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国汉学史上，翟理斯(HerbertAllenGiles，1845-1935)　是个传奇性人物。他出生在维多利亚时代，1867年远涉重洋来到中国，前后在华26年之久，从一名普通的译员，做到英国驻华领事，1893年以健康为由，辞职回国。然而，他的传奇并未就此结束。1897年，在威妥玛　(ThomasFrancisWade)　去世两年后，翟理斯接任长期空缺的剑桥大学中文教授之职，讲授中国文学35年之久，直到1932年退休。终其一生，翟理斯都在为学习、研究、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而努力。作为一名汉学家，他不仅著作等身，而且还获得了不少殊荣。被授予阿伯丁大学荣誉法学博士学位、牛津大学荣誉文学博士学位，当选为皇家亚洲学会北中国支会主席、法兰西学院海外通讯院士等。

在翟理斯所有的汉学著作中，英译　《聊斋》　与其传奇生涯相伴始终。1877年3月，来华十年后，翟理斯翻译了第一篇　《聊斋》　故事　《罗刹海市》，发表于上海的英文报纸　《华洋通闻》　(TheCelestialEmpire)，由此拉开了翟译　《聊斋》　的序幕。4月，又在同一报纸发表了　《续黄粱》　的英译文。此后，他笔耕不辍，1880年，推出了第一部以单行本发行的　《聊斋》　英译本，题名　《聊斋志异选》　(StrangeStoriesfromaChineseStudio)，伦敦出版，两卷本，404页，选译了164篇作品。相比于此前零散发表的　《聊斋》故事，《聊斋志异选》　不仅翻译数量多，而且译文可读性强，此后被广泛引用和多次再版，同时被转译为多国文字环游欧美，至今依然是　《聊斋志异》　的最佳选译本。

瓦尔特·本雅明在　《译者的任务》一文中指出，译作独立于原作，是原作“后起的生命”(afterlife)，就此而言，翟理斯的译介“点亮”了　《聊斋志异》　的来世生命，使这部　《四库全书》“黜而不载”的文言小说，健步如飞地踏上了西行之旅。《负暄絮语》记载：“《聊斋志异》　一书，为近代说部珍品，几于家弦户诵，甚至用为研文之助，其流传之广，盖可知矣。然不为　《四库》　说部所收。当时此书，确曾流入宫禁，深荷嘉叹。继以　《罗刹海市》　一则，含有讥讽满人，非刺时政之意，若云女子效男儿装，乃言满俗，与夫美不见容，丑乃愈贵诸事，遂遭摈斥。”

有趣的是，不知是有意的安排，还是历史的巧合，翟理斯对于　《聊斋》的翻译，恰恰也始于　《罗刹海市》。如果说清廷对于　《罗刹海市》　的摈斥，在于它“讥讽满人，非刺时政”，那么翟理斯的接纳，则是因为该作描述的外国人身处异域的尴尬处境，令其感同身受。比如，马骥被飓风吹至“大罗刹国”，“其人皆奇丑，见马至，以为妖，群哗而走。”“街衢人望见之，噪奔跌蹶，如逢怪物。”翟理斯在同年出版的　《汕广纪行》　(FromSwatowtoCanton)　中，曾不无幽默地提到过类似遭际：淹雅宏通的翩翩绅士，竟被看作是狰狞异类，甚至有客家姑娘绕到他身后，查看是否长有尾巴。

在《聊斋志异》　中，不乏三四百字的短篇，《罗刹海市》　近三千言，几乎是最长的一篇。翟理斯选择这样一篇长文起笔翻译，显示了他对翻译《聊斋》　的雄心和毅力。事实证明，他的坚持和努力确实成全了　《聊斋志异》，加速了该作在英语世界的经典化过程。明显的例子是在综合性介绍中国文学的作品中，翟理斯对　《聊斋志异》　推崇备至。1901年，翟理斯出版了有史以来第一部　《中国文学史》　(AHistoryofChineseLiterature)，虽然这一说法存在争议，但在“前言”中，翟理斯开篇就说：“这是用任何语言，包括中文在内，编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首次尝试。”由此可见，至少在他撰写　《中国文学史》　时，尚未看到过类似作品。翟理斯将中国文学划分为八个阶段，最后一段即清代文学，首先介绍的就是蒲松龄与　《聊斋志异》，他不仅称赞蒲松龄是一位“优秀的学者和文风优美的作家”，而且认为　《聊斋志异》　的文体简洁、寓意丰富，惟有卡莱尔　(Carlyle)　的作品堪与之媲美。

1934年，郑振铎撰文称翟理斯是中国文学史的“创始者”，同时批评他的　《中国文学史》　内容不均、详略不当。“叙　《诗经》　不过九页，《史记》不过六页，李白不过四页，杜甫不过二页，而唐诗人中不甚重要之司空图则反占了九页，清文人中不甚重要之蓝鼎元反占了十页以上，袁枚也占了八页，《红楼梦》　则几占有三十页。尤其奇怪的是蒲留仙之　《聊斋志异》，在中国小说中并不算特创之作，事实既多重复，人物性格亦非常模糊，而Giles则推崇甚至，叙之至占二十页之多，且冠之于清代之始，引例至五六则以上。”正是通过郑振铎的批评，更见出了翟理斯对于　《聊斋志异》　的看重，如果没有他的翻译与推崇，《聊斋志异》　或许不会从容走入十九世纪西方的中国文学经典之列。

在翟理斯成全　《聊斋志异》　的同时，英译　《聊斋》　也见证了一位汉学家的成长与转变。最初翻译　《罗刹海市》　时，翟理斯对中国人充满偏见，将中西文化对立看待。他甚至在译文前说过如此偏激的话：“中国人……只懂得摇摆在茶叶和丝绸之间。”

1880年出版　《聊斋志异选》　时，翟理斯变得谦虚、谨慎起来。他说：尽管关于中国及中国人的书已经出版了不少，但采自第一手资料的信息却少之又少，为了减少西方人对于中国习俗的嘲弄，就得允许中国人为自己言说。换言之，需要通过翻译中国作品来传达一个正确的中国形象。《聊斋志异》　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学者对于其国其民的记载，里面有着中国人自己的思想与言行，这是他大规模选译　《聊斋》　的原因。1890年撰写　《中国文学史》　时，翟理斯在“序言”中重申了这一观点，即通过翻译，让中国人为自己言说。在西方话语为导向的时代，翟理斯能够尊重“他者的自我”，以中国人的“自我言说”来关照中国形象，这种做法颇为难能可贵。

谦逊的态度和优美的译文，使英译　《聊斋》　获得了中外学者的赞赏。在中国，《聊斋志异选》　出版后，曾纪泽特意致函翟理斯，称赞其译作非但忠实于原文，还保留了原作风貌。一向批判翟理斯缺乏“哲学洞察力”的文坛怪杰辜鸿铭，也肯定这部译作是“中译英的典范”。在西方，英国汉学家理雅各　(JamesLegge)　在　《学院报》　(TheAcademy)　上专门发表书评，向学界推介这一译作。美国学者劳费尔　(BertholdLaufer)　在　《美国民间　故事　杂　志　》　　(TheJournalofAmericanFolklore)　上撰文说：“哪怕翟理斯教授只留下这一本译著，我们也要向他致以永久的谢忱。”由此可见，《聊斋志异选》　的出版充分成全了翟理斯的美名，为他此后跻身英国三大汉学家之列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