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创刊70周年，我们约请师友们写点文字，谈谈他们眼中的　《笔会》。

 

发心是我们自己暗暗感慨“70年”岁月车轮的分量，读到师友们写来的文章，却更加动容。不论其评价之美，单论其体贴之近，思虑之深……　《笔会》简直要笑，简直要醉，简直要肃立。

 

这些文章会在今明两天的专版和以后的“我与笔会70年”专栏中陆续刊出。

 

谨此致谢！

 

———《笔会》编辑部

 

中国的副刊，应当是这个样子

 

我也算　《笔会》　的老读者了。但和它真正发生联系，是自己编报纸的时候。1992年，北京日报增设　《流杯亭》　副刊，我是最早的编辑之一。《流杯亭》　的风格如何打造，大家的看法不一，我首先想起的是文汇报的　《笔会》。觉得应学习它的某种精神。那时候各地大报的副刊，风格大多一致，《笔会》　是很少的几个有文化品位的园地。不仅有最好的作者，引人注意的是副刊的编辑意图，总有出色的话题出来。这延续了四十年代上海报界的风格，多学识，有趣味，离流俗有一种距离，又时时关照现实社会。在我心目中，中国的副刊，应当是这个样子。

 

我注意到给　《笔会》　写文章的作者群，在知识结构上有自己的特点。他们都有一些旧学的基础，散淡的谈吐间，有妙趣涌出。施蛰存、黄裳、汪曾祺、舒芜都是杂家，笔调来自五四的某些韵致，京派的意味也未尝没有。五十年代后，中国文坛的文风大变，《笔会》　似乎要和别人不同，有一点保守的味道。但在我那时候看，这保守，其实挽救了汉语的写作，作者的文字的讲究和词章的有趣，是捍卫了中国文章的美质的。

 

《笔会》　对于学者的文章很是看重，涉猎的范围很广。杨绛、陈乐民等人的文章，总有出其不意的地方。在这个园地，文史哲没有分家的感觉，作品在跨界的时候往往生出新意。能够跨界为文的人那时候不多，但差不多都集中在此，可以看到多致空间里变换的存在。编辑注重这类随笔，大约也是抵抗那时候流行的文风。放眼望去，国内副刊上的扭捏之作和徒作高论的作品很多，能够给我们精神滋润的文字，不是随时可以遇到。

 

因了历史的原因，上海的作家即便写一些随笔，都不太附和流行的话语。王安忆、陈村的文章，注意到内蕴的丰富与否，见识也走在许多人的前面。有一次见到王安忆描绘汪曾祺的文章，短短的行文，已经有古人之风，好似也染有明人神趣。她对于一个京派文人的体味，风格上让人想起四十年代　《古今》、《鲁迅风》，那也是国人遗忘的文风。至于陈子善、陈思和、汪涌豪、陈引驰、郜元宝、张新颖等人的文字，也都自有调式，读起来余味缭绕，散出幽思种种。

 

我后来也试图邀请　《笔会》　的作者给《流杯亭》　供稿，希望也能沾沾仙气。黄裳的小楷写得精美，与其文章一样有神；汪曾祺的手稿亦有味道，词章里有诸多杂趣；与舒芜通信的时候，他的见识和学问，都给我很深的印象。但因为报纸的限制，《流杯亭》　的寿命仅仅八年，便在我的手上消失了。而　《笔会》　几十年如一日，编辑换了一批又一批，还不失固有之血脉，想起来深以为叹。

 

现在，我偶尔也给　《笔会》　写一点文章，还参加过它的活动。我发现　《笔会》并非都是老样的文章，许多新人的作品也颇有风致。李娟的天籁之音，毛尖的睿智的谈吐，都丰富了园地的品类。还有些青年的文章，也锋芒渐显。我觉得　《笔会》　是个值得研究的现象，它的存在有深的文化理由。对于我而言，所以还与它有着联系，一是感谢它当年给我的启迪，我自己是　《笔会》　的受益者；二是觉得在学术文章之外的随笔写作，可以回归一点文人趣味。学院派的写作自有自己的优长，但往往窒息人的性情。报刊文章，不都是时文，也有方寸间的意味。就文人的表达而言，向来好的文章是小品、随笔，因为与汉字的铺陈特点有关。在短小的篇幅里包容丰富的内容，柳宗元、苏轼的短文都提供了范例。五四之后，周氏兄弟的散文尤能说明此点。这个传统，现在的作家杂志不太注意，而　《笔会》　向来留意焉。如今回望它的历史，实在感谢这个生动的存在。

