占据着家宅的中心位置,而又像荷马说的那样“并不结婚”。这一概念尤其可以与雅典宗教表征和文化思考中女性的位置关联起来,并且有助于发展我们对女性和“内部”在家庭空间概念中的联系。因为,如果在一个情境之下,男性主外而女性在内的倾向是反过来的,那一定是在婚姻系统中:女性在其中充当可移动的社会要素。女儿要离开她的家庭和家灶,成为另一个家庭的妻子和母亲,而男性则保持着他与家庭的维系。而赫斯提亚的形象则提供了一种永久的女性视角,她的处女身份和对婚姻的拒斥使她与陌生女性从外部进入家庭的过程漠不相关。“当赫斯提亚被安置在家宅的中心空间,她保证的是家族永久的延续存在。

正是通过赫斯提亚,家族世代得以保留和永存,就好像这个家族每一代合法的后裔都是直接‘从家灶中’出生的一样。”似乎赫斯提亚能够维持父系血脉的无限延续,同时不必将其他家族的女人引入家中。“因此,赫斯提亚体现的是......家庭自我孤立、抽离的倾向,就好像理想的家庭应当是完全‘自足’的”——不仅是经济上的自足,这种自足也能够忽略对外来女性和繁殖过程的需要。据此,处女神赫斯提亚的永久性尤其与男性统治下对家庭稳定延续的渴望和对女性在父系继承中地位的贬低有关。 

但赫斯提亚所展示的并不只是韦尔南所指出的这一个简单方面。她也证明了雅典思想中关于女性的另一方面,而这些正是我们常常否认或忽略的;这就是女性在宗教节日和庆典中显著的重要地位,也就是女性作为生殖和丰裕的保护者和保存者的地位。为了实现她确保时间上永久性的功能,处女神赫斯提亚也奇怪地被描绘为母亲的角色,似乎她是潜在的生命给予者,就像她所扎根的大地一样。这样一来,女性作为生命之源、滋养家庭和土地繁荣的形象,也就形成在了家庭的中心。

因此,以这种形象,赫斯提亚与家中珍贵物件和食物的聚集联系在一起——与赫尔墨斯与流转和交换的联系相反——就像在实际上,家庭中通常的劳动分工使男性与外部的工作联系,而女性,也就是“好妻子”,则与收集、管理和保存这些外部工作所得相联系。就像韦尔南强调的那样,在不同的情况下,赫斯提亚“能够代表两种相互对立的(女性)形象中的其中一种”,或者是丰收的孕育者,像大地母亲一样,或者是在男性作为繁衍的唯一代表的理念之下,被排除在世代绵延的必要过程之外的女人。从赫斯提亚的双重视角中,我们又一次感受到了女性在公民理念中的不稳定地位。

位于家宅中心的女神的两重形象标志着父系血统、父权统治下的地生人传统与母亲的生育和繁殖之间不确定的平衡关系。再一次地,我们关于空间表达的讨论将我们带回了与之相交织的自我表达问题。 即便对赫斯提亚和赫尔墨斯这对组合的表现分析如此简短,我们也能从中看到这些形象如何有助于我们构建起雅典人形成空间概念的方法;同样形成的还有关于个人在社会中的位置的想法,而社会本身与这种想法紧密关联。内部与外部、静态与动态、开放与封闭的两极对立组织起了城邦中关于家庭的内部机制的概念,甚至也包括性别差异的观念。立在门口、坟墓、十字路口的赫尔墨斯半身像和男人们每晚都要回归的家灶,都是在城邦和家庭的秩序中划分公共与私人、男性与女性概念的物理标志。

Hestia in a Mythical Landscape

因此,在雅典人中存在着一种公私分隔的强烈意识,它对我们理解雅典人如何看待自己身为城邦公民的身份至关重要。但也正是在家庭与城邦、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交界之处,我们可以看到悲剧制度所带有的那种张力的发展。关于家庭的理想观念常常不容易与城邦的理念相契合:关于这两种理念,公与私应当是完全分开的,或者至少应当形成某种服从的等级链条,以防止利益的互相冲突;然而这两者却在许多方面互相对立。例如,民主城邦在战时对其公民的要求就与有土地的农民的利益相矛盾。

