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洛德·西蒙手绘的弗兰德公路行军路线

在读到法国作家克洛德·西蒙（1913-2005）的《弗兰德公路》之前，《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中弹仰望“高邈的天空”这一段是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文学中的战争书写。不仅仅是其惨烈的暴力和荒诞，更是因为那短短的一瞬改变了人物的成长轨迹：曾经向往功勋的安德烈·保尔康斯基公爵看着天上的流云，突然意识到了万事皆空。“咔”地一下，仿佛就如德勒兹所说，“时间脱离了它的铰链”。同样的断裂声响彻《弗兰德公路》。这部讲述1940年法军在法比边境的弗兰德地区遭遇德国装甲师重创的战争小说实际上讲述的是主人公所经历的从懵懂天真到幻想破灭直至幡然醒悟的过程。当然，这也是西蒙自己的故事，他的人生就在1940年5月16日的春光灿烂中，在那条因为不知道如何称呼所以只得称作“弗兰德公路”的乡间小道上被改写。

西蒙生于1913年，算是半个贵族子弟，其母家先人让-皮埃尔·拉孔布·圣米歇尔曾官至拿破仑麾下远征西班牙的大将军。他幼失怙恃，父亲在他不满周岁之时在一战中阵亡，母亲在他十二岁时患癌去世。作为孤儿，西蒙自小在家族中备受怜爱，从小衣食无忧。也因此，他的身上具有那种富家子弟所特有的对于一切事物天真而平和的好奇心。战前，他在著名画家安德烈·洛特的工作室学习立体主义绘画，同时尝试摄影并开始了文学创作。1936年，他空怀着一腔单纯的理想，前往巴塞罗那想要见识一下伟大的西班牙革命。1937年，他又怀着对苏联革命的好奇心跑去莫斯科和敖德萨游历了一番。总的来说，就像他在《刺槐树》中说的，他继承了这个家族“无所事事”的“特性”。然而，世界局势的走向令他慢慢地接近了那个命运的最终转折点。

1939年8月27日，西蒙应征入伍，成为了一名骑兵下士。五天后，二战爆发。接到征兵通知的这一天正好是父亲的忌日，他觉得这是命运在向他敲门，此去必死无疑！想必，他也如《刺槐树》中奔赴战场而去的主人公那样，在北上的火车里听着轰隆隆的大地的震颤，回想起自己二十六年光阴虚度，发出声声感叹：“天哪，天哪！我们那时多么年轻！”而现在，他要去死了。

根据学者艾博哈德·格吕贝的详细考究，西蒙所在的部队受命参加“迪尔计划”。按照该计划，一旦比利时的中立地位被破坏，法军就集中兵力以最快的速度赶往预定区域（那慕尔-色当西部），同时将一部分兵力调往比利时默兹地区东部以便拖住德军的火力，确保大部队能有时间到达部署地点。这项战略顺利实施的前提是阿尔登地区必须能顶住敌军的装甲大部队，并且德国人无法跨越默兹河。它同时决定了作为前锋的部队军种是一部分机械化部队和大量的骑兵部队，也决定了将要展开的军事步骤。然而，事实和法国人的预想大相径庭。德国人并没有重复一战中曾使用的“施里芬计划”先攻占比利时，而是在1940年5月出其不意集中火力直取比利时城市那慕尔以南的法国色当。法军对此毫无防备。然后，西蒙在一次访谈里形容道，就像“房梁倒塌后压在胶合板上”一样，德国人的飞机和装甲车彻底破坏了法国人的军事战略，造成了法军自1870年阿金库尔和色当战役之后最惨重的失利。

