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好长一段时间没和铁铮老师联系了，不知怎么这些日子突然想起他。有五年了，那时候因为编辑《俞振飞书信集》和这位老人结下缘分。台湾“中央大学”戏曲陈列室收藏有不少他捐赠的俞振飞书信和昆曲文献，那时陈列室的工作人员佩怡为我提供了铁铮老师的联络方式，说只要宋先生同意，资料可以随时使用。第二天，我贸然给久居美国的铁铮老师拨去了电话，老人接起电话，听明来意后甚为热情，立时与“中央大学”做了沟通，这意外为“中央大学”与我一起历经四年编辑出版俞老这本书做了铺垫。

老人今年七十多了，1999年中风，落下右半身偏瘫、声带麻痹的毛病，2001年又患心肌梗塞，心脏停跳，鬼门关匆匆走了一遭。自此一切放下，该捐的捐，该扔的扔，少了牵挂，为了更好地治疗，由家人送去了美国颐养天年。有一回他寄我两张相片，说彼此认个脸。相片的背景是一片蔚蓝色的大海，老人头戴一顶蓝色的棒球帽，身穿一件蓝色的衬衫，手里握着一本萨拉·佩林自传，底色恰也是一片天空的蔚蓝，老人微微笑着，看起来那样清澈、那样平静。他说他的住所靠着海，空气澄清，没有严寒没有酷暑，没有梅雨没有台风，难得听到一次打雷，那是上天对他的眷顾了。

铁铮老师是位昆曲工作者，早先随叶仰曦学的戏较多一些。叶先生是溥侗的学生，昆曲、书画尽得红豆馆主风流，“文革”后是第一批允许在荣宝斋出售书画作品的画家之一。铁铮老师跟老师学戏，见过他的小书桌旁贴着这样一句话:“抑知昆腔误我我误丹青。”《牡丹亭》　里有句唱词:“似这等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写尽每一位昆曲人的执念，未必高贵，却是心甘。铁铮老师同样坚守着这样一份执念，年青时弃医就艺，大半辈子就这么走了过来。我接触昆曲的时间比较晚，29岁时欣赏了第一出昆曲演出才发现好，之前却总认为那是老太太们打发时间的娱乐。1956年　11月“南北昆曲会演”那会儿，他刚刚是个高中生，凭着每天不吃早餐和午后点心省下的三角钱，够买到长江剧场最后一排的座位:“没有车钱，幸好我在学校锻炼竞走和长跑，从铜仁路到国际饭店，来回全靠走。看演出的十多天日子，我都是省下饭钱的。”他说。为此他总担心看戏会成为我一个很大的经济负担。

《长生殿》“闻铃”是这位戏迷的开蒙戏，当时学戏沿用着火柴棍的老方式，满宫满调地每唱念一遍放一根火柴棍，有了10根火柴棍，就从一侧逐根移往另一侧，大概要唱七八十遍。1964年冬天，北方昆剧院在北京音乐厅举办了一场昆曲音乐会，他作为男声独唱，演唱了“闻铃”的最后一段。之后北京电台邀他录了整出“闻铃”，并制作了密纹唱片，待到将要发行时偏偏赶上“文革”，“革命小将”们没有客气，将唱片模型和钢丝录音全部毁去。老人每忆及此事都无比痛心，不过那年月四害当道谁不痛心呢?

北京有家昆曲爱好者的社团———北京昆曲研习社，是1956年在俞平伯、张允和等人的发起下成立的。社里有位袁敏萱，世称“袁二小姐”，至今身边几位朋友提起她还亲切地称呼她“二姑”。“袁二小姐”对这位后辈倍加欣赏，给俞振飞写了信，说北京有位上海来的青年叫宋铁铮，很崇拜他，有机会要请五爷给他说说戏。俞振飞其实知道宋铁铮，早年在名医顾森柏家里见过，那时的上海成都路顾家是上海京剧票友常常聚会的地方，铁铮老师去吊嗓子，俞振飞让他有空去华山路戏校看昆曲班学生的演出。到1963年4月，铁铮老师终于在北京位于南河沿大街的欧美同学会拜俞振飞为师了。此时的铁铮老师是北方昆剧院的专业演员，拜师后，昆剧院让他在俞老留京期间多陪陪老师、照顾老师。铁铮老师演的　《太白醉写》原是由昆曲“全福班”前辈沈盘生老先生所教，这回俞振飞为他细细打磨，亲自做身段示范，叮嘱他要注意醉态的变化情绪。那天正说着戏，朱家溍来了，由于房间小走不开，俞振飞乘兴将课堂移入了花园。朱先生于是随铁铮老师一起学了起来，俞振飞示范一段，两人便学做一遍。如此几天，朱先生开心地说:“我们都是俞老的学生，我们是师兄弟。”“文革”后俞振飞北上的机会比较多，开政协会、文代会，或率院团北上演出，每次去少不了给铁铮老师一个消息，告诉他暂住的地址，他喜欢这位学生陪着他。俞老和蔷华老师习惯了晚睡晚起，所以他们俩的早餐券，成了小徒弟的大餐。

恭王府在解放后花园成了机关宿舍，府邸成了中国音乐学院和艺术研究院等单位共同使用的办公场所。铁铮老师自1976年调入艺术研究院工作，一住便是19年，工作了25年。最初分配他住在原来音乐学院的一间琴楼，这个楼能抗8级地震，唐山大地震时他在屋里睡得正香，忽然身子被震得弹了起来。恭王府花园内存有一个大戏台，1979年北京昆曲研习社恢复活动，因他的介绍，曲社开始每周日在“嘉乐堂”原音乐学院加建的舞台上、下和堂前院子进行活动。朱家溍偶尔骑着他那辆1947年买的英国凤头牌自行车来参加活动，他与朱先生极投缘，两人同为昆曲社社委，相佐相助二十多年，朱先生称呼他铁铮老弟。朱先生曾被冤屈“偷盗故宫文物”，蹲了几年大牢，结果查明不但是错案，而且他家还捐赠给国家文物。朱先生觉得庆幸，对老朋友说，他从来没有拿过故宫的一草一木，蹲监狱很好，躲过了“反右”的灾难。

铁铮老师说有段时间他为曲社联系了周日借恭王府礼堂活动，有一位老先生总是坐在观众席一角默默地看排练。后来有人告诉他这正是大名鼎鼎的张伯驹，他就前去问候，张先生客气，老说好。结束时他一直将张先生送到大门口，有一位年轻人骑车来接张先生，把他扶上后座。看着他们缓缓在残阳下越来越远，铁铮老师慨叹不已。好在好好先生的衣上酒痕诗里字，点点行行，我们不曾忘记，一直挂念着。

那年过春节，老人又寄来几张照片，附信说现在没什么能送给我的了，只有几张老照片聊表心意，或许我会感兴趣。照片是他年轻时候的戏装照，一张是　《牡丹亭》　里的柳梦梅，正在杜丽娘的梦里拿着柳枝唱“似水流年”;另一张与刘长瑜演完了　《太白醉写》，在舞台上与俞振飞、李蔷华等人一起谢幕，那扮相够儒雅够倜傥，十足俞振飞的神气。我回他信说喜欢极了。

文/唐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