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经曲社的前辈介绍,我认识了老先生。前辈说老先生是俞振飞的学生,在俞老身边不少年,懂戏,以前是唱昆曲和京剧的好手,可惜坏了嗓子,只能做点教学工作了。那回前辈陪我去了一趟老先生家里,他们很熟络,进了屋子不怎么客套。我一进门就开始打量他,双脚坏了坐在轮椅上,那把轮椅在他身下转来转去十分自如,身体倒硬朗,看样子是较为魁梧的,说话气足,声音亮堂。他让我们在沙发上坐下,便叫来保姆为我们斟茶上水。刚咽下两口,老先生不容分说就让前辈唱曲子:“你今天唱什么? 一定要唱。”前辈唱完接着让我唱。我不记得自己唱了什么,没有笛子伴奏,凭点印象,略带慌张地凑合完成了一支曲子。待唱完,他对我们不说好,也不说不好,就这么聊开了。
他问了我一些关于昆曲的认识,听说我是俞迷,高兴地话题离不开俞振飞。他一会儿拿出俞振飞的书信给我看,让我拍照,一会儿翻出他发表在杂志上纪念俞振飞的文章,让我阅读他对老师珍贵的记忆。“有件宝贝,大家没见过的,你一定喜欢!”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有点得意。他笑着灵活地将轮椅转向了他的写字桌,在右手抽屉里取出一叠黄黄的旧纸递给我。我轻轻打开,首页上自右向左赫然写着:“民国卅八年五月十一日重抄。江南俞五。孔雀东南飞。”那一刻,我望着“江南俞五”四个字分外激动,因为俞振飞,也因为看多了回忆民国时期戏曲的书里称呼角儿时,以其家里排行相称,如俞振飞叫俞五,姜妙香叫姜六,觉得特别有派头。那年梅葆玖先生来上海,朋友约了一块儿跟他喝茶,我神神叨叨问他,能叫您玖爷吗? 他乐了,说,行,随你们叫。
近些年迷俞振飞,他的墨迹我收集了一些,这件是我见到的书写时间最早的,民国卅八年,1949年。虽说是一个唱本的抄本,通篇自然流畅,笔墨圆润,满纸的沉秀儒雅,用书法的标准来审视,无疑称得上逸品。俞振飞的父亲俞粟庐是书法家,俞振飞从小随父亲写字,写魏碑,写董其昌,写赵孟頫,十四岁至十七岁时跟了陆廉夫学书画,继而请益于冯超然,最终形成他自己魏碑骨架子,掺了赵字风韵的行书。他的字好,偏偏成了晚年的一件烦恼事,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我的写件越来越多,我一再声明:‘我不是书家,更不是诗人’,但送纸来的人还是不断。真是‘急煞人也么哥’。”
“你看时间,5月11日,解放军攻打上海是5月12日,5月11日上海解放战役打响的前一天,他还在那儿研究昆曲,你看他有多喜欢昆曲。”老先生说。我的眼睛贪婪地停留在这几页俞振飞的字上不舍得移开。“《孔雀东南飞》 你知道吧,三几年翁偶虹为中华戏校编的,旦角是赵金蓉,焦仲卿用的是老生赵金年。俞老看过此戏后,认为这是表现爱情缠绵和悲苦的戏,不适宜老生,改小生更妥当,大家听取了他的意见,就找来储金鹏演,但储金鹏不会,俞老便当起了老师来。”老先生又说。“这就像程砚秋的 《红拂传》,俞老将李靖由老生换为了小生一样,俞老确实是有智慧的。”我插上一句。“的确如此,”他接着说,“他为什么会抄 《孔雀东南飞》? 那回是在上海演 《孔雀东南飞》,俞老有些生疏了,于是他抄了以后现背词,就把这出戏唱了下来。还有个故事呢,那时他和李玉茹有一出 《鸳鸯泪》,小生戏极为繁重,俞老生怕自己体力不支,向他的一位医生朋友透露了自己的担心。那位医生朋友劝他放下心,打强心针即可,结果俞老真的打了那么一针。”我仔细聆听着老先生讲故事,发现他眼中不停飞扬出神采,连那副宽宽大大的眼镜上都是光晕。
那次见面后,我再没和老先生联系过。今年5月,老先生突然打来电话要我去一趟。我如约而至。家里保姆说老先生身体多病了,这些天连日阴雨,风湿性关节炎的老毛病,疼得他晚上睡不着觉,没有一点食欲,受罪啊,这会儿迷迷糊糊的,想是睡着了。我蹑手蹑脚在保姆的带领下进了他的房间。进门着实吓了一跳,原本结实的身子骨,这下躺在床上已经动弹不得,面色憔悴,白发稀疏杂乱地贴着头皮,原先的神采全不见了。我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下,保姆为我倒了茶。我喝着茶水望着他,感受着整个屋子弥漫着的药片味道。约摸半小时样子,他渐渐恢复了些精神。靠了保姆的搀扶,他勉强坐起靠向了床头。程砚秋的 《金锁记》 有句“未开言思往事慢慢细讲”,可是我担心他今天是讲不动了。似此星辰非昨日,他衰弱的样子让我难受。在他的吩咐下,他家里人交给我一叠纸,我一望便知是那件俞老手抄的 《孔雀东南飞》,三年了,如此倾心之物,我一直铭记在心。他说:“你拿去吧。这真的是件宝贝。”并关照我,不要告诉别人他是谁。我答应了他。
这几天书商朋友卖给我两张俞振飞的老照片,一张里是俞振飞、马连良、张君秋,另一张里是俞振飞和欧阳予倩。说起来是1948年时候的事了。那时的上海局势动荡不安,黄金大戏院的经理孙兰亭眼见剧院越发冷落不济,便邀了俞振飞、马连良和张君秋一起去香港演出碰碰运气。他们在1948年底到达香港,起初营业尚可,没过多久又撑不下去了。为了弥补损失,俞振飞、马连良、张君秋为香港一家影业公司拍起了戏曲电影,俞振飞和张君秋拍了 《玉堂春》,马连良与张君秋拍了 《打渔杀家》、《梅龙镇》,马连良还单独拍了 《借东风》,共四部,担任艺术顾问的是戏剧家欧阳予倩。俞振飞在1981年致友人的信中曾言及此事:“我和他 (张君秋)从四八年起一同去香港演出 (另外还有连良),那次演戏之外还拍了‘三堂会审’电影纪录片。在会审旦角慢板过门中,把头次进院,二次进院,三次进院以及关王庙等,都在电影表现出来,当时是欧阳予倩的点子。”俞振飞与欧阳予倩的这张照片用的是普通照相纸,与马连良、张君秋那张合影的背后按明信片的格式印了线条,可称为明信片。民国时流行此类定制的明信片,人们将自己喜爱的照片做成明信片后直接写上地址寄给自己的亲人或者朋友们作纪念,省去了装信封的步骤。据说在港定制的这张照片明信片数量不超过一百张。
这两张照片推算摄于1949年一二月间,因为1949年2月,俞振飞得知解放军已在南下,就从香港回到了上海。在俞振飞回到上海的两个月后,4月 28日至5月27日,俞振飞与李玉茹携多位京昆演员在中国大戏院演出,麒麟童因母亲病逝退出了演出,剩下他与李玉茹两人挂头牌。这次演出的剧目中有 《孔雀东南飞》,老先生三年前所说俞老“现背词”“打强心针”应该是在这次演出上了,便有了这份珍贵的 《孔雀东南飞》 重抄本。
文/ 唐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