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雪

2007年，笔者应邀受聘为浙江大学《陈望道全集》编委会顾问(后任副主编)，因编辑《陈望道全集》所需，专程赴上海辞书出版社辞海编纂处调研，查阅了1961－1964年期间辞海主任委员各次会议的记录，由此进一步了解了父亲陈望道主持《辞海》编纂工作的一些情况。

1957年，毛泽东在上海会见了一批上海的文化名人，并在9月17日晚上接见了舒新城，舒新城借机向毛泽东提出了编辑《辞海》修订本和百科全书的建议。毛泽东当场表示:“我极为赞成，到现在我还只能利用老的《辞海》《辞源》，新辞典没有。你的建议很好，我会请人大常委会转达有关部门。”毛泽东勉励舒新城在中华书局设立编辑部，先修订《辞海》，然后再搞百科全书。

经过七个多月的准备，1958年5月中华书局辞海编辑所成立，次年《辞海》　编辑委员会成立，舒新城出任主编，编辑委员会成员有吕叔湘、陈望道、钱伟长、苏步青、周信芳、蒋孔阳、周谷城等一大批专家学者和夏征农、陈翰伯、罗竹风、巢峰等一批政界、出版界官员，可谓当时出版界最为强大的阵容。到1960年3月，《辞海》　试写稿问世。

1960年3月后舒新城因病住院，11月去世。舒新城去世后，《辞海》未竟的事业谁来接任?　上海市委首先想到了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的陈望道。经报送中央决定后，由陈望道接任《辞海》　编委会主编。此后，陈望道任《辞海》　第二任总主编达十六年(1961－1977年)　之久。

陈望道接手后，在舒新城已完成《辞海》　试写稿的基础上，继续对　《辞海》　进行“修订”。说是“修订”，实际上是重新“编写”。在接下来的四年多时间里，陈望道为1965年版　《辞海·未定稿》　的出版尽心尽力。在与陈望道共事了二十多年的　《辞海》　常务副主编罗竹风眼里，由陈望道为　《辞海·未定稿》　的出版，是“继往开来，承前启后，建树尤多”。

为了提高编写质量，他首先提出了分科主编负责制的建议。

从1962年8月9日至1965年3月18日，陈望道主持召开了23次主任委员会议。在辞海编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通过了他提出的建立主编负责制的决议，由总主编对全书负总责，各副总主编对分工主管的学科负责，各分科主编对本学科的各项工作负责。陈望道说:“主编要负责到底，不仅到出版时，出版后读者要骂，我们也要负责。”

分科主编负责制要求，凡属内容问题，编辑不能随意改动，应与作者联系后多问、多商量。发现什么问题，编辑可以提出意见，但必须由分科主编最后审定。对于技术性问题，可由编辑处理，作者不必多管。这样做，有助于保证辞书质量。

事实证明，分科主编负责制，实行后效果很好。罗竹风曾说“隔行如隔山嘛，如果编辑自以为是，想当然地改动稿子，往往会因一字、一词之差，而使释文面目全非”。

其次，陈望道主持充实了辞海编委会的人选。陈望道重知识重人才，不仅请了上海各门学科的专家，北京、南京、杭州等地参加　《辞海》　修订的著名专家也都被聘为编委。对于这样一支几千人的队伍，为协调好，效率高，陈望道以“定人、定时、定任务”的做法开展工作。

陈望道对各分科的负责人说:辞典应当是典范，百人编、千人看、万人查，因而必须严肃认真，毫不马虎;必须给人以全面又正确的知识，如果提供片面、错误的知识，将遗患无穷，就不能称作“典范”了。

第三，直接参与和主持了　《辞海》试行本的总修订工作。

1962年8月，陈望道主持辞海编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决定8月下旬起对试行本进行修改，接下去即总撰定稿。定稿分两步走，第一步先修改一遍，陆续编印试排本，供内部继续修改和解决交叉、平衡、统一用语等问题之用。在1962年8月3日上午的业务会议上，陈望道主持对试行本词目的增删和暗交叉问题进行讨论，并提出了处理意见，他说:“要明显地弄出几条，举例要当心，宁可少些。要删，要并，不要讲得过详过细，各科还有其特殊性。词目方面宁可多些，解释方面则可少些，有派生的没基本的可作一条提出，但是更具体的可少讲一些。因我们修订是分科的，我们考虑时就要设想到这一点。‘庐山面目’不一定要‘庐山真面目’，因一般讲前者。”又说:“我意分两类，科之内，由科负责。我们要普遍查，但做要分头做。我们要重点查的，是科科之间”。

在第一步的基础上，第二步是在1963年7月20日到8月20日期间，原班人马再度集中对试排本予以改定，准备等极少数政治性强的条目审定后，即付排印。

罗竹风回忆说，在炎炎夏日，陈望道不辞辛苦，几乎每天或隔日到浦江饭店“督阵”。当时，各学科主要编写人全部集中浦江饭店鏖战，为赶写《辞海·未定稿》　而忘我劳动。陈望道常深入到各编写组了解情况，随时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有时中午就在那里休息。在休息时，还经常找人谈话。

