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日子做书商生意的老韩、老杜为我找来数十封俞振飞上世纪六十年代致某位学生的书信，跨度从1959年到1965年。经了半个世纪的流离，信纸早已脆了黄了，像枯寂的树叶子。我依然收下，带回家在灯下编目整理，带着虔敬的心情追寻昆曲泰斗在那个贫瘠、朴实的年代，对学生浓浓的关爱和深深的恳挚。意外地，1963年那部分信件中竟然多处提及《墙头马上》拍摄彩色影片之事，所谓处处细节，处处文章，原来一部影片的完成不容易。

　　算来昆剧《墙头马上》和周恩来总理是有关系的。1958年俞振飞访欧归来，周总理问他：“明年建国十周年，你们准备拿什么剧目向国庆献礼?……我给你们推荐一个题材：元杂剧中有一出《墙头马上》，主题是反封建，有教育意义，你们可以改编一下。”于是那年秋天，上海戏曲学校根据元杂剧名家白朴的《墙头马上》进行改编了，执笔是上海京剧院的苏雪安，俞振飞演裴少俊，言慧珠演李倩君，1959年3月20日正式公演，1963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成了彩色影片。

　　俞振飞对将《墙头马上》拍成电影，开始是有顾虑的。1963年6月6日，他在给学生的信里表露了担忧：“‘墙剧’拍电影当然是好事，不过几时能拍，怎样拍法，恐怕要经过一个很长时期才能实现。(一)电影限定一点四十分要结束。(二)乳娘、李世杰，两个小孩等等的人选问题，也要经过一番研究。(三)他们要求到长春去拍。牵涉到老师、学生、京昆剧团演员、音乐组等等问题。”

　　第二天，俞振飞与言慧珠在静安寺后面的军人俱乐部演出《墙头马上》，长春电影制片厂派人来进行了观摩。那晚演员们极为认真，因为到的大部分是内行，但剧场通风设备差，场内异常闷热，累得俞老和言慧珠汗流满面。花园一场结束，出汗过多的俞振飞开始发喘，到挨打一场差些晕倒在台上，俞老自嘲：如果不休息再演一场，肯定会来一个“奔登呛”。

　　1963年6月10日，信中描述这次演出结束：“长春电影厂的同志们，据说看完戏太兴奋了，大家回旅馆一直聊到了半夜。今日下午准备开一次座谈会，编、导、演，都讲一讲过去的经过，可能还要讨论一下这个戏的‘保留’‘删去’‘增加’三个问题。更主要听听大家对‘马’的问题如何看法。的确，这个问题很不容易解决。因为剧名叫墙头马上，没有马是不行的。如果用真马，那就任何动作不好做了。如果用马鞭，四周都是实景，又有矛盾，姑且听听几位专家的高见吧。”

　　《墙头马上》的电影本子是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杨村彬编写的，拍摄时的导演是长影的蔡振亚。杨村彬的电影本子较舞台本有更大改动，还增加了几段唱词，俞老头痛又要动脑筋谱曲了。关于马，电影里后来用了真马，柳树下一个短短的镜头，马儿一抬足，俞振飞便拿着折扇飘然出场。

　　1963年7月，俞振飞一行由上海取道天津来到长春，他在8月2日的信中说：“到了长春气候的确很舒服，有些像庐山的意思。晚上尤其凉快，往往需要盖棉被。但是也很容易伤风感冒，原因就是天气冷暖的变化，一天要有好几次，所以出门须随带上装，否则天气一变就能受寒。”

　　到长春后，俞振飞先看了两部长影的作品，越剧《柳毅传书》与蒲州梆子《窦娥冤》，结果反而顾虑重重，对《墙》剧拍成电影后是“好”是“歹”缺乏信心。“戏曲拍电影，会在‘虚’与‘实’的两个字上要掌握的恰当，现在我们的命运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不禁为之惴惴不安。”

　　中国的传统艺术追求“韵味”，古人论述为虚实相生、情景相融，无画处皆成妙境。戏曲的“虚”与“实”，正是云中的神龙见首不见尾，不谙此境者，为艺终隔雾看花，“韵味”之深浅厚薄立现，所以俞振飞的“惴惴不安”是有道理的。好在俞老很幸运，1963年8月29日，他高兴地告诉学生，电影有了一个更接近舞台的剧本，信中详谈了部分剧情编改的过程，见解颇给人启发：

　　“本来长影的工作同志，准备要电影化多一点，也就是更接近故事片形式，我们不同意这样办。经过争论不少，现在基本上争来了许多舞台原有的东西，总之虽然都是搞艺术的，但是艺术观点不一样，那就很难在一起合作。为了这些问题，的确心里别扭的时候比较多。比如写休书的问题，电影本是裴行俭念到‘永断瓜葛’后，少俊正要落笔，倩君一怒回房取随身行李去了，少俊掷笔欲追，行俭拦住。后来行俭看到少俊实在不肯写，就命他即刻赴京赶考，不许停留。最后少俊看到无法挽留，于是说了一声‘罢’，毅然离家而去。行俭看到四下无人，冒写休书，刚写完，倩君携了两孩，梅香带了行李打算走，行俭将假休书给她，后面就接上抢两个小孩等等。

