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浦江从淀山湖一路走来,过闵行,到闸港,果断地北拐,到东昌路时,又跟来自太湖的苏州河汇合夹带着浑黄的泥沙滚滚北进,在离入注“滚滚长江东逝水”的吴淞口六七公里处又绕出了一个漂亮的圆弧。因这里江面宽有五六百米,水速变慢,大量的泥沙在天灯口南侧的江流中慢慢沉积,淤浅堵塞了江轮的航道,于是疏浚这段航道就成了相关部门的常务工程。这并不是轻松简单的挖土工程,疏浚的船只要停泊在离岸好几百米的江面上,用连接的几百米长的粗大铁管,把从江底挖出的淤泥吹送到岸边。同时施工的往往有两条吹泥船。年复一年的施工,就成了新的造陆运动,把天灯口南侧东塘路西边,浦江拐角的浅滩变成了几平方公里的沙滩。根据吹吐泥沙的高低分成南北两部分,北边叫“高沙滩”,南边叫“低沙滩”。低沙滩在浦江发水时会遭水淹,变成泽国,高沙滩通常可以高枕无忧。因此沙滩移民安置时地价补偿就有明显的高低。低沙滩有一个十来户人家的小村,村名就叫“低沙泥滩”,我的外婆家就在这个村子里,我童年的很多时光就是在“低沙滩”度过的。
低沙滩十来户人家住的几乎是清一色的草棚,绝大多数人家草屋顶上连一片烟囱瓦也没有。墙壁是用竹片夹成的竹篱笆,里边糊上泥巴,外边从下到上一层层钉上稻草。村民基本上都来自崇明、启东、海门,对外操着带崇明腔的浦东方言,村里人之间的对话有时是纯粹的崇明话,这使我感到分外亲切。我记事的那年是1949年,解放战争刚刚结束,我对外婆舅妈等长辈讲打仗的故事特别爱听。入夜,外婆家25瓦拉线开关的电灯比我崇明老家奶奶点的煤油灯亮堂多了。东塘路电线杆上的路灯也使我感到新奇,不知这是谁家出钱点的。站在外婆家的西南屋角,夜间隔着黄浦江望浦西,景色特别令我神往:江对面有翠绿的霓虹灯大字,还有美丽而向下的玫瑰红箭头,在浦江水中晃成色彩明丽的长蛇。是哥哥告诉我,那字写的是“水线”,箭头是告诉船只不能在这一线水下抛锚。哥哥大我五年,已经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对于我来说,他确实是了不起的“知识分子”。
低沙滩的村民日子清贫,家与家之间却特别友爱和融洽。谁家煮了红薯,烧了芋艿,邻里人可以随便吃,连招呼都不用打。哪一家来了亲戚朋友,就是家家的亲戚朋友。我和哥哥小时在沙泥滩,无论到哪一家都会受到热情友好的接待,几十年过去了,那些大人小孩的名字,他们的音容笑貌,我至今仍然记得清清楚楚。后来我读到鲁迅《故乡》中的双喜、阿发等人,就很有似曾相识之感。记得外婆家后面的一家姓陈,启东人,主人叫陈奉贤,读过几年书,《三国》《水浒》《平南》《扫北》等故事讲得很精彩,但有架子,没有一定的场面不肯讲。他的三个儿子学康、福康、林康脾气各异,大哥沉稳有书生气,二哥很有锋芒,得理不饶人,老三为人随和,跟我同龄,所以也就成为我经常的玩伴。外婆宅上朝东屋里的曹志清公公,也是讲故事的高手,他没有陈奉贤大伯的架子,只要几个人要求讲,一般他就能满足听众的要求。初秋的晚上,宅上人请他讲故事,我跟哥哥各拿上一张小板凳,坐在他家的桌子边。他讲故事时怕蚊虫咬,有时会坐到桌子上盘着腿讲。宅上男女老少十多人都会围着听。留给我印象最深的两个故事,一个是传奇《白马驮死人》,好像讲的是《珍珠塔》中方卿的儿子方铜、女儿方飞龙曲折离奇的悲欢离合;另一个《双珠凤》,讲的是洛阳才子文必正和天官府小姐霍金定的爱情故事。
月亮从东方升到了中天,菜地里黄瓜棚上的“客客娘”在起劲地歌唱,一会是织布机碰撞的铿锵激越,一会是细沙滑翔的平和舒缓。这时,曹家公公就会停止他的讲述,哪怕正讲到精彩处,也会戛然而止,留下一句话:“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每当此时,我和哥哥常常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因为我们明白,如果无理纠缠他继续,弄不好连明晚的故事也听不成了。第二天晚上,曹家公公的故事还没开讲,宅上的好几个婶婶阿姨捂着鼻子叫臭,一问,原来昨晚讲到霍金定小姐上马桶后没讲盖上马桶盖。于是他微微一笑,拉长了腔调说:“却说霍小姐如厕完毕,一手轻提罗衫,一手伸展兰花手指,盖上子孙桶盖。”于是,全场大笑。原来讲故事,看似粗犷,实则细密。