 

2016年6月19日———孙郁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院长)

 

两个黄金时期

 

“人生七十古来稀”，对一个刊物来说，也当作如是观。1946年7月1日创刊的《文汇报·笔会》，已经整整七十岁了，很值得祝贺。回顾　《笔会》　七十年来的风雨历程，我以为，有两个黄金时期不能不提。

 

1956年10月1日复刊的　《笔会》　是第一个黄金时期。复刊号就与众不同，除了郭沫若的　《文学与社会———答墨西哥文学杂志社问》，丰子恺有　《庐山游记》，范烟桥有　《苏州的桥》，还有舒芜的杂文《“当人们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矛盾的时候”》。不仅如此，叶恭绰的　《遐庵谈艺录》，夏枝巢的　《茶余谈往》，也自该日起在　《笔会》　连载。这两位文坛耆宿，1949年以后已很少写文章，这次在　《笔会》　复出，不能不给人以意外的惊喜。

 

当时正值大力贯彻双百方针，所以，复刊后的　《笔会》　特别引人入胜。很佩服《笔会》　的编者，竟能请到京沪江浙等地几乎所有的文坛名家和新秀惠稿，佳作源源不断，差不多每一期都有耀眼的亮点。闻一多的遗作　《论形体》，周遐寿忆鲁迅，若瓢和尚记郁氏兄弟，阿英论晚清小报，周煦良谈初版书，沈从文评博物馆，傅雷议艺术创造性，毕树棠怀清华，张伯驹述珍藏，周瘦鹃写风物，郑逸梅说掌故，黄裳品京剧……还有林风眠的油画，张乐平的漫画，钱君匋的篆刻等，琳琅满目，真有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气象。这些年以来，我隔段时间会去翻翻这一时期的　《笔会》，每次都获益匪浅。可惜的是，这个时期太短暂，仅八个月左右，1957年6月以后，《笔会》　就盛况不再了。

 

《笔会》　的第二个黄金时期，当然是改革开放以后。在我看来，这一时期就比较长，至今仍在继续。虽然其间不无波澜曲折，但　《笔会》　始终执新时期内地大报文学副刊之牛耳，却是不争的事实。单是巴金的　《一封信》　和卢新华开启“伤痕文学”的　《伤痕》　都刊发在　《笔会》，就足以证明　《笔会》　在当时内地文化生活乃至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笔会》　这三十多年来的骄人成就，《文汇报》　的忠实读者一定都记忆犹新，我就不必多饶舌了。

 

时光飞逝，我已记不起自己最初是怎么向　《笔会》　投稿的，但是，如果没有改革开放，我不可能成为　《笔会》　的作者，却是完全可以肯定的。深深感谢　《笔会》各位编辑对我这个从年轻一直写到年老的作者的关爱，也由衷祝愿　《笔会》　继续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所喜爱。

 

———陈子善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笔会》　专栏为“不日记”)

 

文艺养生

 

刚开始在　《笔会》　上写专栏的时候，很多师友奇怪，我知道他们的意思是，毛尖配得上　《笔会》　的端庄吗？　然后是四年的事实婚姻，然后我开始在自我介绍中写，《文汇报》　的专栏作者，然后也不再有人吃惊。

 

我现在回头想想，我和　《笔会》　在一起有点像老派婚姻，属于先洞房后恋爱。《笔会》　容忍了我说“奶奶的”，我也就咽回去TMD；《笔会》　支持我一路得罪无数导演，我也尽心尽力和烂片斗争到底。为《笔会》，我浪费了最后的青春看智商情商双缺电视剧，当“高粱红了”变成“高粱黄了”，其实我也后悔过大把的时间付流水，但是看看　《笔会》　上下铺的作者，子善老师为了张爱玲是一辈子，迈克为巴黎是一辈子，恺蒂为英伦也是一辈子，我就觉得，我这点付出，不过是业余，而　《笔会》　的回赠却是巨大的，其他不说，光是和张大春毕飞宇在一个园地里出没，就让人觉得文艺养生又养颜。

