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初秋，我去北京拜访刘厚生同志，他是我的老领导，94岁高龄，瘦多了，腰更弯了，可他说，脑子好，耳不聋，胃口健，还能慢慢地写点短文，正在写纪念程砚秋的文章，他说，程砚秋还是一位名副其实的戏曲教育家，一位世界进步文化的追求者。抗战时期，他拒绝为敌伪演出，退出舞台，坚持民族气节，对于这样一位为戏曲艺术事业作出卓越贡献的艺术家，我们要怀念他、学习他、不可淡忘他。

厚生同志生活上一贯简单朴素，他说，老年人生活简单得很，没那么多需求，他现在的愿望，一是再看点自己想看的书，写点自己想写的文章；二是脑子别糊涂，有空背诵古诗，增强记忆力。

可他对帮助别人与社会公益，都慷慨大方。前年，他和老伴把多年积蓄50万元捐给中国剧协，给青年同志办个图书馆，又陆续把藏书赠送出去……他安排一切那么平和、淡定，那天，我向他告别时，他拄着拐杖送我到电梯口，又以平和淡定的语气说：“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我立即说，不可能，我会再来看望您。他笑了：“好啊，欢迎你来，北京的秋天是最好的。”

不觉三年过去，去年金秋，我再次拜访厚生同志。他，97岁了，他说，上海是我老家，家里来人了我最高兴，上海文联和剧协的同志来看我，沪剧院茅善玉也来看我，我都高兴。我常常想念上海，我常看的是上海的《文汇报》《新民晚报》《上海戏剧》，我关心上海的戏剧活动，蔡正仁76岁能演《长生殿》，京剧《曹操与杨修》有了青春版传承，我虽然不可能像前几年经常到上海去参加戏剧活动，但是我的心里总是牵挂着上海，我的老家在上海，我的好多老朋友在上海。

厚生同志是1921年1月出生在北京，1931年移居上海。那时候，上海话剧演出频繁，他是个话剧迷，1937年考入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成为第三届的话剧学员。193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毕业后，他在重庆，成都、上海、台湾等地从事话剧工作。后来，他到雪声越剧团当导演，这是他转向戏曲工作的开始。新中国成立后，他到上海市文化局从事戏曲改革工作，深入角色，同戏曲界人士亲密交流。1964年调中国剧协，他坚持虚心学习，勤奋工作，诚恳待人，成为实至名归的戏剧评论家，他是我敬重和学习和导师。

厚生同志送我一本刚出版的新书《暮鼓集》，他说：“这是我的第七本文集，收文57篇，写话剧的一小块，谈戏曲的一大块。谈戏曲的大块，一是戏曲各方面的散论；二是昆剧，三是京剧，四是地方戏。谈话剧的十几篇文章，表明我到了老年依然不能忘情话剧。书名叫《暮鼓集》，书中所收文章是在我六本书之后所写，就是在我暮年所写，所写文章又都是为话剧、为戏曲事业擂鼓呼喊而写，暮年所擂之鼓，我难忘话剧，热爱戏曲。”

真是一位可敬可亲的暮年擂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