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法章

事情发生在1996年盛夏的新疆。那两日，我和《北京晚报》总编辑李炳仁等一行8人，在南疆新源拉那提草原巧遇的冰火两重天，尤其是在天山上全员搏击风雪死里逃生的情景，虽然过去了19年头，但至今历历在目，难以释怀。

这天下午，在《伊犁晚报》党支部书记克尤木（哈萨克族）、总编辑杨振波陪同下，我们一行来到天山南麓的新源拉那提草原。在茫茫无际的原野上，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在牛羊三五成群的绿茵前，我们这些久居城市的媒体人，欢快地奔呀唱呀，还有的情不自禁手舞足蹈起来。由于气温高达33摄氏度以上，虽然我们都身穿单衣短袖，还是不一会儿就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了。傍晚，东道主特意安排我们到附近的一户哈萨克牧民家作客。在这户牧民的毡房里，我们席毯而坐，主人为我们举行了简短的欢迎仪式，随后我们品尝了烤全羊、马奶酒、面条、煎饼等美味佳肴。席间觥筹交错，歌舞相伴，大家亲身体验了具有浓郁民族风情的饮食文化。

当晚，东道主还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受聘仪式。在《伊犁晚报》党政主要领导克尤木、杨振波的见证下，新疆伊犁地委书记张国梁（兼伊犁军分区政委），郑重其事地将两本“伊犁晚报高级顾问”的荣誉证书，分别授予我和李炳仁同志。张国梁还邀请驻军楼文伟师长到场，先后发表了情真意切的讲话，对我俩寄予厚望。我和李炳仁同志也表示一定尽力而为，不辱使命。真是无巧不成书，原来张国梁和楼文伟都是阿拉上海人，住在上海黄浦区云南路一带，两家相距仅200米左右。27年前，他们正是20岁上下的青年，积极响应祖国召唤，告别上海和亲人，投身到建设新疆和保卫边疆的行列。这一晚，我们三个上海老乡好不投机，讲事业，谈人生，话未来，一直聊到午夜时分。

按原定计划，我们一行次日6时30分吃早餐，7时发车翻越天山山脉，前往吐鲁番市。由于子夜过后才睡，我一觉醒来已是清晨6时45分。步出房间，发现同伴们都已起床，并纷纷告诉我一个十分意外的消息：昨夜今晨不知从何时起，老天下起了鹅毛大雪，而且纷纷扬扬，越下越大。极目远望，但见白雪皑皑，茫茫一片，不少树的枝头已被积雪压弯了腰，气温则骤然降至零度以下，与昨日相比，温差达三十多度。因处盛夏时节，我连羊毛背心都未带，尽管已将所带衣服全都武装在身，还是冷得牙齿打战。说实在的，对新疆“早穿棉袄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气候，我们虽然早有所闻，但面对如此遽然变化，还是大大出乎意料。难怪克尤木书记都感慨地说：“在盛夏酷暑期间，大雪降得如此突然，隔天温差如此之大，放在史上都是罕见的。”

面对漫天飞舞的雪花，和越来越厚的积雪，怎么办？只有两个选择：一是按原计划出发，首先顶风冒雪，乘车翻越海拔3000米以上的天山，然后沿着山道下行，到目的地总长700公里，这样做的困难和风险显而易见；二是原地休息，待风歇雪停后再出发，但这样做全程计划都受影响，如果大雪封山怎么办？愈想愈感到问题甚多。正在大伙儿你一言，我一语，前思后想举棋不定时，富有驾车经验、沉稳老到的司机娄师傅开了腔：“迟走不如早走，越到后面积雪越厚，越不好办，我们还是抓紧出发吧！”我和炳仁老总都点头表示赞同。张书记、楼师长看我们主意已定，也不好再说什么，就将一大篮子的干粮、矿泉水送上车来，还再三叮嘱娄师傅：“注意安全第一，车速不要太快，实在不行就返回来。”

