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这场灾难的第一个病例出现在中国东北的边境市镇满洲里。病人不久前食用过猎捕的旱獭，死亡时全身皮肤呈紫红色，极为可怖。疫情出现后，惊恐不安的人们沿着铁路、公路四散而逃，这场20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鼠疫就此爆发。

历史上的中国，曾经疫病频发。据不完全统计，秦汉至清，疫灾发生254次，其中，秦汉至南北朝 47 次，隋唐五代17次，宋元明清190次。从疫疾流行规律分析，东汉末年至南北朝前期，呈现出第一个高潮，元明清时期，疫病流行达到中国历史上的顶峰，疫病的爆发达到令人瞠目的地步。

到了近代，我国各地仍然疫情不断，北到内蒙古、东北，南到福建、云南、广西等地均有覆盖。20 世纪，中国乃至世界上最大一次鼠疫爆发于 1910~1911 年间的中国东北，先后波及 69 个县市，死亡人数至少 6 万。

灾难的源头乃是人类的贪欲

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是一种与动物生态循环有关的野生动物病。东北的这场鼠疫也不例外，它源于旱獭——一种啮齿类小动物，主要生活于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和中国东北，穴居于干燥寒冷的草甸中。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

旱獭，啮齿目松鼠科，常被称为土拨鼠

以往，有经验的猎人都能分辨出染疫的旱獭，绝不会轻易将其作为猎物带回。但到 20 世纪初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时，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的加工，其成色堪与貂皮媲美，旱獭皮一时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宠儿，市场需求激增，价值也随之猛涨。

1910年，每张旱獭皮的售价比之1907年猛涨了 6 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 1907 年的 70 万张增加到 250 万张。于是，大量的劳工北上闯关东，很多人毫无经验地匆匆加入猎獭队伍中，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连染疫的旱獭也不放过，甚至将剥皮后的旱獭煮食充饥。

1910年，东北鼠疫隔离区

当人类的活动涉及鼠疫自然疫源地时，就有被疫蚤叮咬和患疫的可能，鼠间鼠疫就会向人间扩散，演化为人间鼠疫。人们在对旱獭皮毛带来的利润追逐的同时也就进入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从而引发了疫症的爆发。

雪上加霜的是，这些闯关东的苦力往往寄宿于简陋的客栈，在冰天雪地中门窗紧闭，几十个人拥挤于一张大炕上，聊天、吃饭、睡觉都于此完成。1910年10月12日，边境市镇满洲里发现了第一个病例。病人不久前食用过猎捕的旱獭，回到客栈后没几天便咯血而亡。

鼠疫在满洲里出现后，惊恐不安的人们沿着铁路、公路四散而逃，疫情也随之扩散。结果，10月27日，哈尔滨出现疫情；10月31日，蔓延至长春；1911年1月2日，奉天（沈阳）发现了第一例死于鼠疫的患者。

一度成为疫情重灾区的哈尔滨傅家甸

疫情发生后，东三省原有的疾病控制体系几近失控，中医应对的手段不过放血和针灸，但最后的结果往往是医患同归而尽。一旦染上鼠疫，病人先是开始发烧、咳嗽，过不了几天便吐血而亡，死后皮肤呈紫红色。哈尔滨的傅家甸地区（当地居民二万四千人）发现此项疫症后，地方官厅将病人送到市内公共澡堂改造的医院中隔离，但除了规定死亡后酌情给予埋葬费外，并无具体的防治办法。如此一来，疫情难以得到控制，死亡人数日以百计，而且有向南蔓延的趋势。

伍连德等前往东北协助控制疫情

1910年末，东三省总督锡良上书清政府，请求派专业人员前往东北协助控制疫情。清政府委派施肇基为治疫大臣。施肇基曾任滨江道尹，了解地方情形，也有丰富的同外国人打交道的经验。12 月下旬，著名西医伍连德接到这位新任治疫大臣的来电，约他进京商议要事。进京后，他才知道东北哈尔滨发生“剧烈性瘟疫”，死亡人数日日攀升，且已开始向全国各地蔓延。政府决定派细菌学家前往疫区调查，研究防治办法。伍连德认为这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遂“毅然允诺”。