城邦付给所有军人一样的薪水,这一点暗示了每个人的劳动都是平等的——但这却可能耽误农民的劳动,尤其是在收获季节,而延长的战事总是令人生厌。甚至作战本身也可以被描述为家庭的孩子为城邦做的牺牲——这是利益冲突的可能来源之一。不像今天,经济在当时被视为属于家庭的领域,“经济利益本质上是个人的、自利的势力,它与理性的政策制定相对立,后者所考虑的只是对作为政治实体的城邦有益的事务”。在城邦世界里,遍布其中的家庭与亲属联系起到了破坏民主城邦体制的平等构架的作用。城邦理念的力量在公共场合已得到显著的证实,而这种力量同样可以在它自身与家族和家庭更加传统的纽带的对立中得到证实。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完全压抑了作为情感和社会基本单位的家庭,这种尝试可能使大多数雅典人感到吃惊,并认为其残酷而荒谬,但通过在理想城邦中试图保证公民完全的依赖和忠诚,柏拉图展现了公民理念和实践中的一种特殊张力,并试图使其得到解决。

至此,我已经讨论了城邦通过一种公民话语而实现的自我定位,尤其是通过一系列两极对立——以及交界——的关系:公与私、内与外、男性与女性,来发现雅典人如何形成公民概念和事物秩序中公民位置的概念。相比于对城邦的历史描述,我所关注的是韦尔南所说的“社会思想的结构”,或是福柯所说的“话语实践”——也就是在概念上思考和组织人在事物中的秩序的方式。这是因为,正是通过与这种法则的关系,悲剧才得以发展出其特殊的越界意识及其独特的问题视角。

……

我想在这里重新提起的是口头语言在雅典社会中非凡的强势地位: 演说不仅在政治和法律领域占主导——而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和法律领域也在城邦生活中占主导——而同样,尤其是雅典男性的私人生活也大量围绕着口头交谈。

我们已经提到过在广场或健身房通过非正式途径不断传播的闲言碎语和更加 严肃的观点,这些信息似乎组成了雅典男性闲暇生活的一个 重要部分;同样,在公民的晚宴上,通常的节目是针对一个 话题的演说竞赛——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柏拉图的对话《会饮篇》,其中讨论的主题是“爱”;另外,特别是对于上层阶 级来说,尤其在我们所讨论的古典时期的结尾,教育的一大部分便由修辞和演说训练组成。语言哲学开始得到人们 的讨论。口头语言在前五世纪雅典城邦中所扮演的宽泛 而重要的角色是不可低估的(这也意味着我们不能忽略前五 世纪的城邦中许多公共纪念建筑建设的观念重要性)。

正如我们所讨论的公民意识体系是在被叫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 城邦语言的体系中,并通过城邦语言形成的,因此语言的交 流在城邦的运作中起到了关键而广泛的作用。城邦的概念、它的秩序和组织、边界和结构,都由语言形成,这种语言统 治了城邦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实践。这样的城邦是由语言为媒 介而建立的。确实,公元前五世纪的雅典是一座言辞的城邦(city of words)。

Ruins of the Parthenon

城邦的戏剧节,或酒神节(Great Dionysia),是雅典一年中最重要的时间之一。所有事务都要停止;法庭在此期间关闭,五到六天之内,整个城市都沉浸在节日中。这是一年中主要的戏剧节日,届时雅典城会挤满游客和本邦公民,他们将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剧场中观看戏剧表演。在各种意义上它都是城邦的节日:城邦选拔剧作家并付以报酬,名人赞助歌队并以此为荣,而且竞相打造最奢侈的表演。与民主制相符合,戏剧节的评委由复杂的抽签系统选出,而对于奖赏的竞争也得到了严格的管理和积极的参与,就像雅典社会的常态。

戏剧节的观众是数量极多的雅典人和外邦人,如果关于他们传下来的奇闻是真的话,他们是一群充满激情、情绪热烈,极易被感动或感到不满的观众。有一部关于历史事件的剧作讲述了波斯人攻陷米利都(Miletus)的故事,雅典人没有阻止它上演,但它强烈地触怒了观众,以至于其作者弗律尼科斯(Phrynichus)遭到了惩罚,而这部剧则被禁演。传说有演员因为发音错误或其他轻微的疏忽而被嘘声赶下台。喜剧和散文频繁引用悲剧中一些声名狼藉的诗行,这一现象也表现了它们可能给雅典观众造成的震撼和惊诧效应——而那些关于起诉、暴动、错误裁判的故事也是观众反应的例子。

戏剧节本身也包括极为严肃的游行和献祭,还有不那么严肃的吃喝、宴会活动:“对雅典人来说,酒神节是停止劳作、纵情饮酒、吃肉、观看或参与各种仪式、游行和祭献仪式的时候,就像世界上所有这类节日都会做的那样。”不像今天的剧场,戏剧节使城邦的大多数人都参与在内——甚至包括一些妇女和儿童也能观看悲剧和喜剧,尽管一些“虔诚”的维多利亚时代学者并不同意。