 

祝《笔会》　不老，我也有一辈子要托付。

 

———毛尖(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对外汉语系教授；《笔会》　专栏为“看电视”)

 

一篇是一篇的样子

 

优秀的报纸副刊是一池活水，传统务必坚守，尺寸相对固定，风格始终明晰，但你仍然可以清楚地看到新鲜的水，荡开新鲜的涟漪。这十几年，《笔会》　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没有惊天动地的改版，也不会隔三差五制造话题，但　《笔会》　始终站在市井与庙堂之间的位置，用一种若即若离的姿势关注时代变迁。这个距离和姿势，刚好是和得上时代律动、却又不至于速朽的那个程度。

 

这十几年里，我没停过笔。从纸上写到电脑上，从散文写到小说，其中不乏各种格式文体、职务写作，交完差就忘的那种。给　《笔会》　写稿时密时疏，但回过头来看，一篇是一篇的样子，多年后再看也不至于脸红———我以为，这正是　《笔会》以其一贯严谨的作风塑造的结果。

 

———黄昱宁　(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

 

笔会义法

 

春节在村巷里与堂弟抽烟聊天。我们都是候鸟的命，在家乡的青枝绿叶，一年上头，停不了几个日夜。我在武汉教书，堂弟在哈尔滨做泥瓦匠。我业余写一点字，主要是散文，堂弟盖楼起屋，主要是抹墙。孝感云梦一带的农民工，去东北做粉刷匠的，有一二十万人，糊墙风一般快，镜一般平，口碑极好。我问这个牌子是怎么搞来的，堂弟伸出右手给我看，满掌老茧，骨节粗大，手指已变形合不拢了，他每天推泥刀，由早六点到晚六点，十五六岁的少年出门，三十出头成家立业，十几年练就了“铁砂掌”。我儿子写作业，中指起茧如楝果，我自己敲键盘既久，也修成“鼠标手”，掌腕处的桡骨上，好像多出来一颗小田螺，这些与堂弟的铁掌墙上飘的童子功比起来，算是小巫见了大巫。

 

要是欧阳修也像我这样握着堂弟的手，免不了又会赞一个“无他手熟耳”。苏轼写《记欧阳公论文》，说六一居士传下来的作文不二法门，是“唯勤读书而多为之”，他自己回复苏辙之子苏适的求问，深了一层，由“彩色绚烂”写到“乃造平淡”，以至于“龙蛇捉不住”，强调的，也是学与练的手上功夫。我又问堂弟，刷墙有诀窍吗？　堂弟想了想，说：“贴着刷。”也很妙，当年汪曾祺问老师沈从文怎么样做文章，沈从文的回答是：“贴着写。”他的意思当然不是泥刀贴着墙，而是笔贴着人，贴着事，贴着时世，如风行水上。

 

比较起欧苏强调的手上功夫，韩柳强调养气。韩愈的作文法在　《答李翊书》　里，由“戛戛乎难哉”，到“汩汩然来矣”，到“浩乎其沛然矣”，到“其皆醇也然后肆焉”，气盛，则文章自由。柳宗元　《答韦中立论师道书》，极谢为人师，后半篇也难免夫子自道，“本之　《书》　以求其质，本之　《诗》　以求其恒，本之　《礼》　以求其宜，本之　《春秋》　以求其断，本之　《易》　以求其动”，参之其他经典“厉其气”，“畅其支”，“肆其端”，“博其趣”，“致其幽”，“著其洁”，柳侯“漱涤万物，牢笼百态”真功夫的由来，津梁在矣。

 

