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到了一定年龄，应该很难理解莫迪亚诺笔下对于记忆的描述吧。他在　《这样你就不会迷路》　中轻盈而又哀恸地写道：“现在和过去混在一起，如此自然，因为现在和过去之间只隔着一张薄膜，只需要蚊虫轻轻张开口就能够戳破这张薄膜”。

但是应该每个人的记忆薄膜都有被蚊虫轻轻张口刺破的时刻，无论他读没读过莫迪亚诺，或是听没听过迪伦的歌。这些诺贝尔文学奖本来与普通人没有关系，只是也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有时辗转了几个回合，就会突然间穿过那层被撕开了口子的薄膜，抵达记忆深处不知是现在还是过去的某个地方。

其实倒不是莫迪亚诺，最近我的某一块记忆———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于莫迪亚诺一样的时代记忆———是被顾城撕开的。好像是在九月间，朋友圈里偶然刷到的一篇文章中写：如果顾城还活着，他今天应该是六十岁了。遂有些惊。此前此后还真的读到过一些纪念顾城的新文旧作，印象最深的却是王安忆的　《忆顾城》，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这篇回忆顾城的文章与其他的不同，写顾城，却从顾城的父亲顾工开始。王安忆写了喜欢照相的顾工，感叹道在儿子出事之后几乎过着闭关生活的顾工曾经“是个何等兴致盎然的人”，此后才笔锋转到顾城身上，一开始的态度就及其鲜明凛冽：再有天赋异禀，既投生人间，就当遵从人情之常。

顾城在八十年代红极一时，以至于说起同为诗人的顾工反倒要说是顾城的父亲。我作为顾城的同龄人，总大约是王安忆笔下的那种“遵从人情之常”的人，再加上天未赋异禀，又不是同道同好，虽然也能背几句顾城的诗，但在他红极一时之日都没有生过追星的念头，更不要说几十年过去，他已经成了几乎被遗忘的存在。王安忆家世渊源，行文用字都是熟人的口吻，鲜明凛冽的态度自然是有底子的。我的记忆色彩与她的完全不同。只是潜伏到几乎遭到自己遗忘的记忆底层，我发现自己竟然也认识顾工。不仅认识，而且还演过他写的小歌剧。这种在双方的记忆中都不会留下什么特别痕迹的相识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真的如莫迪亚诺所写，倘若不是因为蚊虫轻轻的咬噬，作为曾经存在过的人和事的这点亮光便永远无法从连成一片的记忆黑暗中浮现出来。但是想到蚊虫轻轻的咬噬，对于我的这片记忆之地而言，竟然是顾城在激流岛上充满血腥气味的行为，又不禁有些不寒而栗。

现在想来，和顾工相识前后，应该是我最没有心事的一段时光：高中毕业后没有大学可考，而且关键在于自己并不知道，那已是我滞留故乡的最后几年，不用读书，却正值青春年少，心思快活。小县城当然不大，不过是我的主场，从来也没有觉得局限过。我时不时地在一个现在的年轻人完全陌生的“文艺宣传队”串个小角色，明明没有任何表演的功力，却是说学逗唱，样样都可以在别人的指导下来上一点儿。

顾工应该是来到基层部队所在的小县城体验生活的吧。他一个人，没有带顾城，也没有带任何其他亲人。诗人和作家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小县城来说，本应该是天外来客一般的存在，因为和大家的日常生活没有什么吻合之处。只是不知道是因为我个人不够文艺———尽管是顾城的同时代人———还是胶东那个一向被奉为“仙境”的地方太“仙”，亦或是部队早已容纳了各种非凡人物，大家都没有对顾工有什么特别的关注。这并不妨碍几十年过去，我也还能够回忆起他那张方方正正的脸，下意识里，也总是会拿他和顾城那张戴着白帽子的相片对比———事实上，如果不认识，的确很难联系到一起，至少顾工没有顾城那种幽深的，要把人拖入深渊的眼神。

顾工给我们文艺宣传队写的小歌剧叫做　《排戏》。说的是一支部队野营拉练来到一个小村庄，在助民劳动的间隙，为了活跃气氛，进一步加深军民鱼水情，部队领导决定邀请几位有文化有知识的年轻村姑和自己的文艺骨干互动，一起排练一个表现军民一家亲的节目。这个节目从创作的手段来说，倒也不乏新意。因为在演出的时候，虚构与事实的界限一下子就模糊了，台上演着　《排戏》，和台下真的排这出　《排戏》　的戏并无分别，我想，当时作为演员的我大概还真的有过恍惚，不知道是我在看观众，还是观众在看我。卞之琳的　《断章》　讲的大概是差不多的意思吧，也不知道是谁入了谁的舞台。

有了“排戏”的由头，我们与顾工有了更多的接触，一群演戏的年轻人经常到顾工的临时住所登门请教。他对我们这群年轻人倒是耐心的，没有什么架子。一来我们总也算是他工作的一部分———哪怕是临时的工作；再者，他反正也是一个人。记得第一次去的时候，寒冬腊月的，刚进门便感觉到屋子里的寒气扑面而来。开始大家还多少有点客气，后来实在坐不下去了，于是我便挑了头问他，你不觉得冷吗？　他咕哝了一声说，怎么不冷呢。我傻乎乎地继续追问他为什么不生炉子？　他很坦白地说自己生不着。在我们那个年代，不食人间烟火在审美上的积极意义远远还未能实现。我心下立时就生出一点轻蔑的意思：原来他连火都不会生，而连炉子都不会生的这类人就该下基层锻炼!　几个年轻人立刻喜滋滋地反过来成了他生活上的指导。劈柴的劈柴，砸煤块的砸煤块，不一会儿就把炉子生着了。小插曲并没有影响顾工的情绪，安顿好之后，大家围在暖暖的炉子周围，听他讲他的创作初衷，以及对我们表演的要求。

我记得几次造访，他也会跟我们谈一点轻松的话题。例如是他自己告诉我们，顾工这个名字不是他的原名，而是笔名，寓意就是文艺不能忘记为工农大众服务的宗旨。他写过这样的诗句：一怒之下你和所有的文字绝交/痛心疾首中把稿纸付诸一炬/新一代的读者早已把你遗忘……而他的态度是：你等待吧，你要等待/总有一天蜜蜂又会来你心中采蜜……在这父子两代诗人的身上，我总有一个永远得不到答案的问题：诗人更应该怀着等待之心，滞留在温暖与黑暗并现的表象世界呢？还是拒绝一切表象，直奔永远也无法描述、无法具体化的“真”而去？

王安忆的　《忆顾城》　提到，顾工喜欢拍照。他来我们的小县城时，的确也带着相机，这在七十年代初期当然是个新鲜玩意儿。可惜我们这群部队的孩子没有王安忆的待遇，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影像，连张演出照也没有。于是，能够证明世界上两个陌生人偶遇的唯一可能性就这么转瞬即逝了。那么，有什么可以证明他的这段存在———作为　《排戏》　作者的存在？又有什么可以证明他在我的年少时期的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超体》　中的露西有很好的回答：世间万物本为一体，人不是存在的单位，时间才是。想来记忆的真谛不过如此，它是时间投射在人这个存在载体上的影像，是永远不断上演着的　《排戏》。

文/邹东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