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5日在上海市三女中的会议室里召开了一个新书发布会，宣布校史　《中西女中》　正式出版。至此，这所存世60年、上海曾经的名校、终于有了自己正式的一部历史，包括一本校史和两本校友回忆文集，当可告慰当初的创建者们、为她奉献自己全部精力乃至生命的历届校长和教师们，以及终身难忘母校恩德的老校友们。新书出版后，在上海的老校友可以直接去领取。据称头两天，白发苍苍的老校友们纷纷前往，年纪略小的妹妹代年迈的姊姊去领，儿女替妈妈去领，有些甚至白跑了也在所不惜。这样小小的感人场面也许并不会引人注意，却说明了一个学校能让她的女儿们终身惦念，必有其不凡之处。

我是1947届的中西毕业生，有幸和两位同班同学陈晋明、张罗罗组成三人小组参加此项工作。因为编写者分散各地，所以我们的工作是在京沪两地和太平洋两岸利用互联网进行的。在两年的编写过程中，艰辛共乐趣并存，困难与收获交织。

我们从一开始就认定我们要编的不是中学读物，不是故事，而是一部历史。中西女中是一所美国教会学校，诞生于1892年，终结于1952年。60年间，她的发生、发展和变化正好与我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契合。所以，也可以从一个角度反映那个时代的社会情状。

正因为我们有这个认识，所以我们自始至终抱着尊重历史、忠于历史的观点进行工作。所幸中西女中的档案保存得比较完整，当年传教士们基于什么样的思想来华创办这所女子中学，并立意把她办成一所经济独立的高等中学，对于她的规模、规格、水平等方面的具体设想和计划，都有翔实的记载，都是有据可查的。中西女中的　《墨梯》　年刊在较大程度上得以保存。此处要特别感谢市三女中的陈瑾瑜老师，以极其认真细致的态度对待资料的挖掘、积累和研究。例如她一个暑假都到上海档案馆昏暗的缩微阅读机上抄录资料，其中有一张“中西女中战时损害情况表”第036号，详细记录了在学校被日军强占后，校舍及教具的损失情况，成为对日军控诉的有力证据。还有沈淼莲老师，退休后无偿地天天到档案室整理资料达20年之久，做了近百本校史照片集和专题文件夹，甚至把一张张破旧纸张整理修补起来，成了宝贵的历史见证。这种尊重历史、悉心保护和研究档案的精神令我们敬佩。正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陈瑾瑜编写的校史，才能做到忠实于史料的记载，绝无妄言。

此外，我们还收入了一篇美国老师葛继恩写的　《上海中西女中简史》，是在美国耶鲁大学图书馆发现的。葛继恩老师从1929年来到中西任教，直到1951年离开，是中西女中历史的亲历者。更为难得的是她在改革开放以后曾来市三女中参观访问，旧地重游。她的文章虽然不长，但以一个外国人、一个曾经的老师的视角见证了中西女中的前世和今天在她的基础上获得新生的市三女中，使她的这篇简史，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书中关于当年学校生活的情况，大多引自中西女中每年出版一本的年刊《墨梯》。对凡有疑问的一些微小细节我们都尽量加以核实。例如，中西女中一贯被认为是“贵族学校”，似乎学校生活会相当奢华。于是就有人提出了一个问题：宿舍寝室内究竟挂不挂窗帘？　为了这个没有确切记载的问题，我们对健在的校友一一电话询问，终于得到了一个比较可靠的答案：一位1947届的校友肯定地说：“没有窗帘!　我小时候很胆小，最怕熄灯后看见窗外树枝摇曳的黑影。同室的同学常开玩笑吓唬我，说外面有鬼!　我害怕得把被子蒙在头上睡觉。如果有窗帘，我早就把它拉上了!”这个证词应该是可靠的。说明初创时期的中西也许比较讲究，但到了后期，学校生活趋于一般化。

又例如，有一位校友的来稿说她家贫，买不起原版的英文课本，只得向别人借，书主在里面写了许多中文字，由此而引发了她和外国老师之间一场不愉快的争执。这个叙述引起了老校友们的质疑。当初在中西女中是从来不买英文课本的。英文课都采用原版英文读本，由学校借给学生，要求包上书皮，不准在课本里涂写。读完一本，还给学校，再发下一本读物，所以不可能产生买得起或买不起的问题。其他课本，如数学、生物、化学等，则采用愚园路上龙门书店影印翻版的美国课本，价格便宜，由学生自己购买。为了核实，又是一番广泛的电话询问，被采访者一致记得学校只要求我们准备好自己的笔记本，从来不要求我们买英文课本。还记得初中二有一位国文老师，被学生在背后取了一个外号“矮胖王”，届届相传，大家居然想不起来她的真实姓名了。询问了许多老校友，最后还是由1947届的一位校友打电话到上海问她1943届的姐姐，才得知这位老师名为王方华侪。

