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五月上旬,妹妹杜颖病危——肺栓塞、心肌梗塞、多脏器衰竭。医院发下“病危”通知后,她即被送进重症监护室。入夜,我守坐在华东医院候诊室的长排木椅上,漫漫长夜,思绪万千。
上世纪上半叶祖国危亡的年代,爸爸立志以实业救国,创办窑业公司,用国产瓷击退了东北日本瓷的经济侵略。日军下密令:“缉杀反日巨头杜重远”。虽身遇险境,但爸妈放弃了宋庆龄先生推荐他们去美国工作的机遇,听从周恩来副主席的建议,毅然飞往新疆,投身建设抗日大后方的队伍。抵疆后,爸爸做出了成绩,却遭到当地军阀盛世才的猜忌。谁也不曾料到,爸爸“不死于强寇,而死于国贼”。盛世才灭绝人性,连尚是幼、婴儿的我们都不放过,将我们关进当地开放性结核病房两月余,以病菌杀害我们,达到他斩草除根的目的,令我们全家缠陷恶疾,终身“剜割痛苦,守候无望”。
晨光熹微,啼鸟凄凉。那天上午,我去参加上海长宁区委隆重纪念爸爸120周年诞辰油画及文物瓷器双展会,眼前的一切令我精神一振:展厅就设在愚园路历史名人墙隔壁,街沿花木扶疏,“名人墙”上悬挂着一幅幅油画,追述着爸爸拥党—爱国—救亡—慷慨赴死的历史悲情,使参观者忆起“八一三”不堪回首的画面:日军大轰炸,上海南站,一片血海,满地焦尸,婴儿独坐,绝望哭泣……现场人头涌动,观者川流不息,感叹不已。这个展览极为成功,复旦大学、宋庆龄陵园、交通大学、松江大学城也纷纷接棒邀约延展。一个月后,从复旦大学布置精美的展厅出来,返回医院的路上,我感到初夏的惠风有力地托住了我,仿佛看到云端爸妈的微笑……
1946年春,妈妈护携幼小病中的我们从新疆回到上海 (注:杜重远和侯御之在新疆育有女儿杜毅、儿子杜任,杜颖是遗腹女),住进爸妈当年的婚房——霞飞路1881号(在今淮海中路)一座地中海式老宅。妈妈独上西楼,我们姐弟妹卧病小床,偌大的后花园,果树蓊郁,静悄悄。然而,这份病中安静,也被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来沪抢房而打破。庞然如山的“将军”带兵进驻爸妈老宅。他的理由:妈妈没有房产证,而这幢老宅被日寇占领过,他有权没收敌产。妈妈据实反驳:此幢楼房与花园是1932年宋子文建议爸爸买下与宋家为邻的。30年代末,爸妈远去边疆,日军入侵上海,霸住此房,房产证等均被倭寇烧毁。对方说理不过,羞恼成怒,命手下士兵将我家的一些家什、细软,用卡车送往沪上“行政院”(宋已不在上海)。妈妈和我们被他强制赶出家门。妈妈抱着小妹妹,我牵着小弟弟,姐弟二人还穿着拖鞋,登上老宅家门斜对面的有轨电车, “叮叮当、叮叮当”驶向十六铺终点站,再从十六铺返回霞飞路(现武康大楼)终点站。一家孤、小,一夜蜷缩车厢,流落街头。小弟弟、小妹妹都已睡熟。我开始还好奇观看有霓虹灯闪烁的夜景,后来感到肚饥,乏困,而进入了有“叮叮当”车声的梦乡。第二天,《大美晚报》刊出“杜重远身后凄凉……”的报道。】
锣鼓喧天,换了人间。中央政府很快将我们一家妥善安置。始料不及的是,结核菌已掏空了我们体内的免疫力,多种恶疾悄然袭来。妹妹最小,她降生在新疆牢房,襁褓中即多病,到1958年总爆发:日夜高烧40度,持久不退,吐血,尿血,便血,皮下大片紫斑,血小板只有两万。住在中山医院,林兆耆院长多次组织院外会诊,均拟诊:淋巴肉瘤、胶原病、白血病……不能确诊,无法对症下药,病势日重一日。一次次报“病危”,多次无麻药骨髓穿刺。14岁的小妹撕心裂肺,锐声哭喊,惊动了周总理办公厅主任周彬(姚依林副总理的夫人)。她找到刚从太平间出来(想进去了解遗体放置情况)的泪流满面的妈妈。周彬阿姨执手相劝: “立即写信向总理求救,我回北京面呈。”妈妈依言,含泪成书。周总理接函,当天下午即召开全国有关医学专家电话会诊。专家们一致认为是罕见的恶性病例,建议用大剂量激素,小量化疗、放疗试治疗。