读书，养气，勤动手，由秦汉文到唐宋八大家，再由归有光转入清代桐城派，散文一线文脉，有潜有显，有强有弱。方苞讲“义法”，“义”是杀羊以告诉，是体察万物之心，“法”是面对神灵做出选择判断，是章法结构，是言有物之后的言有序。刘大櫆讲“因声求气”，将格律声色与神理气味沟通起来。到姚鼐总结成“义理考证文章”，编　《古文辞类纂》，曾国藩在义理考证文章后面，增加“经济”两个字，以求实用，又编　《经史百家杂钞》，桐城派的讲义与教材都备齐了，佳弟子也以千百计，所以姚鼐讲：“天下文章，其出于桐城乎？”后来胡适也说：“如果不是1905年后废除了实行千年的科举制度，我们今天还得学桐城文章。”

 

不仅是科举制度的废除，接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胡适陈独秀诸位起来痛打桐城派这条落水狗，钱玄同“选学妖孽，桐城谬种”八个字的定评，将几百年清通雅驯的桐城文章，几等同于男人的辫子与女人的小脚，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民国年间，周作人与郁达夫合编　《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提倡“公安派与英国的小品文两者所合成”的中国新散文的源流，由苍蝇之微宇宙之大中独抒性灵，造出雅致的俗语文。周作人求的“雅致”又何尝不是桐城派的“雅洁”，郁达夫少年求学，熟读　《古文辞类纂》，而在三味书屋里跟着寿镜吾老先生诵读“铁如意指挥倜傥”的鲁迅君，领教的未必不是刘大櫆“因声求气”的法门。

 

世易时移，义兼中西，法融古今，但“义”“法”交会，构建文章的思路并没有变化；悠悠文脉，由周易到马列，由古典到现代，其实也未中断。义理考证文章，曾国藩加上了“经济”，五四巨子们其实又加上了“科学”。我读这几年的　《文汇笔会》，又找来　《笔会》60年编选出来的《一个甲子的风雨人情》　《你要爱你的寂寞》，印象最深的，就是这一条隐显在中国散文之中的千年正脉，在继续延伸，由报纸的副刊，到纸质的年选，到微信公众号。“英华风发的伙伴”，“淳厚耐读的底色”，笔会的义法，如山河在，草木长，息壤生，在催发神理气味格律声色兼备的好文章。

 

成为向　《笔会》　投稿的一名业余作者是多么荣幸，好像赶到了乡贤刘大櫆先生八十大寿的流水席!　我还是照着堂弟“铁砂掌”与“贴着刷”的指点，翻　《古文辞类纂》　和《笔会》　七十年文选，学写文章去!

 

2016，6，13武汉

 

———舒飞廉　(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笔会》专栏为“风土记”)

 

在笔会窗口眺望

 

文汇报　《笔会》　保持了一份报纸副刊应该有的模样。自1919年　《晨报》　改版，增设“新修养﹑　新知识﹑　新思想”的　《自由论坛》　和　《译丛》，这种模样的副刊，就相伴着中国报纸，相伴着中国读者，相伴着中国。

 

说得更远些———17世纪，报纸诞生，渐渐从小众到大众，从西方到东方，到裹挟了每一个人，都笼罩在它的新闻光影之下。媒介即讯息。讯息即人。自此之后，人类成为信息化的人类。报纸作为化人载体，将人的头脑言行，极大程度地格式化为新闻/信息的样式。如果负面地看待这一个过程，那么，不幸中之万幸，报纸尚存一卷副刊，如同一间屋子，有一扇窗。

 

副刊是报纸中唯一不刊载新闻/信息的地方。这样，通过它，便有可能，将信息化的人解放出来。当一个人被局限在一间屋子里，望向窗外，他望见了什么？　这就是这由信息所集成的人类，从副刊所可能得到的。

 

《笔会》　副刊，承载的是文学。文学，是比新闻更古老的形式。当人被贴身肉搏的各类信息紧逼、吞没，文学如同挖一个孔，有望将他拉上来，走向大地、海洋、天空、群星，更久远的历史和更广阔的人世，感受和思考，人类当此一生、当此时空的命运。

 

