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再耕先生1992年第二次访问德国，在莱茵河边

去年12月6日上午10点多，我接到父亲电话，他说：“你三伯走了，你要打电话给堂姐家，吊唁一下。”我有些不相信，脱口而出：“您怎么知道的？”因为87岁高龄的三伯住郑州市堂姐家，而老爸在福建仙游老家，怎么知道三伯去世的事？他说是我弟弟告诉他的。我赶紧打电话给堂姐，才知道三伯是前一天下午因肺炎严重引起呼吸衰竭而去世的……

我爷爷奶奶共生育十一个子女，四女七男，1935年出生的三伯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五，在兄弟中排行第三。他1954年考上大学后，就一直在北方学习和工作，至1982年才第一次回家探亲，时隔28年，真正是少小离家老大回。因此，他在我眼里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

从我记事起，奶奶就经常在我面前念叨三伯什么时候才能回家，言语里既有思念，也有嗔怪，听得出来奶奶对三伯较宠爱。据奶奶讲，三伯小时候很调皮，但会读书，是学霸，中小学多次跳级，得以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政治运动来临前顺利考入大学，而他的弟弟们则没有那么幸运，因身份问题，未能步入大学校门。三伯不仅学习好，还早恋，在高中时就谈恋爱，对象是他同班女同学，但并不影响他们的学习，双双考上大学，一个天津大学，一个厦门大学，并结为终身伴侣。对此，奶奶很得意，无须像对其他儿子一样，要为他们的婚事发愁……

青年李再耕

奶奶不时地反复讲述，三伯的形象便深深地刻在我小小的脑子里：他是个聪明伶俐、善于学习、不需要父母操心的孩子。但三伯学什么专业、从事什么工作，奶奶则讲不清，因此，我从小就对三伯很好奇：他长什么样子，长年在外地怎么生活的，不想家吗？

1982年暑假，我小学刚毕业，奶奶望眼欲穿的三伯终于举家回乡探亲。这是我们家族的一件大事，奶奶很兴奋，事先通知散居省内各地的其他子女拖家带口回来团聚。那个盛大的场面我现在没有多少印象，只记得三伯带相机回来，拍了很多照片，其中有不少是我们小孩的。我们当时在农村，没怎么拍过照片，还是很惊奇的。三伯很不容易回来一趟，轮不到我跟他交谈。我记得近距离的一次，是他问我村里哪里可以上厕所。他个子中等，长相清隽儒雅，文质彬彬，完全看不出有过淘气的样子。我觉得六叔与他长得相像，他俩的气质胜过其他兄弟。不知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看法，至今还是没有改变，但母亲等却说三伯与六叔长得并不像，可能是刻板印象造成的。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三伯。因为老家住宿、卫生条件不好，三伯后来只又回来一次，那次我正上大学，没见着他。不过我在学习和工作期间，先后与他见面三次，大概是我们小辈中与他接触次数较多的人之一吧。

1991年大三时，系里组织我们年级社会考察，有北京和洛阳、西安两条线路，因为三伯在洛阳，我选择了后者。到洛阳后，趁自由活动时我去了趟伯父家，他和堂姐夫妇都上班，伯母和小外孙在家。伯父的小外孙三四岁左右，我陪他看图画书，我要走时，他有些舍不得，对我说会想我的，让我非常感动，心想城市里的小孩就是不一样，小小年纪就有礼貌，很暖心。

1996年暑假，三伯到武汉钢铁厂出差，当时我刚在华中师大工作一年，他特地到我宿舍看我，见我家徒四壁，非常简陋，也没有电器，就给了我一些钱，让我去买个收音机听听，增加娱乐活动；又指着我所睡的学校配置的棕床说，这床高低不平，长期这么睡会影响脊椎的，赶紧去换一个。从这些小事可以看出，三伯不是一个只会搞研究的书呆子，他很细心，也很会生活。

第四次见三伯是第二年暑假，我自己带华中师大历史系本科生社会考察，有两条路线，一条是庐山、红安，另一条是洛阳、西安。我选择后者，并抽空去伯父家一趟。因为白天有事，我傍晚过去，他和伯母已吃过晚饭，请我在家附近的小饭馆吃饭。

