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天衡

老来多梦。最近居然梦到把黄胄先生从手术台上拉了出来，一起举步如飞地游览长城。梦就是这般超越时空的自由驰骋，美妙浪漫。

与黄胄先生相识是在1963年。当时海军部队开画展，由于我有参展作品，便到了北京。当时海军有两位首长跟黄胄先生的关系非常好，有时候黄胄先生到首长家里来，有时候是首长带着我去黄胄先生家里，就这样开始了我们之间的交往。彼时我才二十出头，黄胄大我15岁，也就36、37岁的样子。

当时黄胄先生还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的创作员。由于不用坐班，白天我便经常去他家里学习。他的家在羊坊店，极普通的公房，印象中是二楼。进门的墙上挂着陈伯达书写的丈二匹的四个大字“道法自然”，把这堵墙塞得满满的。以后，他换上了自己画的“风雪巡逻”大作。

一位出色的画家，天赋与勤奋缺一不可。黄胄先生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他的勤奋。我曾开玩笑说，他除了睡觉之外，手里永远离不开竹子，吃饭时是一双筷子，其余的时间是抓着一支毛笔。手不离笔，是他日常的状态。无论什么朋友来看望他，甚至是他的长辈画家、领导来看望他，他都只顾画画，头也不抬，只是说：“你好啊!　来啦!”从不放下画笔，更不起身倒茶。解放初，二十出头的黄胄先生从新疆调到了北京，向时任中央美院院长的徐悲鸿先生提出了去美院学习的想法。然而，徐悲鸿先生敏锐地看到了黄胄超人的天分，对这个画坛晚辈已经形成的风格暗自欣赏，而学院派的条条框框或许会限制了他的艺术创作，便善意地婉拒了他。我以为，悲鸿先生邀齐白石到中央美院当教授，他是伯乐；拒绝黄胄先生入院学习的请求，同样，也是伯乐。

黄胄先生画毛驴堪称一绝。一个大的清水笔洗，一支干净的大羊毫笔，就这么在水里蘸几下，饱含清水以后，濡一点淡墨，然后或轻或重，或急或缓，或大或小地一个块面一个块面地往宣纸上垛。这个过程，黄胄先生熟练到不需要看画面，可以随心地和你相视聊天。而宣纸的特点使每一块面间按下之后会产生水痕，当那些大大小小的块面堆垛得差不多了的时候，他才把目光移回纸上，根据画面上种种形态的浅墨块面，用焦墨点上驴眼，驴嘴上牵的绳子，再将驴蹄一勾，简单几笔，匹匹生动的毛驴跃然纸上，站着的、躺着的、跪着的，一群栩栩如生的毛驴就呈现了出来。画毛驴，他像个魔术师，实在是神奇得很!　还记得有一次，一位首长拿着一本吴昌硕的册页来找黄胄先生。册页经装裱后反面是空白的，首长有意让先生在空白之处作画，他也欣然应允。12张的册页，黄胄先生用了半个小时就完成了，且张张精彩非凡。现在想来，就是这特异的禀赋和勤奋，才造就了这样一位画坛天才!

上世纪60年代初，黄胄先生已成为中国画坛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较长时间里，中国画是式微的，甚至于很多画家都去画连环画小人书，画供出口的不值一提的檀香扇工艺品。然而，黄胄先生是个例外。他是一位出色的人物画家，完全可以用如椽之笔表现新中国的重大政治题材，无论是画新疆的风土人情，画草原欣欣向荣的动人风貌，画节庆举国欢腾的热闹场景，都契合当时时政题材需要。记得他堂哥梁斌撰写小说　《红旗谱》，曾邀请他为其绘插图，女主人公春兰美俏聪慧的形象，感动过整个社会。当时在北京荣宝斋出售的在世画家的作品中，没有一位的作品价格可以与他的比肩，齐白石先生的扇面5元一张，溥雪斋先生的大册页5角一张，李可染先生的山水画60元一张，而黄胄先生的人物画则标价在60元至90元，且人见人爱，需求旺盛。

即便当时在画坛有如此地位和声誉，黄胄先生依旧不自负、不自矜，没有一点儿架子，对我这个晚辈也是尽心指导和提携。每每跟先生去到荣宝斋，他总会让荣宝斋经理将收藏的名家印章尽数拿出，给我观摩。我拿个放大镜，一方一方地仔细研究，做好笔记。有这样的机会能看到吴昌硕、齐白石等等大家的印章，和比拳头还大的田黄石对章，在当时，实属福从天降，难得!　但我往往得寸进尺，询问能不能让我打一套印蜕，以供我日后研究，黄胄先生一句话就使我如愿以偿，现在想起依旧铭感肺腑。黄胄先生还常带我去故宫，忘情而真挚地为我讲解书画馆里陈列的历代书画精品，我如小民暴富，倏地提升、领悟了对高妙书画艺术的认知，足我一生受用。

