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插画家索菲·霍林顿为《地下铁道》所绘制的版画。(世纪文景供图)
康慨
珀耳塞福涅是宙斯和农业女神得墨忒耳所生的女儿,在尼撒谷采花时遭到冥王哈德斯的绑架,从此做了地下世界的王后。珀耳塞福涅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光明的破坏者”,但希腊人常常叫她科瑞 (Kore),意为“少女”,拉丁化后成为科拉 (Cora)。
我不知道作家科尔森·怀特黑德是否本着这层意思,确定了 《地下铁道》 主人公的芳名。但如果你要写一个地下世界的少女,未必有哪个名字比科拉更合适了。
这一个科拉,生而为奴的少女科拉,第一次走进地下时,不过十五六岁的年纪,却已遭受足够多的排斥、欺压、凌辱和毒打。她目不识丁,也不知道自己确切的年龄,因为“人人都知道黑鬼没有生日”。她母亲五年前跑掉了,撇下她一人在佐治亚的种植园里继续受苦,直到她受了男奴西泽的鼓动,一同趁着夜色穿过沼泽,躲过追杀,在好心白人帮助下,搭乘为逃奴特设的地下铁道,跳板式地向着北方前进。
她真正的旅程是从小说第四章开始的。这一路上,她要么短暂拥有虚幻的自由,成为供白人消费的奇观中的一景 (南卡罗来纳);要么困于罪恶的城市心脏,透过窥视孔见证集体狂欢 (北卡罗来纳);或者被锁在移动的囚车上,在满目灰烬和瘟疫的包围下走过末日般图景 (田纳西);又或在不可能出现的世外桃源,等待着大屠杀本着历史的必然从天而降 (印第安纳)。故事结束于一个寓言般的画面,三种不同的美国人———白人,爱尔兰人,做过奴隶的黑人———驾着三辆马车,满载着极具未来色彩的工业齿轮,向西行进。
对一部单纯反映美国内战前南方黑人命运的历史小说而言,这样一段旅程或许已足够。但怀特黑德的高明之处在于,《地下铁道》 不止有空间上的三个维度,他还给了科拉旅程一个隐含的时间维度。借助于历史叠加的方式,他把近200年的美国种族史上多个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化用到了同一时代。因此它不再只是空间之旅,也是时间之旅;这也不再只是科拉一个人的逃亡,也是集体的旅程。它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达到了远超350页篇幅的厚度和力度。正像科拉坐在瓦伦丁农场的图书馆,翻阅奴隶旧史时所看到的:“他们描述了遭受奴役的种种苦难,以及日后让人毛骨悚立的逃亡过程。她认识到,他们的故事也是她自己的故事。是她早已了然于心的一切有色人的故事,是还未出生的黑人的故事,这是他们获得胜利的基石。”
读完 《地下铁道》,当你让一个个场景、一幅幅画面来一番快速闪回,会看到什么呢? 带升降机的摩天大楼,穿州过省的地下铁道,工头抽人的九尾鞭,少女防身的大斧头,公平山上的政治晚餐,种植园里的奴隶寿宴,树林里高举火把的黑夜骑士,头戴高顶礼帽的黑童车倌,披挂人耳项链的印第安探马,月台上整洁明亮的磁砖,谷仓里成千上万的镣铐,远看有大火吞噬过的黑色原野,近看是一个凶神般的猎奴者,从14岁少年一下子变成了没牙的白胡子老汉……真是疯狂。但这是典型的怀特黑德。
在他1999年小说处女作 《直觉主义者》 中,女主人公凭着超自然直觉来检测电梯,并与经验主义帮派和破坏分子做斗争,直到发现前往未来城市的秘密通道。零碎回忆和零碎现实、似是而非的真相和似非而是的谎言交错出现,天马行空跳跃式写法让很多读者心生畏惧,却让他被视为新一代的托马斯·品钦,以闪亮姿态登上美国文坛。他聪明伶俐,说话像机关枪,笔下却少见直言快语,而是常常正话反说,反话正说,字里行间处处暗含讥诮。他喜欢文字游戏,更喜欢文体游戏。
《地下铁道》 似乎融合了多种类型元素,一方面是扎扎实实建立在大量文献研究工作之上的历史小说,另一方面,它又因时空挪移而带上几分魔幻现实主义或科幻小说色彩。除了19世纪50年代的地铁工程、坏血试验和摩天大楼,还有工厂车间里的流水线,黑人乐师演奏的拉格泰姆也提前了至少50年。
小说有流浪汉小说的外观,又可见教育小说的成长轨迹。怀特黑德透过底层人物的眼睛去看复杂而丑恶的世界,却绝不让她同流合污。他尽一切可能地拔攫她,让她去看,去听,去读,展开必要的自我教育,由此赋予她思想的能力,让她不仅凭着身上的伤疤做当然的受害者,更要在这一层身份之外,通过自己的见闻和叙述,成为一个见证者。科拉从轻信走向怀疑,但她并不怀疑自己,因此从没有失掉行动或立即行动的能力。她不是深宫里的王子,她时时刻刻要面对生死抉择。她用斧头捣毁壮男的狗屋,用石头砸死扑到她身上的猎猪少年,与身高两米的猎奴者展开殊死搏斗。这一点,哈姆雷特面对着克劳狄斯做不到,冉阿让面对着沙威做不到,书中瞻前顾后的马丁站长和蓝莲花般纯洁的废奴主义演讲家蓝德也做不到,但科拉做到了。因为除了行动的决心,她再没有别的资源。
《地下铁道》 去年8月在美国出版,迄今为止,在一片简直让人疲劳的赞扬声中,朱利安·卢卡斯和布丽特·本内特所写的两篇长文颇具深度。卢卡斯尝试分析《地下铁道》独特写法的传承,在他看来,科拉“西西弗斯式的逃亡旅程”对不同时代的叠加,让人想起奥克塔维娅·巴特勒1979年经典之作 《宗族》 中的时空旅行。但更接近怀特黑德对内战前美国历史出轨式叙述的,是伊什梅尔·里德1976年的《飞往加拿大》,书中将奴隶制历史和建国200周年时的美国结合在了一起,里德本人称之为“新奴隶叙事”。
本内特则着重谈了托妮·莫里森对传统奴隶叙事的突破和怀特黑德对莫里森的扬弃。1987年莫里森呼吁当代作家“撕掉面纱”,不要为了让白人读者心安理得而加以掩盖,必须强迫读者直面奴隶制度暴力的一面。在同年出版的小说《宠儿》 里,莫里森正是这样做的。“两个男孩在一个女黑鬼脚下的锯末和尘土里流血,女黑鬼用一只手将一个血淋淋的孩子搂在胸前,另一只手抓着一个婴儿的脚跟。”主人公塞丝断送了女儿性命,因为她想不出其他方式给女儿自由。在《宠儿》 里,谁也不准把目光挪开。
但《地下铁道》 的力量,在于它的声音多变而冷漠,沿袭了一种整洁的19世纪语体,将人带回内战前的美国文学。本内特写道:“像 《宠儿》 一样,《地下铁道》 描写了强烈暴力,但不像莫里森,怀特黑德经常拉下面纱。”但你作为读者就在现场,怀特黑德迫使你填补其间画面,效果不仅不减,反而可能带来更为痛彻的感受。
(作者为 《地下铁道》 一书中文版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