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那个夏日的黄昏，从加拿大蒙特利尔皇家山散步回来，我特意绕到小区最靠马路那一栋楼的背面：从那里的平台上可以看到小区花园的全貌。我很想知道令邻居们怨声载道的小区升级工程将小区花园升级成了什么样子。已经倚靠在护栏边的那位邻居听到脚步声，转过脸来，对我笑了笑。

又是她!　前一年的夏天，我与这位以前从来没有遇见过的邻居也曾经在这里相遇，也是差不多这同样的时辰。当时，她也是倚靠在护栏边，在欣赏着花园水池里的那两只野鸭子。过去那几年，总是会有一对野鸭子在春夏之交飞到小区花园的水池边。公鸭在母鸭下蛋之后就飞走了，而母鸭会在水池边孵出小鸭子，并且抚养它们长大、训练它们飞翔。直到孩子们一个接着一个飞走之后，鸭妈妈才最后飞走……但是，那两只野鸭子情况特殊：那是鸭妈妈和她最后的孩子。邻居激动地指着水池说，那是一个残疾的孩子：它右侧的翅膀不能完全张开，一直都飞不起来。离正常飞离的时间过去将近三个星期了，鸭妈妈还在耐心地陪伴着这个残疾的孩子。她会一直等到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的专家来将它的孩子接走之后再离开。

我问她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去年的见面。她的反应说明她记得非常清楚。她的反应是一连串的抱怨。她抱怨利欲熏心的业主不应该对小区进行如此愚蠢的升级，尤其是不应该将花园里的水池填平。“还记得那些可爱的野鸭子吗？”她说，“它们再也不会飞到这里来了。”

我顺势问她会不会考虑搬走。我知道已经有不少的邻居因为对小区的升级强烈不满而选择了“逃离”。她的回答让我感觉有点夸张。她说她太老了，不想再搬家了。我马上想到与我住同一栋的那位八十二岁的老太太两天前都愤然搬走了。我选定的参考系让眼前的邻居得意地笑了起来。她让我猜她的年龄。看着她头上的墨镜、脚上的波鞋，看着她紧身的运动衫和健美裤，还有她结实挺拔的身躯，还有她清晰宏亮的声音……我毫不犹豫地就猜出了她的年龄。我猜她比那位八十二岁的邻居至少应该年轻七八岁。

我的猜测引起了邻居的一阵大笑。她告诉我，她出生于1922年，三个月前已经过了九十三岁的生日。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　我一脸的惊诧并没有让她感觉惊诧。她说有一次去医院打预防针，所有的护士都坚持说她搞错了自己的年龄。她说有一次她在路上帮助一位脊椎已经有点弯曲的老人，结果发现那位老人比她自己年轻十五岁……她说她生活中这种荒唐的事情实在是太多了。她得意地说。从她得意的表情和语气，我能够强烈地感受到她对生活超级的乐观。我相信这超级的乐观就是她长寿的秘诀。她先是用笑声表示对我的认同。接着，她用有点认真的语气揭开了这秘诀之后更深的秘密：“知道吗？　生活里没有任何事情值得去认真对待。”这应该是我在半个世纪的人生经历里听到过的最激进的“人生箴言”。我忍不住想拥抱她一下，就像拥抱我同样幽默和顽皮的外婆。

两天后的一个中午，从图书馆出来不久，我又遇见了她。在一起回小区的路上，我知道了她叫“克娜蒂娅”，我知道了她是爱沙尼亚人，我知道了她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来到了加拿大。我还知道了她每天清早起来要去墓地里喂松鼠。我还知道了她是蒙特利尔冰球队的铁杆球迷。她的步伐十分敏捷，她的思路异常活跃。紧跟上她的步伐和思路对我是一件有难度的事情。

在最后那个十字路口等绿灯的时候，克娜蒂娅突然谈到了她从前的住处，接着又自然地谈起了她从前的生活。她说她结过两次婚。比她大九岁的第一任丈夫在他们共同生活将近二十年之后撒手人寰。她在花甲之年第二次当上新娘。这一次，她吸取教训，用逆向思维挑选夫婿。没有想到，在共同生活了二十三年之后，年轻八岁的第二任丈夫还是先她而去。“你看，两种模式都不管用。”她用顽皮的口气说。“所以，你对男人彻底失望了。”我也调侃着说。“是啊。”她继续用顽皮的口气说，“还是自己一个人过靠得住。”

那天分手的时候，我暴露了自己的“作家”身份。克娜蒂娅非常兴奋，回应说她也写过自己的故事。她给我留下了电话号码，希望我抽空到她那里去点评她的写作。

如果知道自己将要读到的是什么样的故事，我肯定不会拖三个星期才走进她的客厅。那整洁和舒适的客厅让我自然地想到了钟点工。夸奖了两句之后，我问她的钟点工每隔多少天过来一次。这一次，她的回答不仅让我感觉惊诧还让我感觉羞愧。她说她没有请过钟点工。她说她的生活靠的是百分之百的自理。从客厅的布置、从茶几上的摆设、从她烤制的糕点和她调配的美酒都可以知道她“自理”的是很有质量的生活。“自理”这样的生活与“自理”我自己的那种生活根本就不是同一个级别。“自理”能力在四十多年年龄差距下的这种悬殊让我感觉极为羞愧。