画，是画家精神世界的一种外溢。黄胄先生的画风，大气、豪迈、激情，笔墨好、色彩好，造型也好，这其实都是他人格的反映。黄胄先生长相朴实，皮肤黝黑，身板宽厚，也不注重修饰，两条宽宽的眉毛似两锭乾隆墨贴在眼睛上方，炯炯有神，像个打铁匠。一次从故宫读画出来，黄胄先生拉我到北京西单的一家饭馆，是夫妻老婆店，店堂很简陋，我们找了个长板凳坐下吃饺子。这时，老板娘扯着嗓子喊：门口的大板车是谁的，挪个位置，好让人家的车拉走。黄胄先生便接口道：我的，等我吃完饺子再说。那女店主信以为真，又拉又扯地要黄胄帮个忙。黄胄先生是个朴实且幽默的人，他的平易为人不会让人感到和他有距离，对上对下、对权贵对小民都一视同仁、言行合一。这种天生的质朴，这种不染缁尘的平民气质是很少有人学得到、做得到的。

黄胄先生的绘画创作除了对传统的吸收借鉴以外，很大部分来自于他对生活的热爱。黄胄先生是一个热爱生活、忠于生活的画家，生活于他确如水之于鱼，无论走到哪里，无论看到什么，他们感觉都是新鲜的，有滋有味的。黄胄先生留下的那么多写生画册，对于人物、情景的捕捉，都细腻无比，将人物的性格，美好生活的本质描绘得细密入神，而又雄迈得气势如虹。黄胄先生是真正懂得生活意义的人，生活是他艺术生命中的空气、阳光和水，生活与艺术，在他身上是融会为一的。所以他能那么强烈精准地提炼出那个时代的精神。生活与画、画与生活，生机勃勃、活力四溢，古往今来，能有几家？!

“文化大革命”是那个年代艺术家的噩梦。他是第一位被揪出来的画坛人物。1966年7月28日，《解放军报》　大半版刊登《彻底揭露“三家村”黑画家黄冑的反革命嘴脸》　的文章。这十年间，黄胄先生遭受到的身体以及精神上的折磨无法想象。我可能是外地唯一因他被打倒而受到牵连的年轻人。那时我还在东海舰队服役，部队要求我揭发先生，我便交待，黄胄从来不与我讲政治。领导说，这不算揭发，于是就要我与他划清界限，方式就是将先生赠予我的画作等等全数上交。这些东西也就此黄鹤一去不复返了。

随着“文革”的结束，黄胄先生也重获新生。但由于“文革”期间受到无情摧残，苦难的生活使其情绪低落，加上先生嗜酒，到后期，他的十个手指关节僵硬，已经不能正常地握着毛笔作画。还记得1973年，我去北京看望他，他住在友谊医院治疗，病榻上的他咬紧牙关，将每个手指向后倒掰，痛得头上冒出豆大的汗。然后，用手指关节夹起画笔，看到旁边　《人民画报》　上有好的图片，就像写真一样画起来，依旧是当年那个手不离笔的黄胄。对绘画的热爱，黄胄先生是深入骨髓的，画可说是他与生俱来的唯一。

后来，黄胄先生筹建中国画研究院，并出任常务副院长，为此，他付出了极大的心血。在筹备过程中，为了解决各种各样的难题，他送出了不计其数的自己的画作。八十年代初期，黄胄先生来到上海中国画院，我正在楼窗上爬上爬下擦玻璃，他一进画院就高喊：“小韩，小韩，干啥呢？”告诉我来上海要办什么事情、解决什么问题，而这些，都是为了中国画研究院的建设。但也可能因为先生是个纯粹的画家，艺术气息浓重的他始终不能游刃有余于政治，他于中国画研究院，不过是一时的过客。而对于艺术及艺术品的情有独钟，使黄胄先生始终将传承文化视为己任，最终创办了中国第一座大型民办艺术馆———炎黄艺术馆。

黄胄先生一生惊险跌宕，像坐过山车一般，但他始终怀有一颗乡土气十足的朴质之心。曾听朋友讲过一个故事，说有个陌生人来找他，进门就跪下，说：请您无论如何帮帮忙，家里老人死了，买不起棺材。先生二话不说，便拿给对方两幅画：“到荣宝斋去换钱吧。”

如此可爱、可敬的艺术家，无论他对于这个时代的意义如何，他留给我的都是无比丰饶的精神财富，让我知道，做人要真诚，搞艺术要勤奋!　先生过世近20年，但他始终是我学习的典范，是我不能忘怀的一位恩师!

二〇一六年五月草于疁城豆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