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饭店是我的城市太原最高级的餐馆之一,用今天的话说,是一个高大上的地方。
记得这饭店在柳巷钟楼街上,高门楼,开脸似乎并不大,但声名赫赫。底楼是大厅,楼上设有包间。它的来龙去脉,至今我也并不清楚,好像真的是从上海迁来的一个馆子。至于它卖的是不是地道的上海菜,我就不知道了。
小时候,举家出门下馆子的盛况,几乎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不记得和祖母出去吃过饭。有一年,应该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事,我父亲在一本医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什么文章,得了一小笔稿费,有多少钱,不知道,但现在想来也不过就是几十块。于是,一个星期天,他带着我们姐弟俩出门了,先去看电影,电影散场后,他突然说,“爸爸请你们吃饭吧!”于是,就来到了上海饭店。
那是我第一次进这家餐馆,上二楼,进了一个小包房。至于吃的什么,记不清了,只记得有小笼包子,因为太好吃,还因为它的小笼包子太有名。还有一个菜记得很清楚,是青椒肉片,不知为什么记住了这个毫无来头也毫不上海的菜品,很奇怪。三年困难时期,尽管已接近它的尾声,但物质仍然是非常匮乏的,名声显赫如上海饭店,可能,也拿不出一份多么丰饶的菜谱,而且,价格高昂,而像我父亲这样囊中羞涩的食客,大概,也只能点这种没有什么名头的菜肴。可我们吃得很快乐,吃得淋漓酣畅。好像父亲还喝了啤酒,我们是否喝了汽水则全无印象。总之,一顿饭,爸爸的稿费一分不剩地被我们吃光了。
“文革”期间,我们这个北方内陆城市,物质极端匮乏,一切凭票供应,每个月,每人只有百分之三十五的细粮也就是白面,二到三两食油,半斤肉。偶尔逢年节,按户供应一点鸡蛋、豆腐。十年间,我不记得我们城市供应过花生米、芝麻酱这一类本来最应常见的东西。饭店里,也不再卖纯粹的精米白面,卖的是掺杂了玉米面的二面馍和糙米。十年间,和家人下馆子的事情,再也没发生过,只是偶尔,大人会打发我们姐弟拿着饭盒去饭店打包一份肉菜回来,比如,一份过油肉、炒肉片之类。这样一份过油肉或炒肉片会被祖母重新加工一下,翘一些蔬菜进去,就是全家人改善生活的大菜。
买一份过油肉和炒肉片是不用去上海饭店的,可有一回不记得怎么就去了那里,排队开票的时候,碰到了一个小学同学,不一个班,可彼此都认识。她问我买什么菜,我说了,“你呢?”我问她。她看了我一眼,特别响亮地报出了一个菜名“芙蓉鸡片!”那声音,绕梁三日,非常骄傲。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世界上还有这样动听的、不染尘凡的菜名。直到今天,偶尔的,这菜名还是能唤起我心里一点异样的感受,就像比利牛斯山脉这一类南美的地名带给我的奇妙感觉一样,那是少年时热恋 《牛虻》 的后遗症。
“文革”后,读了大学。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的校园,生机勃勃。那短暂的一段岁月,是我此生真心热爱过的惟一一段时光。当然,伙食是极差的。起初,就像在军营里吃饭一样,一个班,分几个组,每组,一只大桶两个脸盆,开饭时,值日生们拎着大桶端着脸盆去食堂打回饭菜,然后分给就地围成一圈的同学。菜是如同水煮一般,而主食则是窝头扛鼎。偶尔吃一次包子、大米饭之类,如同过节。后来自然改成发售饭票,各自去食堂打饭,但菜仍然如同水煮,主食也依然如故。那时,对伙食的不满,对食堂的怨气,似乎,是所有大学共同的问题,也是所有冲突的焦点,但,校园仍然是生机勃勃热血澎湃的校园,用今天的话说,充满正能量。
女排的崛起,是那个时代的惊喜。世界杯期间,忘了是哪一届,中美打半决赛,看海曼和郎平的对决,看得热血沸腾。我们赢了,不知道怎么表达那份高兴,就对好友说,“走,我请你吃小笼包!”
于是,郑重地,去了上海饭店。那时,七七、七八级大学生,凡入学前工龄满七年的,可以带工资上学,我十六岁就在我们城市东山脚下的砖窑做工,入学那年工龄刚好够线,于是,每个月,我仍然有四十二元钱的工资收入,一个人吃用,没有家累,算是班里学生中的“土豪”,平时偶尔请同学打个牙祭,买点零食之类是有的,像去上海饭店这样的大手笔,似乎,也仅此一次。
不记得那天是周几,好像是个周日,上海饭店人头攒动,嘈杂一片。开了票,却找不到座位,站在楼上角落里,觉得很茫然。终于等到了座位,坐下来,看着狼藉还没来得及清理的桌面,兴致已经磨灭了一大半。等到传说中的小笼包千呼万唤上场,咬一口,很愕然,这不是我记忆中的味道啊,简直可以用“难吃”来形容。我们俩,沉默地吃着,吃到后来,忽然笑了。
那时年轻,还不能做到,乘兴而来,兴尽而归,但似乎,也不是为了几笼包子而来,所以,尽管扫兴,心里却仍然是快乐的。
记忆中,那是我最后一次去上海饭店吃饭。
它是什么时候从我的城市消失的,我记不清了。城市在变,生活在变,有那么多新的餐馆、新的饭店,如夏日雨后的蘑菇一般,蹿出地面。人们追逐着那些新东西,老地方渐渐凋敝。忘了什么时候,很多年前了,有一天,偶尔路过钟楼街,忽然发现,上海饭店不见了。去了哪里,不知道,也没有再打听。那时不觉得什么,只是现在,有时在哪里吃小笼包,还会想起它。原来它能带给我如此久远和绵长的想念……
文/蒋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