在最后付排印之前，陈望道对《辞海·未定稿》的前言后记、疑难杂症等问题再次召开主任委员会议进行了讨论。陈望道说:“我很重视前言后记，因为我看书有个经验，总先看前言后记，好的前言后记，提纲挈领一看就明白。前言不用很长，但要照顾全面，气魄要大，要交代清楚书是如何编的。这前言是编委会出面的，如何组织人力，我们如何署名也可考虑。写‘水平限制’是谦虚，人家也可问‘既然水平不够为什么写’。我不是反对‘水平限制’，但要多方面考虑。”

为解决“关于多义词的次序排列问题，语词中存在的困难问题，同音借代简化字复词的排列问题”以及“关于部首引文用繁简体字和语词和百科的交叉问题”等疑难杂症，陈望道于1963年2月26日和2月28日两次主持召开了主任委员会议。

第四，主持制定并健全了辞海编委会工作的规章制度和保证辞书质量的各项办法。编委会主任委员会议先后制定了　《“辞海”定稿工作中的组织及各方面的职责》　《“辞海”使用专名号方案》　《“辞海”汇总编排付印办法》　《“辞海”定稿综合整理办法》　等文件，并研究了全书如何进一步提高质量，如何解决交叉、发稿、附录和插图审查等问题的方法和相应的措施。

第五，在主持　《辞海》　修订的同时，同吴文祺、胡裕树一起完成了语言文字分卷的具体编写任务。对　《辞海》　未定稿中的语法、文字、修辞部分的条目，亲自进行了审定和修改。

在《辞海》　修订定稿阶段快要结束时，辞海编委会于1963年8月13日举行主任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讨论　《辞海》　的书名题签问题:一是请国家领导人来题签。二是请书法名家来题签，讨论的结果是:因为　《辞海》的修订是以“民间形式”提出的，所以就不请国家领导人也不请书法名家了，而由业内人士来题签。会上一致推举陈望道题字，以志纪念。现在看到的1965－1989年版的　《辞海》　书名，都是用的陈望道的题字。

在陈望道的主持下，经过全体同志的努力，《辞海·未定稿》　终于在1965年春夏之交正式出版了。1965年版《辞海·未定稿》，文字简练、体例严谨，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辞书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它的出版，为后来《辞海》　各版的相继问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978年底　《辞海》　重新搭班修订时，所以能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把《辞海》　修订好，并在1979年10月1日正式出版，绝不是什么偶然的。

这里附带说说1964年1月3日陈望道为　《辞海》　定稿问题致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周扬的一封信。信里就《辞海》　修订工作的进程和最后定稿问题作了汇报，并说“《辞海》　反复修改，迄未能定稿”，实则婉言催促中宣部能早日下达“定稿纲领”，这样他们方能“根据中央指示，进行加工”。但从后来出版的情况来看，陈望道的这封信应该没有什么结果，不然也不会出版1965年版　《辞海·未定稿》　了。

关于　《辞海》，罗竹风回忆说:是否可以说，从修订　《辞海》　开始到十六本分册出版是第一阶段，由舒新城任主编;从十六本分册出版到　《辞海·未定稿》　合拢为第二阶段，由陈望道任主编;粉碎“四人帮”到正式出版是第三阶段，由夏征农任主编。其中第二阶段工作量最大，亟待解决的疑难杂症也最多。辞海编委会成立后，以近五年的时间主持编出了一部1160万多字的　《辞海·未定稿》，其中后四年是在陈望道的主持下进行的。根据上海辞书出版社在1949—2009年间总销量超过600万部的统计推算，《辞海·未定稿》　版从1963年开始内部发行至1979年的17年间，发行册数至少超过了100万部。

陈望道对“辞海”的修订可谓呕心沥血，对“辞海”也充满了希望。陈望道说:“我认为辞海特点，集思广益，党的领导，主编负责制。”又说:“这部辞典是新辞典，是别地没有的，编写辞海的方式也是解放前所没有的。我认为，辞海在贯彻双百方面也是独创的。”“预料将来这部辞典出版，我们的经验很可以总结一下。”“希望快点成功，而且成绩很显著。”遗憾的是，由于1966年开始“文化大革命”，《辞海》　的修订工作未能按时完成，陈望道直到去世　(1977年10月)　也未能见到　《辞海》　修订本的面世。

今天，《辞海》　已经一版再版地正式发行至第六版了，第七版的编纂也在紧锣密鼓进行中。陈望道曾将大量心血倾注其中，是值得广大读者纪念的！　今年又恰逢陈望道先生辞世40周年、《辞海》　第一版面世逾80周年，特撰此文，以为纪念。

2017年1月26日于美国Metamora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