八十岁时的李再耕先生

我跟三伯见了四次面，时间都很短暂，连最近的一次都已经有20多年了，因此聊些什么都忘了，但肯定只是家常话。因为他温润如玉，一副谦谦君子的模样，我虽然与他不熟，但并不怵他。在我眼里，他就是慈祥、亲切的伯父而已，不是什么大科学家，每次与他见面，我都没什么拘束。那时我还很年轻，胸无大志，明明知道三伯很有学术造诣，但从没有向他讨教治学之道，而他也不好为人师，对我指手画脚，更不在我面前谈他事业上的成就。可他会向自己的兄弟透露，我是陆陆续续从大伯、父亲那里听到他会多种外语、当选河南省人大代表、去国外讲学以及评上教授等零星信息。他让兄弟们自豪的另一件事是他与我曾祖父李霞同时被列入仙游地方志的现代名人录里。这本仙游地方志名为“仙游古今”，1986年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父亲曾特地找来一本给我看，上面是这么写三伯的：

李再耕，男，冶金部洛阳耐火材料研究所高级工程师……一九五六年秋在天津大学化工系毕业后，由国家统一分配到北京，在冶金工业部钢铁研究院工作。一九六六年随钢铁研究院耐火材料研究室迁到河南。李再耕三十年来一直从事耐火材料研究工作，取得了不少科研成果，其中有“连续渡锭中间盛钢桷用镁铬质涂料的研制”“钢纤维增强耐火浇注料的研制”“高硅铝酸钙水泥的研究”“喷射冶金用整体喷枪的研制”等，曾分别获得国家科委颁发的发明奖、冶金工业部、河南省颁发的重大科技成果奖。……此外，他还先后在《钢铁》《耐火材料》等杂志上发表过二十多篇论文，并在《国外耐火材料》《国外轻金属》等杂志上发表过不少译文和综合性文章。

我想这应该是三伯提供的，可能也是他自己写的，业绩不凡，贡献卓著。但我们促膝而谈时他从不向我夸耀，我亦未主动恭维，我们不谈各自专业，就是普通伯侄之间的日常对话。三伯喜静，我也不愿多打扰他，跟他的往来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式的，并不密切。除了上述几次见面外，大概也有过几次通信和电话联系，但都是琐事。其中一次，他听说我留上海工作，很是高兴，说他的几个侄儿在北京、上海、福州、厦门等地工作，很多大城市有亲戚，他去这些地方不愁没人接待。又说他在华东理工大学任兼职教授，有机会去上海，届时跟我联系云云。

我在华东师大读研究生时，堂姐夫到上海外国语大学参加国家留学基金委的留学培训，紧张的学习之余，他找我出去玩一次，见我穿得寒酸，特地给我买了一件夹克衫。这件衣服很合身，我穿了很多年。堂姐夫还对我说“你三伯很有钱，可以找他要”。我不知他的话是玩笑还是认真，但从未动过这个念头。在我们老家，有公职叫“吃工作”，就是有钱人。三伯和二伯都很孝顺，工作后每个月都会寄钱给奶奶，奶奶是我们村里唯一每个月至少有两张汇款单的老人。她也认为三伯有钱，有时会跟我抱怨三伯等儿子不拿钱回来盖房子。村里别人盖新房，奶奶的儿子们基本“吃工作”，却没能盖新房，她觉得很没面子。

在三伯工作的年代，酒香不怕巷子深，不流行出镜率和刷存在感，我没有看到有关三伯的宣传和自我宣传，也从未去了解，我对他的认知一直停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仙游古今》的层面。三伯去世后，据堂姐说，引起他那个行业的震动，一天之内就收到来自国内外的挽联上百副。12月7日追悼会当天，尽管新冠疫情在国内多地散发，但做好防护、坚持前来送行的有七八十人，单位、同事和朋友对他好评有加……堂姐在追悼会致词中说：“我心中的父亲，是一个有衣着品位，每天一杯咖啡，喜欢听音乐、品美食，一生订阅《参考消息》的人。”这也是我不知道的三伯日常生活的另一面，验证了我对他的第一印象，他是非常传统的知识分子，勤勉踏实，内外兼修，知行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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