但副刊文学比之刊物文学、著作文学，又有它基于报纸的特色。相对于新闻的距离，它不能太近，也不能太远。还在这喧腾热闹的舆论场，怀抱一颗热切之心，又近又远，又远又近———作人间之语，观四方之相，入幽深之境，念遥远之事。

 

在大多数中国报纸纷纷改弦更张，弃置了副刊，或惟恐报纸不够热，将副刊新闻化，《笔会》　却保持了它一贯的纯正———这么多年来，它一直是这么一份不太热、也不太冷的文学副刊。在新闻生命周期短暂，往往朝生暮死的文字泡沫中，文学副刊独力担负起了事关文字的大责，让报纸的读者围拢着它，获得了文字的矜贵、生命的品质和城市生活的质量。终究来说，对一份报纸的品质形成，副刊的品质起到了关键作用。因为副刊，报纸是有文化的。因为副刊，报纸所形成的这一种人类文明，不致于过于简陋和粗野。它让“大众”这个词，不完全是贬义词。而倾心于副刊的读者，一般而言，我们总会发现，他们是读者的中坚：这类读者胸怀广大，心有灵犀，与报纸发生着不单纯是新闻性的关系，而另有一种别致、优美、丰富、柔韧、深厚的气度。

 

作为其中一位作者，某年，我有幸参加了　《笔会》　的一期“笔会”。赴这次笔会的，有军旅作家一人，宗教学者一人，旅日美学家一人，文学教授兼“网红”一人，教育问题关切者、旅德学子一人，还有我，一个乐评人、媒体从业者。而同行的　《笔会》　的编辑，都是些博雅之人。关于　《笔会》　的这极小一个采样，也大致反映了　《笔会》　的包容之广。我想，毫无疑问，这将同时构成文汇报读者的不俗视野和宽阔心怀。

 

眼下，我们来到一个信息冲击更加猛烈的时代。报纸、广播、电视所制造的信息人，我们以为已登峰造极，哪曾料想，与这个时代的信息人比起来，不过是还没进城的山人野夫。互联网+手机客户端的坐大，使人人都变成了作者，每时每刻大家都在信息的泡沫中浮游。写作和阅读，正成为无比轻松、轻率之事。与之比较，报纸副刊似乎还停留在很久以前的年代，行权威之事，由编辑裁定发表溪量文字。人人都有一枝笔，《笔会》　乃携笔赴会，但得以登坛论道者，不过三五素心之人，各需具备几分卓越，这似乎既不民主，也实在欠缺自由。

 

但尤其是在这样的时代，副刊的价值，愈益凸显。在文字无门槛的泛滥环境中，如何留住精粹，守住标准，延展传统，辨明是非，彰显并传播价值，分外重要。今天，副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清醒。作为大众传媒上一扇小小的人文窗口，副刊实际上已经成为信息汹涌、文字泛滥的洪流中，经典、文化、文明的守卫者。它必须以更勇敢更卓越的身姿，如同海洋上矗立的灯塔，照亮近乎无限开放环境中的新的蒙昧。

 

这需要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更大的定力。祝愿文汇报　《笔会》　有这样的定力。2016年6月13日

 

———李皖(报人，乐评人；《笔会》　专栏为“耳听八方”)

 

开端

 

是张文江老师把我介绍给　《笔会》　的。我那时候在张老师家里听课，私下里受感发陆续写了一些关于古典诗人的小文章，竟得到他很大的夸奖。有一天，他对我和黄德海说，你们应该给　《笔会》　投投稿，他们有人看过你们文章，向我打听你们。我记得那是2010年春天，没过多久，张老师特意在长乐路的藏乐坊为我们设了饭局。开在老洋房里的粤菜馆，有很精致的榴莲酥和朗姆酒银鳕鱼，外面还有一块草坪，我们坐在昏暗安静的大厅里，度过一个愉快午后，我就是那时候接触　《笔会》　的。那家饭店后来搬走了，可我偶尔路过那里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有些亲切，仿佛知道在某处收藏着一些欢乐。

 