周总理并咨询到广西柳州有一个专治这种恶疾的国民党罗姓军医(他正在服刑中)。当天津的一种特殊止血粉,用飞机送到上海之时,罗医生也在两名狱警押送下到达上海中山医院,立即开展治疗。在周总理争分夺秒、不遗余力组织抢救下,再加上中西医联合治疗,经过半年时间,小妹奇迹般重返人间。这一事迹,感动了多少海内外亲友甚至素不相识者。我们听到的千言万语,综合起来可归并为一句:“共产党,周总理,缅怀先烈,怀念故人,不忘老朋友啊!”妹妹出院回家后,不顾身体虚弱,日夜用细竹条,“复制”我们居住的二层小洋楼,搭出了一“迷你”小洋楼,以纪念她还能回家之不易,并将其放置于爸爸遗像下的壁炉长台上。妈妈再放一乳色卡片,上写:“重远,安息吧。”
80年代初,恶疾再次袭来:1981年妈妈罹患“未分化小细胞肺癌”,已右上肺转移右下肺,住进瑞金医院。该院会诊请来胸科医院、肿瘤医院资深专家,得出共同结论:“未分化小细胞癌,分秒转移,国外也禁刀”,“回天无术”。晴天一个炸雷!我一连八次去医院胸科宋主任家,恳求—哭求—跪求,要求给妈妈手术。我忆叙妈妈一生悲惨:幼年丧母,中年丧夫,晚年恶疾又遭丧子之痛。万万不忍心,让妈妈再陷癌症转移之苦。即使妈妈下不了手术台,我们子女三人签字,无悔。宋主任最后无奈相告:“杜小姐,不是因为是你母亲不能手术,即使是我母亲,也不能动刀,你听明白了么?”我坐在妈妈医院病床旁,幽幽灯光下,彻夜无眠。最后从护士办公室借来纸笔,致信时任总书记的“耀邦叔叔”。给总书记上书,很多人认为我“悖理而荒唐”。他们说,“耀邦总书记日理万机,又不是大夫”。我与妹妹感到了绝望和不安。然而,美好的 “神话”出现了。耀邦总书记收到信,很快批示就下达了:“……像杜重远先生这样的遗孀,已没有几位了,请务必抢救。”有关方面组织了上述三个医院的四位专家大夫,由有国际影响的胸科主任吴善芳带头,给妈妈动了全肺切除特大手术。她闯过无数术后关,存活18年,癌细胞硬是没有转移。这一人定胜天的实例,震撼了国内外医务界!耀邦总书记追悼会实况转播时,妈妈素衣坐在电视机前,频频拭泪,泪湿衣衫……
狰狞病魔,90年代初又将妈妈推入华东医院重病房——妈妈患上甲状腺癌,被误诊肺癌“转移”,延误治疗,癌肿扩散,压迫气管、食道,导致呼吸、吞咽困难,被迫住进医院,病势沉重。但妈妈仍坚持观看电视早新闻的习惯。她了解到,改革开放中的国家发展工农业,亟需兴建自来水、煤气、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大型基础设施,而当时国际关系紧张,海外实力财团裹足不前。妈妈气管已切开,无法言语,她费力在掌心小记事本上写下:“我们一家罹患罕见之绝症,是党和历代国家领导人,亲为亲力,组织超常规的医救,赐予我们一家人二次、三次生命。目前国家有此困难,你们姊妹二人,设法去香港定居,开办咨询公司,联系爸爸国外旧友,特别美国曾任财政次长、英国银行家的二姨夫、大姨夫,托他们说服世界‘500强’大财团来华投资,以报党和国家之恩。我的病就这样了,交给医院吧。”妈妈又写下叮嘱:“你们遇到困难,尽量自己克服,我们一家重病已烦累方方面面过多过久。”
小妹自告奋勇,去开展这“破冰之旅”,必要时,她会像爸爸那样:“置生死于度外”。
谁也没有料到:妹妹抱病只身初到香港,人生地不熟,白手起家创办公司,遭遇了重重困难、挫折,甚至危及生命……她打了很多越洋电话,寻找姨母和姨丈们。两位姨母听说妈妈已处于“弥留”状态,在电话里泣不成声。姨丈们亦深感沉痛。他们各自回忆,多少年前,在新加坡报上看到我写给他们的《望海潮》:“……金风散菊,疏荷凝露,又惊暗换韶华……美景良辰,怎与对月敬香茶。儿时幽事堪嘉,小鞋笃笃,雀语喳喳。破床催梦,牵衣缓步,慢赏啼鸟鸣蛙……万里情怀,惟将心事付琵琶。”