出发后的开始个把小时，车行驶在坡度不大的山道上，虽车速不快，还是能缓慢前行。但眼看积雪越来越厚，尤其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既没有看到后面有车上来，也没有发现对面有车过来，大家不免有点犯愁。随着山上暴风越来越狂，鹅毛大雪越飘越猛，车身晃动越来越烈，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仿佛装有十五只吊桶，惴惴不安。你想，在这突遇风雪重灾的崎岖山道，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而且没有电话可打，即使持有手机也无信号，总之一句话，连呼救的可能都不存在，同伴们能不惊骇吗？然而，大家从司机娄师傅出发时坚定不移、不无自信的决断上，尤其是从他驾车时全神贯注、从容不迫的仪态上，似乎也看到希望。

纵然如此，随着山道坡度的逐步上升，前行路面的愈加狭窄，漫漫大雪开始结冰，我们的汽车不时在坑坑洼洼的冰雪凹陷处卡住。特别是在急转陡削的弯道时，每每狂风在吼，暴雪在泻，车身在晃，那架势似乎要把我们一行掀下山去，让每个人都惊魂难定。幸好，每次危情都在娄师傅的运作下化险为夷，又复前行。不过，当我们的车由天山南麓驶至山顶，在攀上海拔3000米左右的高度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险情：车的两个后轮都深陷在冰雪的窟窿里，任凭娄师傅再三启动，就是原处打滑，动弹不得。此时，车外风雪肆虐，气温已降至零下10摄氏度。为了增加车轮的摩擦力，娄师傅一次又一次下车，不是向车轮窟窿里投放石块，就是充填破布，但都无济于事，双轮越陷越深。怎么办？在这揪心的时刻，一种强烈的求生本能，使全车的人都意识到应该下车参与“自救”，这样既可减轻车身负担，又可增加助推力量。但是，由于狂风让人无法站立，冰雪让人无从站稳，加上衣衫单薄，全身直打哆嗦，每次下车大家最多坚持几十秒就撑不住了，只好上车暖暖身子再来。就这样，大家反复上下好几次，还是未能解决问题。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在这万般无奈的当儿，总算后面有两辆当地的小货车，摇摇晃晃地开过来了。娄师傅反应最快，马上冲了过去，耐心地向两位货车司机求援，可他们始终不松口，说是又冷又饿，自身难保。见此情况，《北京晚报》的顾希波挺身而出，钻进对方驾驶室里去说情。少顷，从货车跳下四个穿着大衣和皮靴的哈萨克青年，连同我们下车的八人，在统一号令下，终于把车后双轮逐一抬离深坑，又恢复行驶。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别提心里有多兴奋了！这四个哈族青年最后之所以会下车帮忙，原来是顾希波向他们付了100元劳务费。同行者都说，这点钱算不了什么，为了大家安全，就是花它三五百元也值得。对此，娄师傅却别有一番感慨，因为就在一个多小时前，当他发现一辆卡车在路边抛锚，无法启动，两位司机在驾驶室里饥寒交迫时，曾主动将我们出发时带的干粮和矿泉水分送给他俩，而现在当自身发生困难时，别人却那么不好商量。

我们的汽车行驶不久，突见前方横着一辆熄火的吉普车，挡住了去路。尽管我们车上已有好几位同伴下车帮忙，也经过几次尝试，那辆吉普车就是未能转向，最后还是全员下车力推，这才让出了一条通道。然而，待众人返回车厢时，全都喘不过气来，有的憋得连一句话也不想说，足足过了三五分钟才一个个缓过神来。就这样，我们的车不断在攻关夺隘中排难前行，直到傍晚6时许，差不多煎熬了11个小时，才渐渐驶出了山口。其实，大家的肚子早就饿得咕咕叫，但只有到此时，才想到应该进食了。是啊，大家还是清晨6时多用的早餐，漫漫长途中由于心神不定，惊恐莫名，只是断断续续啃了几口油饼，咬了一点在牧民家吃剩的羊肉。

在座车驶出山口后，为了减轻连续驾驶的娄师傅的劳累，早就学会开车的顾希波主动提出代驾。他的驾驶技术不错，加上风雪渐次减弱，路况逐步好转，车速加快了不少。但即便是这样，由于路途遥遥，还是捱到次日凌晨3时45分，我们一行才抵达吐鲁番市。全程700公里，足足走了20个小时。这是多么撼人心魄、危中脱险的20个小时啊！它将永远铭刻在我们这一行人的记忆里。

2015年8月29日～30日写于踔厉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