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吉慧

天申奶奶在世时，有天把我叫去，让我帮着从拥挤的书橱里找一本　《粟庐曲谱》，说曲社一位年轻的曲友想借去读一读。老太太向来古道热肠，曲社里曲友们的请求，她从没有不答应的，包括写信为我向她的四阿姨张充和求字。不过这次略有些计较：这套曲谱她藏了多种版本，老的线装不好借，俞振飞签了名的不好借，自己做过修改的不好借，此三种外皆可。我翻出一本崭新的香港版递给她，问她如何。她拿在手里翻了两页，忽然皱皱眉头说，赵景深什么时候写了字了。我凑过去看，扉页上果然歪歪扭扭竖了两行字：“供天申曲友学习。赵景深赠。”　“伊个字哪能写得嘎难看。”老太太蹦出这一句。

赵景深是昆曲迷，年轻时正儿八经跟昆曲传字辈的老先生学过戏，学唱学身段，一样不落，更为昆曲的传承和推广做了不少工作。天申奶奶从小喜欢昆曲，是上海昆曲研习社的首批社员，介绍人正是赵景深，那会儿他们常在一起参加曲会唱曲子，所以对赵景深比较熟悉。老太太随即聊起赵景深一段趣事，说以前赵景深和俞振飞演　《狮吼记·跪池》，赵先生演苏东坡，俞老饰陈季常。按剧情，苏东坡在被凶巴巴的柳氏骂了一通后，吓得逃到椅子后边去，没想赵景深近视眼，视线模糊，动作一着急，让椅子绊倒在了台上，台下以为赵先生演得认真生动，意外地来了个满堂彩。我之后在俞振飞年谱中找到关于这次演出的简单记载，时间在1943年　11月19日，演柳氏的是传字辈名角朱传铭。

我告诉老太太，其实我看过几封赵景深上世纪八十年代写给友人的书信，与　《粟庐曲谱》　上的字一样，既小且丑，像一条条被挖出泥土的小蚯蚓在乱动弹，不仅“嘎难看”，而且难认清。老太太把手里的曲谱合上，让我放回柜子，叹口气跟我道出了原委。原来赵景深晚年深受帕金森病之苦，才会把字越写越小，越写越难看：“有回在他家里唱曲子，赵先生开心，来得要唱，可是手抖把谱子掉在了地上，我上去帮他捡起来，然后给他当了个书架子。”她说。

最近见到三封赵景深的毛笔信，分别写于上世纪四五十年代，信上的字竟然好看得不得了，既小且美。那时，赵景深正值中年，矮矮胖胖，戴副眼镜，一身富态，让人很难和这三页信上的字产生联系。我主观妄断这不合情理，就像赵景深说他自己不识茅盾前，觉得茅盾该是个高高大大的汉子，否则写不出　《幻灭》　《动摇》《追求》　如此伟大的三部曲，然而见了茅盾，以为认错了人，茅盾怎么比自己还矮、还小、还近视?　但一切就是那么真实。

赵景深有位好朋友徐调孚，是商务印书馆的名编辑，他曾在给柯灵的信中谈到几位作家的字。在他眼里，“老舍的字端正朴厚”;茅盾的字“瘦削琐小，极像他的人体”;“郑振铎的钢笔字原稿，固然乌里乌糟，人家见了喊头痛，但他的毛笔字，说句上海话，写得真崭呢”;沈从文“临摹草书，极有成就，他的毛笔字极现飞舞之姿”;俞平伯的楷书“有平原之刚，而复兼具钟繇之丽，精美绝伦”;朱自清的字“拘谨朴素，一如其人”;“叶绍钧楷书温润平正，深得率更三昧”;丰子恺的字“颇有北魏风度，只惜笔力犹欠遒劲”;乌鸦主义的曹聚仁的稿子，“只见一团墨黑，真像一只乌鸦!”而赵景深的字则是“摇曳多姿，似出闺秀之手”。老太太一定高兴我有福消受这份视觉的恩惠，笺上的墨痕活脱脱昆曲里的柳梦梅杜丽娘、潘必正陈妙常，典雅温婉。我想这与他热爱昆曲是有关联的，细笔游丝，宛如昆曲行腔若即若离。这字和他的文风又颇为相似，清丽婉约，浓浓的浪漫主义，可谓处处见风流。

赵景深这三封信都是写给张仲锐的。张仲锐即张次溪，史学家、方志学家，出版过　《人民首都的天桥》《李大钊传》　《北京岭南文物志》　(与叶恭绰合编)　等书。1951年8月13日那封信里，赵景深问他的仲锐兄，《人民首都的天桥》　何时再版，他的序会赶得及奉上;也请张仲锐在　《李大钊传》　出版时一定赠他一本读一读———凭着数十年出版人的直觉，赵景深认为“此书当比天桥更好销”。

另两封信的日期在解放前，内容以约稿为主。1948年9月1日那封上说：“仲锐同志：来书诵悉。弟在此编‘俗文学’，恳赐大稿，以光篇幅。蔡省吾先生稿嘱作序，当为写述。全书既仅一万数千字，请将稿前二类赐刊俗文学如何?　后二类亦盼一并寄下。‘梨园世说’亦盼赐寄。均须挂号。否则仍照以前办法，由兄寄草样与弟，再由弟读后作序寄上。因凭空作文，虽有目录，终嫌隔靴搔不着痒处也。来稿每篇文字数以不过六千字为合用。”据说赵景深做编辑约稿子很有一套，他编　《青年界》　有回跟老舍约稿子，信上大书一个“赵”字，用红笔圈了起来，旁边加注：“老赵被困，请发救兵　(小说也)”。老舍回信：“元帅发来紧急令，内无粮草外无兵!小将提枪上了马，青年界上走一程。呔!　马来!　参见元帅。带来多少人马?两千来个字，还都是老弱残兵!　后帐休息!　得令!　正是：旌旗明日月，杀气满山头!”两人一来一往，十分有趣，这封写给张仲锐的倒显得平实了。

1948年10月19日的信上说：“来书诵悉。拙序撰就奉寄。闲园佚稿遵嘱寄北平烂漫胡同四十九号。……”2013年我在北京念书，有空时就在北京的各个胡同闲逛。那天在北三条进了程砚秋故居，恰逢内部整修，狼藉一地。因是民居，门口没人阻拦，我在院子内随意走动，在一棵大树前被装修工拦了下来，差些被当作小偷赶了出去。之后这“烂漫胡同”也是在这样的乱逛中去走过一回的。

张仲锐出生在东莞，从小在北京长大。烂漫胡同曾经称为烂庙胡同，另有叫烂面胡同的。旧时会馆林立，这条胡同就有六座，自北往南，是济南会馆、湖南会馆、常熟会馆、湘江会馆、东莞会馆和汉中会馆。赵景深信中所说“烂漫胡同四十九号”是东莞会馆，张仲锐长居在此，直到病逝。如今这条古老的胡同虽名曰“烂漫”，名字好听，却毫无烂漫可言，随处一个个“拆”字写在破败不堪的砖墙上，珍重地等待着它的春风。

赵景深写这三封信的时候，仍然在北新书局当总编辑，住在林森中路四明里六号。林森中路即今天的淮海中路，四明里则早已拆除。1951年，赵景深辞去北新的职务，专心去复旦大学教书;1957年，赵景深与曲友们成立上海昆曲研习社，被众人推为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