我在旧文章里引过一段藤泽秀行的话，《笔会》　编辑看了之后建议我是否可以专门写一篇，我就写了一篇　《秀行先生》，这是我在　《笔会》　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即收到编辑反馈的各方赞扬，我觉得　《笔会》　一直很会这样鼓励作者。后来做微信公号后，更是费心整理后台回复，让我见到　《笔会》　不仅有很多好的作者，也有众多理想的读者。到了第二年初，我写诗经的文章　《既见君子》　在　《笔会》发表，引起了一些关注，编辑很替我高兴，我也很高兴。后来这篇文章的题目，也成为我第一本小书的名字。

 

虽然我之前也在报刊发表过一些文章，但《笔会》　对我而言绝对是一个新的开端。有一次，《笔会》　的编辑给我写信说，“你是把最好的文章给我们了”，我想，这些文章未必有多么好，但确实都曾是我身为一个写作者最有欲望去写的文章，是《笔会》　的力量催生出它们，同时也继续激励现在的我。

 

祝《笔会》　七十周年生日快乐。

 

———张定浩(作家，评论家；《笔会》专栏为“过去时代的诗与人”、“既见君子”)

 

一茬接一茬

 

我和　《文汇报》，有点渊源，所以，《笔会》　的文章，倒也常看，偶尔技痒，也有重作冯妇的冲动，不过，真到提笔，心情又是淡了。倒也不是轻视，相反，我对此类文章，从来不敢小觑，只想等到真正闲下心来，才专攻此道。

 

就这么过了很多年，突然收到　《笔会》　一位编辑的来信，编辑来信，无非约稿。我和这位编辑，素未谋面，自是受宠若惊，客客气气回复了。不日，编辑又来信，依然约稿，就有点当真了，写了一篇，投过去，用了，编辑回信，表扬了一下，又有点当真了，再写，又用了。就这么来来往往，居然也在　《笔会》　发了好几篇文章。《笔会》　文章，花团锦簇，我的文章，也就是一片绿叶，这点，我是知道的，不过，能在　《笔会》　做片绿叶，于我，也是很光荣的事。

 

我避居上海一角，近年，更是懒于出门，和编辑的联系，也基本依靠邮件，心里，却觉得是好的，编辑作者，一点情谊，都在文字来往。

 

《笔会》　有一批好编辑，有好编辑，才会有好栏目。世间万事，人总是第一位的。新媒体，旧媒体，没有编辑，什么媒体都不行，善待编辑，才是硬道理。

 

《笔会》70年，成绩斐然，好编辑一茬接一茬，寥寥数语，以此为敬。

 

———蔡翔　(上海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只羊不吃草，看着花

 

一天，笔会某编辑对我说：“给笔会写篇稿子吧，就写你擅长的　《红楼梦》。”我一脸茫然：“这个，我可是资深的三不人员　(不出名，不写作，不评职称)，你只是听我聊了几句　《红楼梦》，就敢约我的稿子，胆够肥的!”

 

催促之下，接二连三，竟成专栏“闲话红楼”。倘若没有编辑的坚持，我大概会依旧百无聊赖消磨时光吧。拿到第一份稿费，票面不菲———笔会对作者很慷慨，我脆弱的腰杆顿时雄壮许多。

 

《笔会》　是个神奇的地方，天涯海角的读者朋友，循味觅迹而来，她们在微信平台上给我的小文留言，从不吝于夸奖，有一天，《笔会》　甚至还转来了邵燕祥先生对我的赞语!　我开心得真想跑到大街上奔走相告。

 

说到这里，忽然意识到　《笔会》　竟然70岁了!　然而她毫无老态。在传统纸媒哀鸿遍野之际，《笔会》　不疾不徐，气定神闲，既有名士的闲慢，又足够开放尖锐。背负着时代，却又能克服时代，一直保持着格调、活力和定力，活得漂亮!

 

只有一个现实世界是不够的，还应该有一个诗意的世界。《民国老课本》　里一篇小文写：“三只牛吃草。一只羊也吃草，一只羊不吃草，它看着花。”愿跟文汇　《笔会》　一起做看花人，千秋万代，地老天荒!

 

———刘晓蕾(北京理工大学人文学院教师；《笔会》专栏为“闲话红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