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福康

《太白》是1930年代得到鲁迅指导、支持的刊物，它的刊名，是陈望道与鲁迅商量后取的。据陈望道《关于鲁迅先生的片断回忆》，这个刊名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根据当时他们提倡“大众语”的动议，认为对于已经有脱离群众语言倾向的“白话”必须进一步改革，而“太白”也就是“白而又白”、“比白话还要白”的意思；二是“太白”两字笔画简单，合起来不满十画，易识易写，便于刊物的普及；三是“太白”即黎明前后出现于东方天空的金星，又称启明星和太白星，暗喻刊物编者们是为了迎接胜利的曙光而战斗。茅盾回忆录《我走过的道路》中《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及其他》一节，也同样提到这三层意思，并写到鲁迅当时对他说：“这只能我们自己淘里知道，不能对外讲，防备被审查委员会的老爷们听了去。”

这个刊名确实起得妙极了。鲁迅等人取名时曾考虑到三方面含义，看来是可靠的，因为该刊的另一位编委曹聚仁也多次说过。但陈望道、茅盾回忆中的第二个方面——笔画简单、易识易写——却似乎不能称作“含义”。因为它与其他两个的意思不同类，所以是不能并列和比较的。而曹先生的说法很值得注意，他在1950年代初写的《文坛五十年》书中说：“《太白》这一刊物名称，包含几种意义：它是晨星，代表黎明期的气象；它是革命的旗号；它是一种比白话文更接近口语的文体。”他后来在《我与我的世界》一书中又说：“《太白》原有三义：一、黎明气象，二、战斗的精神，三、比语体文更通俗的文体。”他说的第二个意思——“革命的旗帜”“战斗的精神”，与陈望道、茅盾说的不同。

其实，更早，在《太白》刚刚停刊时，曹先生在1935年10月5日《芒种》半月刊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怀<太白>》一文中，就已谈到了《太白》的含意：“这个小刊物，本来预定了‘话匣子’、‘瓦釜’、‘话本’……好多个名词，后来决定用陈望道先生所拟的‘太白’。据陈先生的解释，‘太白’是说比‘白’话文还要‘白’、还要接近口语的意思；那时我们努力于大众语运动，我们要把《太白》编成一个大众语的刊物。自然，‘太白’是一颗星，一颗黎明期的星；‘太白’是一面旗，一面革命的旗：多少也包含这几种意义。”

曹先生当年就把《太白》三义说得清清楚楚。只是他也许因当时情势所限，不便说出这些意义的最终决定者是鲁迅；同时，他一直没有具体说明“太白”为什么是“革命的旗帜”，而现今的一般读者更是大多不明白这一点。

“太白”是“革命的旗帜”，在中国其实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典故了，古老到“革命”一词的原始意义产生之时——汤武革命。《史记·周本纪》载：“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诸侯，诸侯毕拜武王，武王乃揖诸侯，诸侯毕从；武王至商国，商国百姓咸待于郊，于是武王使群臣告语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纣死所，武王自射之，三发，而后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大白之旗。”这里的“大白旗”也就是“太白旗”。(古时“大”“太”通用，“县”即“悬”。)这个故事，1935年（《太白》创刊后一年）鲁迅曾写进历史小说《采薇》里去过：“……咱们大王就带着诸侯，进了商国。他们的百姓都在郊外迎接，大王叫大人们招呼他们道：‘纳福呀!’他们就都磕头。一直进去，但见门上都贴着两个大字道：‘顺民’。大王的车子一径走到鹿台，找到纣王自寻短见的处所，射了三箭……‘为什么呀?怕他没有死吗?’别人问道。‘谁知道呢。可是射了三箭，又拔出轻剑来，一砍，这才拿了黄斧头，嚓!砍下他的脑袋来，挂在大白旗上。’”

1933年（《太白》创刊前一年）7月，鲁迅看到汪精卫所译雨果诗《共和二年之战士》，对其中“此辈封狼从瘈狗，生平猎人如猎兽，万人一怒不可回，会看太白悬其首”几句，禁不住“拍案叫绝”，于是挥笔写下了《诗和预言》这样一篇妙不可言的战斗杂文。这里也用了上述典故。

由此可见，鲁迅对于“太白”是“革命的旗帜”这一典故是熟知的，他在考虑刊名时，必然想到了这一层。而陈望道、茅盾后来只记住了有三方面含义，却忘了这一点，于是以“太白”二字的特点(并非“含义”)来代替了它。这显然是不确和不妥的。曹聚仁准确地记住了它，但他没有作解释，也许他认为没有必要，但今天的一般读者便摸不着头脑了。

由《太白》杂志之名，我想到了有异曲同工之妙的“金利”书店之名。

1931年“九一八”以后，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郑振铎被北平燕京大学的中国教师们推选为“燕京大学中国教职员抗日会”主席。燕大抗日会曾托修绠堂旧书店的耿长来，在前门和崇文门之间的打磨厂开办过一家小小的书店，专售抗日会所印抗日书刊等。该书店取名“金利书庄”。这个名字乍一看觉得很“土”很“俗”，好像就是赚金钱、获利润的意思。当然，郑先生们决不会这么浅薄。那么，“金利”到底又有什么含义呢？

我在燕大教授朱自清1936年写的《诗言志辨》中看到这样一段话：“不但诗，平常说话里双关的也尽有。我想起个有趣的例子。前年燕京大学抗日会在北平开过一爿金利书庄，是顾颉刚先生起的字号。他告诉我‘金利’有四个意思：第一，不用说是财旺；第二，金属西，中国在日本西，是说中国利；第三，用《易经》‘二人同心，其利断金’的话；第四，用《左传》‘磨厉以须’的话，都指对付日本说。”

朱先生说的“前年”，实际应该是大前年。今见1933年9月19日朱先生日记，有如下记载：“下午……归途路遇颉刚，同访振铎，……修绠堂耿某在座，现为燕大抗日会在打磨厂开一金利书庄，售抗日会所印鼓词，并将代售定县刊物。据振铎云，定县所为历史图画太干燥。与颉刚同行，……又至其家，谈金利书庄命名之义：1.金属西，中国在日本西，谓中国利也；2.‘二人同心，其利断金’；3.《左传》‘磨厉以须’之意。颉刚又谓南人甚恨国民党，渠意共党起或有办法，如仍无可为则中国惟有亡国耳。”

朱先生说“金利”这个名字是顾颉刚起的，但在顾先生日记中没有记载。我认为很可能是郑先生起的，或至少郑先生参与了意见，毕竟抗日会的主席是郑先生。从上引朱先生的话可知，“金利”这个名字除了表面上的“发财”的意思以外，另外隐藏的三个深刻的意思都与抗日救亡有关：一，金在五行中属西，中国在日本西，喻中国抗日必获胜利；二，《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寓全国团结抗战力量无敌之意；三，《左传》曰“磨厉以须”，也就是磨快刀枪杀日寇。值得注意的是，顾先生当时就已经认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抗日救中国！

前人云“一名之立，旬月踟蹰”，鲁迅、郑振铎、陈望道、茅盾、曹聚仁、顾颉刚等前辈都是如此；更何况这还不是一般的取名，而是一种特殊的战斗啊!因此，我们今天来一番“显微索隐”，细细体会，就很有意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