古希腊剧场

因此,戏剧节确实是一个全城的节日。最能证明这一点的莫过于开场的献祭和表演正式开始之间展示雅典权威的庆典环节。在悲剧开演前,首先要当着所有观众宣读因履行城邦义务而被授予特殊荣誉桂冠的公民的名字。在如此众多的公民面前被表彰是一种至高的荣耀。之后进行的是将从雅典帝国的各个附属国收集而来的贡品按照“塔兰同”(talents)划分——这是一个称量大量金子的单位——然后将它们庄严地堆放在剧场内圆形舞台(orchesfra)的位置。

雅典跨国界势力的重要性由此展现在全城公民和游客面前。接下来是雅典的孤儿,他们的父亲在战斗中牺牲,他们由城邦提供教育,现在长大成人,在舞台上穿着重装步兵的盔甲游行。会有一位传令官发表演说,提到城邦为这些孩子们所做的事,并宣布他们已从城邦的直接管束中脱离出来,将要接受普通公民的地位和义务。它展现了公民理念中关于军事的一面,包括公民们过去为城邦牺牲的精神和将来这些长大成人的年轻人加入军人行列的行动;它展现了城邦作为教育者和抚养者的角色,就好像城邦本身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代替了他们战死沙场的父亲;它展现了个人服从于城邦的理念,尤其在他们报答城邦的养育和教育之恩的意义上——同样,就好像城邦是他们的父母;它还展现了公民身份为全城所承认的意识——这些孩子作为成人、男性和重装步兵,以公民的身份出现在人们面前,接受与这一身份相关联的公民责任。

也许,这一仪式比其他任何环节都更能将公民意识体系展现在全体公民和游客面前。在戏剧开始前,城邦的重大庆典首先展现和确证了民主制的强大和雅典的公民意识体系。   

在这样的序幕之后,随之上演的戏剧的性质可能会有些令人惊讶。即便是在常常被看作全心支持公民意识体系的《俄瑞斯忒亚》中,我们也已经看出了交流的不稳定性(在这样一个言辞的城邦中)以及对正义概念的疑问(在这样一座以法律的创新和民主的正义为荣的城邦中)。紧接着展示城邦力量的开场仪式,悲剧探索的便是公民意识体系中内在的问题。它描绘了一种信仰危机,这种危机不但属于掌权者,也属于这一权力等级所依托的系统和关系本身。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所质疑的不仅是独裁者的权力,也是骄傲和野心、对知识、确定性、控制力的探求——这些特性都与公元前五世纪的理性主义理想相关。同样,在索福克勒斯的《埃阿斯》里,受到质疑的不仅是这位英雄本身的特质,同样也是当时围绕着这位英雄的死而产生的种种琐碎的争论。 确实,悲剧制度似乎正是从民主城邦产生之时开始繁荣的。

城邦本身经历了社会变迁和种种张力: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之间、旧的传统与新的政治秩序所产生的新要求之间的张力;与此同时,城邦中产生的悲剧也展现了这套发展着的公民语言中的词汇、问题和力量的斗争。悲剧的繁荣、悲剧的推动力,都依赖于城邦话语的艰难发展。 因此,无论酒神节的来源是什么,它都在民主制的雅典充当重要的角色。在全体公民面前,城邦话语经受着悲剧的尖锐批评,其中的分裂和张力被进一步探索。

紧接着悲剧,萨提尔剧(the satyr play)的出现立即满足了对诙谐和粗俗表演的需求,并为下午的喜剧表演揭开序幕。在幽默中,城邦同样超越了自身的限度。尽管悲剧和喜剧都包含有酒神节的自由,喜剧的规则似乎比悲剧有更低的安全底线。相比于悲剧中混乱和死亡、错误和失序的结局,喜剧中的反转和颠倒更倾向于展现酒神世界的另一面:吃喝和自由的性行为——寻求欢乐,满足欲望。

但正是狄俄尼索斯的两种面相组成了这一个节日:悲剧与喜剧所产生的、从悲剧到喜剧的过渡中出现的所有这些张力和模糊性,都处于一个神的庇护之下,他掌管幻觉与变化,矛盾与模糊,释放与僭越。不同于伯里克利的阵亡将士葬礼演说这类重要片段中体现出来的公民修辞,酒神节,也就是城邦中狄俄尼索斯的节日,提供了全方位的狄俄尼索斯式的越界,从充满智慧和情感的、带有危险性的悲剧,通过反讽而微妙的疑问,直到猥亵、粗俗而喧闹的喜剧。戏剧节展现的不仅是一种伟大文学形式的力量和深度,更是这样一个非凡的过程:发展中的雅典城冒着风险,将自己发展中的语言和思想结构交予一位神明支配——面带微笑却又危险的狄俄尼索斯。

节选自：《阅读希腊悲剧》（ [英]西蒙·戈德希尔 著 三联书店2020-2）“第3章 言辞的城邦”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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