　　“我们觉得裴少俊写休书是被动，因此决定写的时候唱‘没奈何假意允从，忍泪修书，暂做一个薄幸郎’。这三句唱词很说明问题，损害不了他的人物个性。但是导演无论如何不同意。最后长影的厂长和党委书记来做我们的思想工作，搞得空气很紧张，当然，‘把片子拍得比舞台更好’，这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导演和演员在以后工作中是一刻不可分离的，如果有了矛盾，肯定是会受到一定的损失。因此在‘克服困难’前提下，我们也只好硬着头皮答应下来。

　　“但是，答应虽然答应了，‘如何把片子拍得更好’的原则还须要遵守，在写休书这场里的问题还不太大，问题在最后一场团圆。在电影剧本上写得稀松平常。当倩君唱到‘感谢你写休书多承教’之后，少俊说：我何曾写过休书。裴福从怀里摸出休书(这也是荒唐的。老院公是最同情他们一对夫妇的，反而在团圆的时候拿出这样一件触心的东西，不知要起到什么作用?)于是少俊接过休书一看，就对倩君说：你看啊，这是我爹爹的笔迹，不是我写的。我认为少俊看到是父亲的笔迹，不定要大大的惊讶，决不能这样轻描淡写。倩君的思想转变，也要一步一步地转过来，因为舞台上是看见行俭逼着少俊写的，所以团圆时抱怨几句也就行了，现在，在倩君记忆中，分明是看见少俊写了，而且也不像舞台上这样最后有——今日之事，你心中自然明白，后会有期，你要保重了。这寥寥数语，对倩君来说是有温暖的。因此要按他们的设想，倩君在最后一场的感情，对少俊是更恨，因为更恨，要把它一下子转到‘破涕为笑’就更麻烦一些。现在经过你师母好几天的思考，改得比较合理，同时也增加了戏剧性。”

　　关于“墙剧”具体拍摄的时间信中没有写明，而拍摄时的情况，据曾任上海昆剧团副团长的郑利寅回忆，他们(指俞振飞、言慧珠)每天须提前2个小时到摄制棚化妆，从下午2时开始做头饰到深夜，每天拍摄10个小时。而且顶着高温灯光聚焦，有时一个镜头要拍好几次，一次不行，重拍，直到导演满意为止。“当时俞老已是进入花甲之年的老人了，但他总是不怕苦，不怕累地坚持到底。”他说。俞老在11月19日的信中提到了言慧珠：“你师母从本月初以来，左臂酸麻，左手指感觉麻木，但是还是坚持工作。昨日开始拍花园(现在庭院飞花絮一段唱，改为与梅香游园时唱)，下来就是‘园会’。”可见老辈艺术家们对于艺术的认真。

　　俞老在长春除了紧张的电影拍摄工作，还须兼顾不少演出。1963年8月16日的信中就有这样的抱怨：“东北的剧场，形式是现代化，剧院都没有通风设备，也没有电扇，但是天气热一点，看戏的和演戏的一样受罪，简直闷得要晕过去。按现代化的建筑，应当有冷气设备(因为它没有窗户)，昨晚我们在台上，演到下半出，真有些上气不接下气，因为台下观众的热气，完全涌到台上，再加上强烈的灯光，演完戏，大家感到筋疲力尽，我和你师母更感到有些支持不住。有一天看长春戏曲学校的杨门女将，在工人文化宫(这个剧场的条件是比较好的，但是也是现代化建筑)，我看到一半就感觉透不过气来，跑到休息室抽了两支香烟，才算勉强把戏看完。”而长春的伙食和入冬后的天气同样未能使他满意……

　　历经重重辛苦，电影终于在1963年12月下旬拍完，俞振飞到底是满意了。他说从他第一次登台起，舞台生活将近五十年了，但经过《墙头马上》的拍摄，不仅提高了表演，而且提高了用嗓和唱法。他还夸影片的色彩好：“我们这次最占便宜的第一是底片好，第二是机器好(是美国最新式的，我们全国只有两只，长影一只，上影一只)，第三是摄影师好(这次的总摄影师王春泉同志发挥了很大的威力。据说他和上海的黄绍芬同志是我们全国最好的两位摄影专家)……还有好些更好的镜头，等我到北京再送给你。”他对学生说。

　　那天下雨，我窝在家里无心写字无心读书，从抽屉翻出这部1963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的昆剧《墙头马上》，一气看到结尾。拍摄电影那年，俞老62岁，言慧珠45岁，两人加起来107岁了，可影片中活脱脱一位青春少年郎，一位红粉美娇娃，演来拿捏自然，一点不做作。李倩君开场在闺房内细细端详一柄宫扇，扇上是新绘的卓文君隔墙听司马相如弹《凤求凰》，美娇娃轻抚发髻，羞答答一句“丹青点染凤求凰”，甜得差点酥掉我的骨头。

　　文/唐吉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