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晓

2015年下半年前往威斯康星访学，不可能不想到一个人和一本书，这就是林毓生先生和他的《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这本书多年前就拜读了，很为其思考和论理的深入所折服，因而留下深刻印象，以后也曾在自己的论文中加以引用。

这次既然前往威斯康星，当有机会向林先生当面请教。出于礼貌，也是惯例，我早早地就开始用电邮联络，与林先生约好我到麦迪逊后，找一个周六的下午见面交谈。林先生并告知《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有一个增订本，仍系由北京三联出版，威斯康星大学的总图书馆（据说为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阵亡将士而起名为Memorial Library，此外该校还有多个专门图书馆）藏有一册。我抵达并获得校园卡因而能进入图书馆后，首先就找这本书，不料尽管电脑显示未借出，不知何故书架上却找不到。我报告这一情形后，颇感林先生雅意，通过他荣休前任教的历史系的前台秘书，借给我一册增订本先行拜读。

麦迪逊的“秋老虎”曾让我感到意外，而接下来的一周就顿然凉爽了。我们会面的这天清新而明媚，在太阳下还能感到那么些暖意。原来准备在威斯康星大学校园内的一处地方交谈，不料遇到整修，暂时关闭，于是改为由林先生的夫人开车，去了麦迪逊的一家咖啡馆。用林先生的话说“交换意见”，在我当然是难得的机会当面讨教。林先生已经81岁了，满头白发，因为脚疾，行走有些不便，需要借助手杖，但精神矍铄，思路敏捷。

我先谈了拜读《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的两点印象：一是我认为从该书可看出，撰述者对学问有一种敬畏之心，而绝非视之为简单随便之事；第二是撰述者对问题思考得极为深入，可称少见和可贵，料想起来必是当年撰述者在芝加哥大学及其“社会思想委员会”（一个极具独创性的系科）苦读期间修成的“正果”。林先生对我所谈的这两点，似乎还算认同，并谈及当年自台大毕业后负笈留美，为了节省旅费，是搭乘货轮而漂洋过海旅行赴美的。抵美后，发现不止一个系科的required reading（必读）书目中均要求阅读韦伯的著作，然当时的青年林毓生不知韦伯是何人物，于是便问别人，结果对方答以“韦伯你都不知道”，闻听此言，用林先生的话说当时简直是“无地自容”，也因此暗下决心非读通韦伯不可，当然后来读通的还有康德等很多思想家的著作，还有另一位大师哈耶克老师的著述，等等。可以肯定，当年若非经这样的苦读，而且是苦读原典，是达不到后来所达到的那种思想深度的。

谈到儒家思想中的乌托邦主义问题，林先生认为，中国人有所谓“二帝”（尧、舜）“三王”（大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之说，认为这些都是圣人，孔子时就已经这样看，到孟子时更是巩固，完全目之为圣人，视为是人性发展到极致而产生的。儒家也以为，经由道德的养成是塑造良好政治的根本的和有效的路径。视道德劝说为国家治理的根本路径，历史上的设立谏官，对道德人格的反复强调等等，都与之有关。对此，也有人提出过其他见解，如朱熹就曾说，这种藉道德教化以解决问题的理想“未尝一日得行于天下”。儒家的基本文化前提使它一直试图从人性中发展出一个良好的政治秩序，然而最终也都没能找到真正的解决的办法。林先生提出“历史的吝啬”一说，意思是上述情形是历史留给中国的一个很大不足，今天需要好好努力，务须创造条件。林先生认为，中国文化里存在不少“优美质素”，所需要的是要从思想和制度上做扎扎实实的工作，逐步建设积累。

麦迪逊的这个下午，在时间的流淌中感觉愉快而又颇具知性的意义。我发现，在林先生的谈话中出现得最多的一个词就是“复杂”，可见他不认为所谈到的这些都是好理解好解决的问题，也不是浮泛的议论所能“参透”的，相反都是需要深长思之，需要费力克服解决的问题。这使人从中再次看到一位资深学人对学问的敬畏之心和严肃的问学态度，令人起敬。

末了，祝愿林先生的脚疾能尽快痊愈，还能长途旅行出席两年一度的“中研院”院士会议，还能再到大陆观光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