外婆家西边及南北不足一百五十米就有三个碉堡,解放后成了孩子们玩躲猫猫的好地方。1950年2月国民党飞机轰炸杨树浦发电厂时,我正在外婆家,由于浦西发电厂到浦东沙泥滩直线距离不远,所以也在飞机的轰炸半径内,舅妈抱着、拉着才一二岁的表弟妹们在前,我和外公外婆在后,一起躲进了屋西边的碉堡。碉堡里躲进了十几个人,挤得满满的,大人不准小孩乱说话,我想大约是怕被飞机上听见吧。飞机还真的来了,还对着我们那个碉堡用机枪扫射,只听见头顶上噼噼啪啪地响,但子弹一颗也进不来。防空警报解除后,我和几个孩子捡到了好几个金黄色的子弹头,爬到碉堡顶上去看,只看到一些浅浅的子弹撞击的印痕。
夏天,沙泥滩前面的冰水沟是孩子们的乐土。“冰水沟”因在冰厂前面而得名,实际上是冰厂前面跟水稻田连接的水塘,水不太深,最深的地方也不超过一米五。我们可以在那里捞鱼摸蟹。摸蟹很有趣,但孩子们最大的兴致不是摸螃蟹,而是摸子弹,冰水沟好像是一个神奇的弹药库,孩子们在水里能摸到子弹夹,少的几夹,多的十几夹,极少有空手的日子。那是战争的日子里逃跑的国民党军丢弃的,有美国造的铁夹铁皮的圆头子弹,有中国产的铜皮尖头子弹。铜皮子弹有价值,用钳子取下弹头,倒出里面黑色的荞麦片似的火药,弹壳可以拿到货郎担上换糖吃,也可以换零钱。子弹头可以制作儿童玩具——甩炮,把子弹头里的铅挖掉,装上火柴头上的黑火药,用铁丝连接的钉子撞击,就会发出震耳的爆炸声。
儿时的黄浦江水除泥沙外,基本没什么污染。暮春的早上,浦江退潮后,我和哥哥,有时也跟外婆一起,常常到黄浦滩上抓仔虾。江滩上长着碧绿的二尺来高的黍草,很密。退潮时受到水草阻挡来不及随水游去的仔虾,正在黍草下的一个个浅浅的小水坑里,闪动着长长的触须缓慢地游动。抓它们很有趣,如果你想单手从头上逮住它们,那是十有八九要落空的。你只能两手前后夹攻,虾头受到刺激后,它们会“嘣”的一下,身子向后回缩,正好落入你另一只手里。一个早上,一个人捡一二斤虾绝对不是夸张。看着半透明的虾体,公的挥着细长的钳子,母的腹部蠕动着饱满的虾子,那种成功的喜悦远胜于进食时鲜美的口感。
童年外婆家的另一个美好的景观,就是坐在江边的碉堡前面,观看江面上来来往往的大小轮船、机船和帆船。特别是挂着奇奇怪怪旗子的各国货船,高大得像一幢移动的楼房,航速不快。往南的显得矮小,回北的显得高大,哥哥告诉我,这是重载和空载的区别,其实船是差不多大的,它们一出吴淞口,航速就会大大加快。想起作家王小波曾经讲过的一句话:人有一个哥哥其实是很幸福的,他能使你在认识世界时少走不少弯路。最富诗情画意的是那些长江上的长途客轮,它们驶往武汉、重庆等上游城市。船身都很长,甲板上有几层楼窗,驶过时总播放着动听的音乐,周璇的《天涯歌女》《四季歌》是放得最多的歌曲,我没上学就哼得出两首歌的好几句,就是在黄浦江边听来的。
黄浦江上的船也曾带给我忧伤的记忆。江上行驶的帆船,常见的有方头平底的崇明船和尖头尖底的宁波船。崇明船稳度大,但航速慢;宁波船则相反,航速快而稳度小,看着它总像要侧翻的样子。一个十月的夜里,天忽然刮起了大风,我在睡梦里听到黄浦江怒吼的涛声。外公醒了,坐起来,装了一烟斗旱烟,点上火,吧嗒吧嗒地抽起来,屋子里弥满了烟草的气味。我想他也是被风浪吵醒的。这时,忽然从江面上传来叫“救命”的声音,飘飘忽忽的,外公磕掉了烟斗里的烟灰,长叹了一口气:“完了!”我问外公,“什么完了?”“船翻掉了,人凶多吉少!”
快天亮时,风小了,外公很早起来要到黄浦滩上看看,我硬是要一块去,最后他同意了。我们到江边时,江上已经退潮,江滩上的黍草被风浪打得东歪西倒。江面上波涛汹涌,泛起一堆堆雪白的浪花,有两条拖轮正拉着一串装煤的驳船破浪南行,江面上看不出任何异常。忽然外公好像发现了什么,他穿着高统的雨靴,慢慢地朝着乱七八糟的黍草滩走去,回头对我说:“你别下来!”我看到外公弯下身来,捡起了一把长木柄的斧子,慢慢地走了回来,说:“这是宁波船上砍缆绳的斧子,斧子浮到这里了,翻沉的船不知被冲到哪里去了!”那把斧柄上红漆斑驳的斧子,留给了我终身不灭的记忆。
几十年过去了,低沙泥滩早已成了我梦中的记忆。去年我经过东塘路时,发现沙泥滩已经面目全非,高大的水泥建筑挡住了黄浦江熟悉而久违的面容。舅舅的后代子孙都住到了高桥镇的居民小区里,浦江的涛声,显得模糊而遥远。
作者:陈炳元
编辑:范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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