他们立即分头行动。首先,台湾银行家姨夫赴英国,找到该国弗兰克·兰普爵士(Sir Frank Lampl)和他麾下的宝维士(Bovis)建筑集团,以及泰晤士(Thames)水务公司,投建上海大场自来水厂。接下来曾任 “财政次长”、已成为美国公民的二姨夫也联系到“世界500强”前十名大财团,动员他们来华投建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项目。我深受鼓舞,为之雀跃。我是外方财团牵头人,需前一天到达伦敦,迎候上海市徐匡迪市长率考察人员与英方会面。不料就在此前一夜,我突发心脏“快速房颤”。若无法逆转,生命将终止。我被送进香港法国医院。恍惚中听到医护人员寻找我在港亲属,未果。零点以后,嬷嬷们围床为我做安息祈祷……破晓时分,我“房颤”平息。见仪器撤走,房内无人,我溜出病房,直奔机场,与徐市长一行准时到达目的地。弗兰克·兰普爵士举办盛大宴会接风。爵士的敬意、诚意,市长流利的英语,诙谐的谈吐,拉开了中英水务合作的良好序幕。
但我高兴得太早。以BOT(建设、经营、转让)这种方式引进外资投建基础设施,是改革开放早期一个全新的举措,无任何政策可援据。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难免被扎得滴血。在当时国际形势下,中英双方商务代表均无安全感。谈判进入角色太慢,拉锯战太长。当迟悬已久的大场自来水BOT合同终于签署时,作为14家外国银行联合贷款的第一个全外资项目,它轰动了国外金融市场。
在进行大场自来水项目引资的前后,我们也开始煤气、火力发电、清洁能源等更多项目的考察活动。其中包括江苏、浙江、安徽、河南引资投建发电项目。这难度就更大了,不仅耗资更巨(每个项目十几到几十亿美元),还牵涉各种无法估量的因素:多变的中美关系,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一个大项目从开始谈判到结束,可能长达十年、十二年甚至更久,那种不知未来的煎熬,不堪回首。在屡战屡败的日子里,杜氏公司有了绰号叫 “病氏公司” “失败公司”。大约2003年元旦前夜,我公司办公室一片漆黑,有人,但无语。我端着蜡烛、蛋糕走进去,照亮了同仁们绝望的面容,闪烁的蛋糕鼓励他们屡败屡战。蛋糕鼓励,来自爸妈的言传身教: “挺住,一定成功在后”,“永不言弃,化不可能为可能”。这些项目最终相继成功,并被上海主要媒体多次报道。
我们经手的一些项目获得成功,给海外商界以巨大信心,他们持续到中国投资。1997年,埃克森美孚、ABB、阿海珐等特大集团聚在法国巴黎商讨贷款事项。他们为感谢 “杜氏公司”,联合在巴黎香榭丽舍兰卡斯特大酒店三层半露天大阳台上,举办盛大玫瑰宴会。露天雕栏画栋上,摇曳着红花绿叶。大阳台中间,长型宴会桌上,酒是玫瑰红;每副餐具旁,一枝玫瑰独秀;空气中氤氲玫瑰花特有的香甜中,60余位宾主落座。我宣布:该晚背景音乐中,我将放一张特殊的碟片——妈妈气管切开后,我再也听不到妈妈悦耳的声音,所幸离开上海时,我带了妈妈青年时录制的仅存的两张碟片——我要播放的是 “玫瑰人生La vie en rose”。当听到妈妈用如此娴熟的法语演唱时,掌声雷动。唱到“你拥我入怀”这句,五彩缤纷的氦气球突然从阳台漂浮半天空,黯淡了漫天的星斗。
黄昏伊始已现晩霞,冬日变短。去年是爸爸杜重远诞生120周年,妈妈侯御之病逝20周年。我和妹妹有意无意会坐在 “紫藤小屋”阳台上,眺望同在淮海中路的爸爸的老宅——“紫藤小屋”是我曾经想写的自传体小说的书名,而今竟成为我和妹妹居住的以鲜花、玩具娃娃为主题的宝蓝色童话小屋的名字。
