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家是天生长于观察、了解人的心性的一种人，就如画家之于色彩、音乐家之于声音，若没有那样的天赋，是不大能成功的。就使不写小说，有此种天赋的人，也必然在对人的理解上，有过于常人之处，在社会上做事，因此也肯定优于一般人，而较为游刃有余，尤其是优于同为弄文学的诗人，事实上大多数的诗人，都是倾向于想当然、只关注其自身而忽视他人的人，这比起小说家来，无疑有些太高蹈了。《水浒》　的作者，无论其为谁，必是一位伟大的人性的观察家，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其书不但善写人的性格，对小说中的人在特别境遇中的“心性失常”，也做了极出色的描摹。以笔者之所知，此义似尚未有论及的，长夏无事，聊为拈示二事，并加扼要的评说，以为谈助。

第一事，为第十回的结尾写林冲打人，林冲在山神庙杀了陆虞候等人，冒着大风雪，一气走到柴进的东庄，问庄客讨酒喝，一言不合，便把枪去火炉里的火柴头一挑，来烧老庄客的脸，众庄家都跳起来，他又用枪杆把他们乱打一顿。此举在儒雅的林教头，可谓粗野。林冲的为人，因自幼有家学　(见第七回鲁智深对之云：“年幼时也曾到东京，认得令尊林提辖。”可证)，必然教育甚佳，心气较平，所以平日是有涵养的，这也就是何以他在柴进庄上，与洪教头比武，洪大喊着“来、来、来”时，他仍不失礼，只说“师父请教”，在洪使了“把火烧天势”那个骄愤的棒势，他也只使个“拨草寻蛇势”，与之对敌，无一毫的矜气。凡此种种，见出虽在押解之中，他的八十万禁军枪棒教头的身份、气度，依然未失!　金圣叹批中就连赞之“儒雅之极”，确是解人。有作家认为林冲的为人，“心中积压了太多的负能量”，是“黑色的、畸形的、变态的”，实为诬妄之谈。林冲若是这等人，哪还会立在大相国寺的菜园子外，看鲁智深使铁禅杖，又与之片语即合，结为兄弟？“不知其人视其友”，与鲁智深可以“倾盖如故”，则他的为人，不难想见。不仅于此，在火併王伦时，他对刚认识的吴用说：“古人有言：‘惺惺惜惺惺，好汉惜好汉。’量这一个泼男女，腌臜畜生，终作何用!”在破连环马时，大家要赚徐宁上山，林冲听了，又说道：“这徐宁的金枪法、钩镰枪法，端的是天下独步!　在京师时，多与我相会，较量武艺，彼此相敬相爱。”言语之间，可云披肝露胆，英气毕见，如此的为人，何有于“变态、畸形”？　又何有于“积压负能量”？至于他与陆谦往来，那只是小人善佞，适逢其意而已。这在英雄豪杰，是从来有所不能免的。而挑起火柴块来烧人，则是在连杀了三人之后，他的余怒未消尽，而杀气犹存所致。大凡不易生气的人，生起气来，则其消也亦较不易，余势在胸，有时迁怒旁溢，也是很怕人的。所以以林冲之儒雅，在柴进的东庄上，便发生了此一突兀之举，大反于平日的为人，而为失常之事。而此一行为，在小说家，却也只是借之过入水泊，是所谓的文章的余波。只此一节，便见出小说家的深通人情及文字技术了。