我们在她的书桌兼餐桌边坐下。桌面上井井有条地摆放着的信件、剪报等等也可以作为克娜蒂娅生活质量的标志。她拿起那张画着表格和填满数字的纸，告诉我那是蒙特利尔冰球队这个赛季开始以来全部的比赛结果。她说每一场比赛之后，她都会亲手登记球队新的比分、积分和排名，尽管这是她订阅的报纸上都有的内容。这不是“认真”吗？　这不是有悖于她长寿的秘诀吗？　事实上，我很快还发现了她的另一种“认真”。她显然是一个从来都不会去“算计”的人，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她却在不停地“计算”：比如我说出我的年龄之后，她马上就会计算出我出生的年份。比如我说我每天跑三十分钟。她马上就根据我前面提到的我五分钟跑一公里的速度计算出我每天跑六公里。这说明她的大脑对词语和数字都非常敏感。我相信这也是她长寿的秘诀。

接着，她从一个文件夹里拿出一份早已经请人打印好的故事和两张特意为我复印的地图。她在那张爱沙尼亚的地图上标出了她生活过的所有城市，而在那张欧洲大陆的地图上标出了与她的故事密切相关的那些地名。她的故事是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也是关于人类历史的故事　……1944年9月，苏联红军大举反攻进入爱沙尼亚的时候，她挤上最后一班客轮逃离了自己的祖国。这是故事的起点。接下来，就是那个22岁的年轻女子在分崩离析的欧洲大陆上长达一年的逃亡：有一天，她爬上了一辆挤满难民的火车的车顶；有一天，她挤进了一辆载满溃退的德国士兵的卡车……而更多的时候，她都是混杂在陌生的难民一起，在凋蔽的公路上或者焦灼的田野里盲目地行走行走……有好几次，一觉醒来，同行的人都不知去向了，她要独自过河入林才能遇上一队新的难民。有一天，她已经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在黑夜里敲开了一家农户的门。善良的农户在她休息片刻之后，给她端上来一只刚刚烤熟的猫。她吓得重新冲进了黑暗之中，随后的好几天都不再有任何的食欲；有一天，她独自走近了一座已经没有看守的集中营。铁丝网后面那些穿着同样囚衣的男人用饥饿的目光打量了她一阵之后，突然冲了出来，冲了过来。她惊呆了。她肯定自己马上将要遭受蹂躏的厄运。没有想到那最早冲过来的人，并没有将她按倒在地，而是一把夺走了她手里的那块面包。接着，他的难友们也全部挤在他的身边，争抢了起来。令那些男人如狼似虎的原来不是“女人”，而是女人手里的一块“面包”……

克娜蒂娅一边按时间的顺序复述她的故事，一边在地图上勾画她逃亡的路线。她最后终于冲破重重封锁，进入了盟军的占领区。在布鲁塞尔的难民营滞留到战争正式结束之后，她选择返回到已经被肢解的德国。因为熟悉英德俄等多种语言，她很快被联合国录用，参与了战后难民的安置工作。她翻出文件夹里面的一个笔记本，里面有她当时生活的许多记录　(包括来自各国的同事之间的留言)。从她穿着军装的那些威风凛凛的写真已经无法想象她在逃亡路上经历的那些磨难。

在联合国工作期间，她从爱沙尼亚人办的报纸上的寻人启事栏里得到了她母亲和姐姐的消息。在她挤上最后一班客轮从南部逃离爱沙尼亚的同时，她们从北部乘小船漂洋过海，安全逃到了瑞典。这劫后余生的消息当然是一种福音，但是，它却无法改变克娜蒂娅一家已经被历史摧毁的事实：德军进入爱沙尼亚不久，她18岁的弟弟就被强征入伍，并随即开赴前线。一年之后，她们就收到了从列宁格勒附近转回来的他的遗物。而在逃离爱沙尼亚半个世纪之后重返家乡，克娜蒂娅才知道一直在当地的小学担任校长的父亲后来被苏联红军带走，最后死在西伯利亚的集中营里。

克娜蒂娅真实的故事让我们成为了朋友，而我虚构的故事为我们的友谊奠定了更夯实的根基。去年八月底，从她订阅的英文报纸上看到我的访谈之后，克娜蒂娅马上就去书店买了“深圳人”系列小说的英译本。她对我的小说人物有中肯的评价。她成了我在西方世界里最热心的读者之一。十月底准备回中国的前一天，我打电话向她辞行。她要我马上去她那里一下，为她新买的两本“深圳人”签名。她告诉我那是她准备送给一位住在斯德哥尔摩和一位住在多伦多的朋友的圣诞礼物。

我马上就过去了。

十一月八日中午，我特意从深圳赶到香港，希望在那里看到关于美国大选结果的全景报道。我的长篇小说　《希拉里、密和、我》　正在“年度十大好书”的评选过程之中，我隐隐觉得这部小说的命运与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有一点神秘的联系。第二天中午离开酒店的时候，克娜蒂娅很不喜欢的特朗普已经在佛罗里达州胜出。根据最近这三十年对美国政治的观察，我很清楚这意味着什么。那时候已经是北美十一月九日的凌晨了。我有点想给远在地球另一侧的邻居打一个电话，我想劝她关掉电视、蒙头大睡。我想对她说“晚安，克娜蒂娅!”我想对她说：“在七十二年前的逃亡路上，你已经经历过这个世界上全部的黑暗了，克娜蒂娅!”我想对她说：“你已经不再需要‘认真对待’任何事情了。”

的确，克娜蒂娅无法接受的选举结果并没有伤及她的健康，也没有影响她的生活———她照样清早起来去墓地里喂松鼠，照样喝着自己调的美酒、吃着自己做的美食。上个星期五，为了准备这篇文章，我又特意去与她交谈了一下。离开的时候，她兴奋地告诉我，她的九十五岁生日快到了。她说她已经买好了生日那天的冰球票。我不知道她的球队那天会有什么样表现。但是我想，将她带到中国的读者面前，这应该是她从来没有得到过的生日礼物吧。

2017年3月19日写毕

文/薛忆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