1932年,爸爸购得那处花园老宅,一是和妈妈结婚时想给她一个惊喜。二是1931年冬,爸爸与周总理在叛徒告密、异常险恶的境况下见面,肝胆相照,从此接受党的领导。他认为,常与达官贵人在宅内相聚,是与地下党密约最好的掩护。1933年3月25日杜氏老宅两座锻花铁门大开,众名车鱼贯从东门进,西门空车出。最后是一辆饰满鲜花的婚车——爸妈礼拜堂婚礼结束,回来接待后花园午茶会上诸多贺客,其中有地下党负责人,爱国民主人士,国民党高官、将领,社会名流。爸爸像一根红线穿绕在宾客友人之间,畅谈“家和万事兴”,宣传党的统一战线——当时面临白色恐怖,杨杏佛、柔石、史量才相继倒在暗杀的血泊中。老宅见证:后花园,室内大厅,曾多次举行京剧堂会,探戈舞步,小型音乐会,在聊天、共舞中,张闻天三次密电爸爸都及时收到。老宅见证:1936年4月,张学良借赴南京开会之机,来此探望爸爸 (那时因“新生事件”入狱的爸爸已保释,可以回家),基本谈定联共抗日大局,忽然发现有可疑“耳目”,张学良与爸爸改去小树林密谈……
卢沟桥事变后,1937年夏,爸爸帮助马占山运武器上前线,遭遇敌机轰炸。《到大同去》的文章里,爸爸写道:“原定六点前由沪出发,国人对于约会时间向不坚守,出发时已至下午七时了……万里无云,一轮明月,两部大卡车浩浩荡荡杀奔苏州而来……据守军说,六时许,敌方飞机三架沿途轰炸甚烈,倘此卡车先一时而至,正好作了敌人的目标,有全行炸毁的可能,看来国人之不守时间,亦自有他的妙用!”我好像听到爸爸站在老宅阳台上,从容叙述:“在南京停留三夜,每夜敌人飞机必来光顾三、四次……来时先鸣笛警告,继用探照灯远照,照准机身时,再放高射炮……夜间火光四射,灿烂非常,大有儿时正月十五看灯之概!”
▲抗战期间,杜重远曾暂居在愚园路1032弄(岐山村)25号
老宅阳台烽火又变成了飞雪飘飘——1939年,飞往新疆的前夜,在香港弥敦道自家小白楼屋顶花园上,爸爸愧疚问妈妈:“在上海没让你过上安稳生活,现在你又一定要随我去新疆过更苦的日子,要我怎样回报你?”妈妈说:“抗战胜利了,你一定要陪我去伦敦喝一次下午茶。”爸爸拥抱了妈妈,信誓旦旦:“一定陪你去,我们二人世界太少了。”不知何处传来优美的《鸳鸯茶》旋律:“Tea for two,and two for tea,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鸳鸯茶,鸳鸯品,你在我心,我在你心……)
爸爸受酷刑后,在《孩子日记》中的最后一句话,是写给妈妈的:“抗战必胜,原谅我,最远的下午茶,我却失约了。”
日记本背面已是血迹斑斑,妈妈又哭湿了日记封面。为弥补我,妈妈剪了一幅她与爸爸对饮咖啡的剪纸画,贴在《孩子日记》背面上。我泪流满面地想:现在爸爸妈妈可以在那个世界一起喝咖啡了。
妹妹从“紫藤小屋”拿出夏威夷电吉他,弹奏了这首爸妈最后未能如愿的《鸳鸯茶Tea For Two》。她虽久病未抚琴弦,这天却如有神助,弹得极为悠扬悦耳,引得一群倦鸟绕路转来,盘旋良久,随后忽而飞回那座杜氏老宅树丛的深处……
望着夕阳幻影中老宅阳台的方向,我随琴声,轻轻替爸爸哼唱这首尘封老歌:
Tea for two,and two for tea,
鸳鸯茶,鸳鸯品,
me for you and you for me alone
你在我心,我在你心
……
Day will break and I’m going to awake
天一亮,我就醒
And start to bake a sugar cake
烤一块,糖心饼
We will raise a family
我俩会有个好家庭
A boy for you and a girl for me.
儿子你牵,女儿我领
Can’t you see how happy we will be!
瞧瞧我们家,人人笑盈盈
作者:杜毅 杜颖
编辑:王秋童
责任编辑:舒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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