伍连德

1910 年12 月24日，伍连德与助手陈家瑞抵达哈尔滨，这时距离瘟疫爆发已经过了六周。中国公共疾病控制体系的脆弱和疫情的快速蔓延令人触目惊心。12 月 27 日，伍连德在得到一具罹疫新故女尸后，立即与助手解剖尸体，并用高度显微镜观察标本切片，由此发现了疫菌形状，证明了此次流行瘟疫乃是病菌引起的肺炎疫。

鼠疫临时实验室

检验结果出来后，伍连德立即建议政府：

“严格检查中东铁路乘客；隔离染疫病家；征调大批医师，从事防疫工作；筹备的款，作为防疫之用；注意京奉铁路沿线公共卫生；知照日本南满铁路当局合作。”

至 1911年1月19日，郑孝胥从东北赴北京时，即被要求在山海关停留五日，进行医学观察。

被临时隔离的人们

当时，日本和俄国在东北各有势力范围。疫情初起，中日俄三国的防疫体系各自为政，并无合作，而清政府“政事素以姑息为主义，其知识、手段万不足以施行防疫之政”，随着疫情的迅速蔓延，日俄两国隔离政策的出台，清政府中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唯有和日俄两国摒除猜嫌，同心协力，才能尽快消灭疫毒。东北地方政府“即请民政、交涉二司”共商与日俄协同防疫的对策，并由郑孝胥拟订 《 防疫急策 》 ，而这时己经是1911年1月中旬。

封锁铁路大桥驻守检验之中俄医官及兵役

当时，清政府视东北的瘟疫为欧洲的黑死病，而在华的各国公使团也对中国政府频施压力，中国政府更加重视。时任教于天津北洋医学堂的法籍医生梅思耐自告奋勇赴哈尔滨考察疫情，梅氏自恃年龄资历都高于伍连德，拒绝与伍氏合作，在检查病人时也不戴口罩，结果竟然在抵达哈尔滨还不到一周时，便染疫身亡。随后苏格兰籍的杰克森医生和福建籍的陈医生相继染疫殉职。伍连德当机立断，召集在哈的中外医生五六十人，决定下列办法：

（一）将傅家甸分为四区，各区置主任医师一人，助手二人，卫生勤务十八名，警察二十六名，从事逐户检查，实施隔离办法；

（二）由长春征调步兵一千一百六十名，管制交通，稽查人口出入，

（三）训练卫生警察六百名，协助防疫工作；

（四）四区居民，佩带符号，如须往来他区，须请路条；军警行动，同受管制。

滨江防疫疑似医院

为了有效阻截人们交流时候的呼吸和飞沫传播，特别是使医疗人员在与患者接触过程中免受病菌的感染，伍连德用纱布创制了特殊加厚的口罩。事实证明，他设计的口罩有效隔绝了病菌感染，人们后来把这种口罩称为“伍氏口罩”。

疫情严重时，傅家甸一地每天死亡人数在 40 至 80 人之间，最多一天竟达183人之多。因此，埋葬死尸大成问题。政府原先所定措施，是将尸体棺敛后，埋葬在郊外。但很快棺木就不敷所用，“只得将尸体浮厝”。东北进入隆冬之后，地面冰冻，掘地困难，结果尸横遍地，“排列几里许，尸身有冻缩成一团者，现象极为难看”。

伍连德意识到这些尸体如果得不到彻底处理的话，一旦天暖雪化，将会造成来年春天鼠疫更大规模的流行。1911年1月30日，伍连德在征得清政府的同意后，雇用200多名夫役，将二千余具尸体浇上煤油，实行火化，再将骨灰埋入土坑中。“此实中国政府允准的首次集团火葬”。此后，俄国人主持的防疫处也仿照伍连德的办法，在道里区火化尸体1466具，长春也火葬了尸体 4643 具。

疫情防控期间的中俄医疗人员

这次集体火葬对于控制东北的疫情意义重大，但在普通百姓心目中不免投下阴影，为了冲淡人群中的恐慌与悲观情绪，伍连德要求百姓在元旦时于屋内燃放爆竹，以迓新岁。这一做法意在使鞭炮爆炸后散发的硫磺气味对屋舍消毒杀菌。巧的是，由此开始哈尔滨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