从西蒙个人的角度来说，他与这一段历史的交汇是这样的：5月10日，为了抵御德军在比利时方向的进攻，西蒙所在的龙骑兵第三十一团随第九军第四轻骑师北上与德军交战；次日，第三十一团骑马渡过默兹河，但在德军装甲师和战斗机的攻击下节节败退；5月16日，第三十一团遭遇埋伏，几乎全军覆没，西蒙侥幸逃生并试图找回大部队；他在路边遇到了第三十一团的雷上校、第八团的古尼上校和三名士兵，并跟随他们走上了那条死亡的乡间小道；数小时后，他目睹了雷上校被德军狙击手击毙；次日，西蒙被俘。

从出征到被俘，前后不过短短八天，就好像一阵电光火石之后，骑兵连不复存在，昔日的战友，日夜相守的战马，一切都灰飞烟灭，西蒙的战争生涯也仓促地结束了。整整七天中，他没有发射过一颗子弹，不是贪生怕死，而是在飞机、大炮、装甲车和机关枪组成的敌方对骑兵部队实力悬殊的碾压下，他们就像猎场上的野兔，只有仓皇逃命的份儿。随后，西蒙被送往位于勃兰登堡南部米尔贝格的战俘集中营，经历了饥寒交迫和劳役繁重的五个月后，于同年10月被转移到法国朗德省的战俘营，并于10月27日成功越狱，返回母亲的故乡法国南部自由区的佩皮尼昂隐居。自此，如他在《刺槐树》中所说，“某种看不见的墙，某种无法弥合的断裂”横亘在记忆和现实之间，纯真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回到法国的西蒙经历了长时间的低落。1940年5月16日的这场血腥的战役（或者屠杀）日日夜夜在他的心头萦绕，而原本自认为有去无回的他竟然侥幸逃生，心里升起一种弗洛伊德意义上的隐隐的自我谴责。他试图弄明白自己在这场战争中的经历，但作为一名普通士兵，这大于人类意志的一切又怎么搞得清？他想要书写这段经历，可是怎么书写呢？书写意味着一种秩序的重建，而他所经历的这一切却毫无秩序可言……在不可言说的大写的历史面前，作家失语了，文学陷入了悖论。

1941年，西蒙完成了在战前就开始的处女作《作弊者》，但那还不是他所想要的风格。据他自己后来所说，那还只是一种亦步亦趋的对于传统文学的模仿。如何去呈现那段战争的记忆呢？这个问题在他心中横亘了近二十年。直到五十年代末写完《草》之后，西蒙在午夜出版社社长杰罗姆·林东的陪伴下去往埃特雷塔。车行半路，来到一个公路转弯处，满目翠绿的枝叶扑面而来：就在那个时候“整部小说一下子出现在我脑海中”，后来他向《快报》记者这样说道。接着，他又花了一年多时间摸索出一种写作方法，用同时性的方式将一切回忆铺陈在小说之中；也就是说，用一本小说去再现脑海中包罗万象的一个瞬间。

他做到了，那就是《弗兰德公路》：骑兵队长挥舞大刀，中弹后如熔化的铅兵一般直挺挺倒下的画面成为了整部小说的母体，在小说中回环往复，是主人公挥之不去的梦魇；这一中心画面引发了各种战前、战时和战后的回忆，以及回忆中嵌套的回忆，各色片段互相穿插，鱼贯而现。创作时，西蒙先写下一些碎片式的片段，再串成一个提纲，并将不同的主题和人物用不同的颜色加以标注。然后，他以画家的眼光，将不同的色块随意调配，看看哪里还缺一点红色，哪里还缺一点绿色……最终，弗兰德公路的故事以其原始的无序和混乱的状态展现在读者面前。初读的读者会觉得难以适从，因为它与传统的遵循时间顺序和因果链条的小说大相径庭。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谁在说话，谁在回忆，究竟哪是事实，哪是猜测，哪里又是纯粹的臆想。但所有的一切又是如此流畅，如音乐般倾泻而出，如颜料般色彩缤纷，读者可以从随意的一页翻开，也可以在下一次阅读时再随意翻开另一页，因为它遵循的是意识流的秩序，是文字相互吸引和耦合的秩序，是诗与画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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