寻找早年老校友的踪迹是另一项重要的挖掘历史的工作。中西老校友中不乏有突出成就的奇女子。如果不能反映她们的事迹，校史也就是不完整的。所幸在1992年，有一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罗海蒂，为了写她的关于女子教育问题的论文，发现历史上曾经存在一所上海中西女子中学。于是她会同中西1947届的校友陈晋明策划了一项采访老校友的活动。她们走遍了美国，采访了数十位中西毕业生。其结果是令人震惊的。

1920届的程修龄是中国第一位女律师，也是中国第一个派往联合国的女大使。但是对于这位杰出的校友没有人知道她的去向。为了寻访她，陈晋明从程修龄在上海的亲戚那里打听到她住在纽约。费尽周折，1992年的一天，她和罗海蒂等三人找到了她住在曼哈顿的一所公寓楼。里面光线昏暗。程修龄躺在床上，旁边坐着一位护理员。听见陈晋明叫她的名字，她非常恐惧，不停地问：“你们是谁？我不认识你们。”护理员说她得了老年痴呆症，已不认识人了。看见她这个模样，大家心中极度悲哀。但是既然已远道而来，总该尝试一下和她交流吧。陈晋明在她旁边坐下来，慢慢地试着用上海话和她讲话。渐渐地，她呆痴的脸部表情发生了变化，似乎开始苏醒过来。她坐起来，拉着陈晋明的手，用上海话对她讲自己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对她长达两个小时的录音采访。我们在　《回忆中西女中1900-1948》　里所发表的那篇文章，就是根据那次采访录音整理而成的。在讲述自己身世的过程中，程修龄忽然兴奋起来，从床上跳下来，走到放在墙角的一个大箱子前，从里面翻出一张自己全身戏装的照片给她们看———就是现在登载在第90页的那张照片!采访过后不久她就去世了。这无疑是再及时不过的抢救历史!

至于寻找中国第一位女银行家、1910届严顺贞的踪迹，则比寻找程修龄更为艰辛。陈晋明经过数年努力，终于得到消息有一本新书出版，其中有很大篇幅是关于上海中西女中的，作者正在旧金山中国城的书店里签名售书。陈马上赶到书店，看见严顺贞的名字赫然出现在那本书第一页上!她一口气把它读完，并和作者取得了联系。后来因为要写校史，希望能从书里引述一些有关严顺贞的事迹，并拷贝一张严的照片。但都未能获得对方的允许。所以在我们的书里，只有一篇很短的关于严顺贞的文章，也没有照片，实在是很大的遗憾。

老照片是历史的见证，在有些情况下，甚至比文字更有见证的价值。出生于1891年，1913年毕业于中西女中的丁懋英，是中国著名的妇产科大夫，早已告别人世。那么，她有照片留下来吗？　我们费尽周折通过丁家的后辈，从丁懋英当年就读的　Mt.Holyoke学院的档案里找到了一张她穿着一身华丽的20世纪初期中式服装的照片，并从照片说明里得知她原来是取得庚子赔款奖学金赴美留学的。得到那张照片时，我们几个欣喜若狂。对于老照片里人物的辨认也是一个考验。例如在市三档案室里发现了两张薛正校长分别和两位外国老师的合影。由于薛校长穿着同一袭旗袍，可以肯定是拍摄于同一天。但时间段又如何定位呢？　只有两种可能，一是在抗战前，一是在抗战之后，约1945-1948年之间。经过对1945-1948届6位校友的电话咨询，最后确定拍摄时间应在战前，因为薛正校长穿着长及脚背的旗袍，而到了战后，已经不时兴那样的长旗袍了。

和老照片一样，老物件也是历史的见证者。当年中西每一班毕业生都有一枚级戒。但时隔数十年，哪里去找级戒呢？　后来我们打听到住在纽约的一位1947届校友还保留一枚。她把戒指寄给美国西部加州的一位同学，那位同学又将戒指拿到首饰店里抛光处理，才拍了一张今天发表在校史里的级戒。

凡此种种，我们都着意于落实每一件小事，尽量使我们这部校史能经得起推敲和时间的检验。

现在常见一些文章记述曾经的教会学校，例如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等等。是优是劣，是正面是负面，功过任凭论说。但能受到关注，总是好事。可惜对于教会中学的关注则极为少见，如对于昔日沪上具有地标价值的两所教会女中———圣玛利亚女中和中西女中，就少有记述。即便有，亦往往言有不实之处。其实中学是人生中进行素质教育的关键阶段，是需要多加关注的。我们今天的成就，都是前人经验的积累。历史需要记载，也需要传承。今天我们编写校史，尽可能忠实地记载中西女中的历史，记载前人给予我们处世为人的教育。我们把这部校史看作是我们赠送给年轻一代的礼物。希望她们能从历史中吸取营养，从而获得更大的智慧，使人生绽放出更加靓丽的光辉。

2016.7.30

文/张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