从 1 月底起，傅家甸的疫情得到了有效控制，死亡人数日渐下降，到3月1日，便完全停止增加。其他地区，到了4月底，也基本肃清。

根据 《 一九一一年四月奉天万国防疫会议报告 》 和伍连德编写、国联出版的 《 肺炎疫论 》的统计，此次瘟疫死亡人数计为52,462人，其中黑龙江省15,295 人，吉林省27,476人，奉天省5,259人，旅顺大连 76 人，京奉铁路沿线1,693人，京汉铁路沿线173人，津浦铁路沿线 928 人，山东省1,562人。如果加上其他未及统计的人数可能达到60,000之多。

1911年4月在奉天召开的“万国防疫会议”报告

疫情推动中国近代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

国际上把对鼠疫等传染病的防治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欧洲的“第一次卫生革命”发生于 18 世纪。欧洲各国经历了“黑死病”的惨痛教训后，积极加强基础卫生设施的建设，如上下水道的改进，城市垃圾的处理，普遍开展杀虫和消毒工作，使鼠疫等一度严重危害人类生命的传染疾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可以说是“第一次卫生革命”的成功。而20世纪初的这场抗疫斗争也在中国引发了一场“卫生的革命”。这次瘟疫控制后，清政府决定于 4 月 3日在奉天（沈阳）召开“万国防疫会议”。

大会由施肇基出面筹备，以伍连德博士为会长，邀请各国专家，来华讨论疫情扑灭办法。中、英、美、德、法、意、奥匈、荷、墨、日、俄等十一国均派代表参加，其中中国代表 9 人，由伍连德率领。在大会开幕前，伍氏被推为大会主席。与会代表被分为六部，分别研讨病理、解剖、细菌、流行病、历史和治疗等方面的内容。

奉天“万国防疫会议”会场

根据中国医官全绍卿在大会上报告其在哈尔滨、满洲里等处的调查结果，旱獭则在这次会议上被公认为传疫之源。外国专家更指出，“此次疫线，一为铁路沿线，二为大道沿线，三为轮船航路所达之地”，而河流两岸则因为结冰断航，得以幸免。

因为该次疫情爆发之时，恰逢岁末，在关外的数万名劳工纷纷返乡，疫病也就沿着交通线随之扩散到关内，其中较严重的正是“闯关东”的劳工人数最多的山东、直隶两地。如天津疫情爆发就是由一名染疫商人由哈尔滨返津，未及时隔离，而至大范围传染。而“上海一埠，为交通最繁之区，而此次竟未传染，实由预防之效”。

当时的上海公共租界防范鼠疫几乎草木皆兵，甚至牵连不少无辜华人。租界当局令西医四处查验，一旦遇到脸色发黄面带病容者，一律认为是感染疫症，强迫他们进入西方人所设的医院治疗。一时间，居民惊恐不安，更有流氓无赖趁机滋事，冒充西医验疫，“擅入民宅，拘捉平人”，华人居民“咸相率迁入南市居住，其籍隶宁波者，咸携眷回籍。”

《申报》关于“查验鼠疫”的报道

民怨沸腾，工部局只得召开专门会议讨论此事，不再将一切“面黄而带病容者”，均认为染疫，而且检查时应由华人医院医生出面，并有女医生参加，以免惊吓家中女眷，并且只能在认为发生了“鼠疫之地左近区域检查，其余各处均不调查”，并限期一月内查清。工部局当时采取的一些做法，自然包含对中国人和中国式生活习惯的歧视，但他们这些严苛的措施，的确有效阻断了疫情在上海的传播。

《申报》——中西绅董议决检疫事宜之捷报

“万国防疫会议”结束后，清政府授予伍连德“军医协参领”官阶，并加委外务部医官。再由外务部指派其在哈尔滨筹设“满洲防疫事务所”，其常年经费由海关税收项下拨付。开办费 十四万海关两由东三省总督发给，计哈尔滨医院建筑费五万两，满洲里医院四万两，齐齐哈尔医院建筑费五万两，同江（吉林临江）医院二万两。而在东北地区西医的普及和近代意义的卫生防疫体系的建立，则是以这次鼠疫为代价的。

在中国，近代意义的公共卫生体系或医疗制度基本源自西方，但其发展完善的动力则产生于中国社会自身，中国正是在与鼠疫等恶性传染病的一次次斗争中积累经验、完善制度、建立机构，进而形成自己的卫生防疫体系。

当年佩戴“伍氏口罩”的中国人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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