第二事，为写宋江杀阎婆惜，其详见第二十一回，这是自来公认的《水浒》　中的最出色的故事之一，其笔墨之妙，真可以叹绝了。金圣叹的批本，在此回，作了一较大的掉改，即将宋江取婆惜为外室，置于刘唐来郓城送金子之前，此改至佳，不仅针线加密了，文势也更有精神。原作是宋江收了刘唐一锭金子，当晚遇见阎婆，不久要了婆惜，又过了许久，才去杀了婆惜的。这于事理当然疏了，于文字也嫌散缓了。不过，此回的妙处尚不在此，而在于宋江的心性，本不是要杀人的，本不要杀人的人，最后却又把人杀了，而被杀掉的这个人，又是与之共枕的“水也似的妙龄女子”。这自是一失错之举。不过，这一失错之举，出现在这里，却有充足的前提，所以事虽出于变故，文却当于神理。宋江之杀婆惜，推原其本心，是并没有此一念的，此一念之起，无非是在婆惜的过于咄咄逼人之下，宋江被迫得急了，而在二人抢夺招文袋时，袋子里的那把压衣刀又偏不巧拽出在席上，宋江抢了在手，直至此时，宋江的意中，也并无明确的杀人之念。可是，婆惜见宋江抢刀在手，偏又鬼使神差，喊叫了一声：“黑三郎杀人也!”只这一叫，叫醒了宋江，便将其所积之怒，一时激起，而杀之一念，亦如电光石火，顿生于心间；小说中写此云：“只这一声，提起宋江这个念头来。那一肚皮气，正没出处。婆惜却叫第二声时，宋江左手早按住那婆娘，右手却早刀落。”这一段文字真写得好，我以前读至此处，也忍不住在书边批了两字：“神手。”极佩服作者的手段。金圣叹在此处的批，则云：“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婆惜之叫，从鸾刀中来，作者真已深达十二因缘法也。”所谓“十二因缘”，是佛经中的说法，大意谓一切众生，皆本来清净，因过去一念无明妄动，便有无数的造作，便生出诸烦恼；真所谓如水起波，一波才动，万波即随之。圣叹赞作者“深达十二因缘法”，是很正确的，只是说“宋江之杀，从婆惜叫中来”，尚欠分疏。因为，此事的缘起，不仅为婆惜的一叫，在此之前，已有无数的因缘和合，造因于前，所以婆惜之死，已是“在劫难逃”，是必然和注定的了。在前一回，婆惜因通张文远，遂嫌宋江不中意，“宋江但若来时，只把言语伤他”，宋江已不悦在心；不过，“宋江是个好汉，只爱学使枪棒，于女色上不十分要紧”，也就不去上门了。在杀婆惜的这晚，宋江又受了一夜婆惜的冷遇，一肚子气，挨至五更起来，恨恨骂了句：“你这贱人好生无礼。”可见出宋江之极不平。婆惜却又不饶不让，回骂说：“你不羞这脸。”宋江固是阔大，也为此“忿那口气，便下楼来”，出了门，又“忿那口气没出处，一直要奔回下处”。也正因为怄了口气，才忘了那只惹祸的招文袋。而回来找那只袋子，婆惜又藏了不还，还威胁说什么“该一刀的罪犯”(婆惜之狠而愚，于此可见。其实婆惜的悲剧，在根本不能了解宋江的为人，而又自作聪明，臆测对方，所以对策大谬；若稍能了解，取别的策略，又何至于此)；不但可气可恼，更为要命的是，这也刺中了宋江的心病。宋江在此种情境之下，情绪波动，理性终于失衡，而平日的心性及操持，一时俱失，遂至意乱无主，却又被婆惜这一叫，勾起了杀心，而成此一“失措之事”。必须说明，只有写本无杀心的宋江杀人，才用得着这种“因缘法”，若是换了李逵，那就用不到这样了，因为杀人之于李逵，乃是家常的便饭，无须铺垫事势，只有在宋江，才是“失常的行为”，当然，若不是为此，小说也不能写得这么好看了。

说起来，在真实生活中，无论是谁，也无论其如何节制、有修养，总免不了在有些时候，会发生“失常的行为”。而这些“失常的行为”，必然与其人的平日为人、性情，是大相径庭的。不必说小说家，就是我们普通人，只要有相当的阅历，对于别人行为的失常，一般也都是理解的。史书中的大有名人物，也每不乏例。如东晋的谢安，可说是一个最能节制的人了，平时坐船行路，一任下人“放船纵横，撞人触岸”，略无喜嗔；甚至在泛海时，遇到了大风浪，其他人无不惊惧，唯他不为之动，神色如故。可是为兄送葬，日暮雨急，他却忍耐不住了，发起急来，“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临川王评之云：“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可谓知言。人性中的常与变，自然如此，若推明其故，就可以“哀矜而勿喜”了。只是小说中写此类的情事，大抵着墨无多，不甚引人注意罢了。

文/王培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