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双

我儿时的第一个玩伴是周培源先生的外孙周亦东。我们小时候都住在北京大学的燕南园，我家住58号，周培源家是对面的56号。燕南园一共只有十几栋建筑，不过在北大却具有特殊的地位——除了校长陆平之外，里面住的全是顶尖的教授、学者。在园里与我同龄的小孩只有周亦东和陆平的小女儿陆小星。因此我和周亦东很自然地就成了“抹泥之交”，从四、五岁时起就老在一起。那时玩得最多的是男孩子都喜欢的“打仗”，可以尽情地发挥想象力，在我家的后院里摸爬滚打。有时候我们也会各自骑上一辆小三轮自行车在校园里游荡，充分享受从化学楼前斜坡上“飞驰”而下的快感，当然也不得不经历骑上坡时的呼哧带喘。

我们在一起也曾经干过不少不靠谱的事。印象比较深的一件是去钓蛤蟆。离燕南园不远处有一片废墟，好像在“大跃进”时是个养猪场，里面有不少蛤蟆。某天我俩突发奇想，想要去那儿钓蛤蟆。可由于我们从小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生活，对如何钓蛤蟆根本毫无概念，异想天开地弄了根支蚊帐的竹竿，绑上一截小线和曲别针做成的钩子，拿着这样的装备就出发了。结果当然一无所获。

梁建是周培源先生的另一个外孙，比我大四岁，算是个孩子头。跟着他常可以有机会“吃香喝辣”，比如在他率领下到五十一号饶毓泰先生家去偷枣。饶先生家的枣树是在后院的花墙里面，想偷到枣，难度不小，需要很好的配合。梁建曾经率领我和周亦东成功过几次。每次行动，一人持竹竿，一人拿脸盆，潜入饶家后院之后，持竹竿者向枣树上一竿打去，大枣纷纷落下，另外两人飞速把落地的枣捡进盆里，然后拔腿就跑。这一连串的动作必须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因为很快就会有一位操南方口音的老太太出来捉拿小贼。有时候，已经跑出一段距离了，还能听见她在后面叫“完了，完了，没得一个枣了”。

除了算计燕南园里各家的杏、枣和核桃等等好东西之外，我们也搞过一些颇为冒险的勾当。梁建、我姐姐汤丹再加上我和周亦东，一有机会就把我叔叔放在地下室里的一箱化学药品弄出来进行“科学实验”。我们根本搞不清那些白的、黄的、蓝的、黑的粉末和晶体是什么东西，但是发现如果把白色的粉末加水再和蓝色的晶体混合，瓶子里就会发出阵阵恶臭，冒出缕缕青烟。当时就想要是能从飘荡的青烟中钻出一个巨人，满足我们的三个愿望，那该多好啊！所幸那些化学药品都不会爆炸，否则真可能酿成大祸呢。

燕南园里的好日子随着“文革”的爆发戛然而止。我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生活一下子变得全然不一样了。不过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做——帮红卫兵印传单和撒传单。在哲学楼里有一个红卫兵组织，我和周亦东经常到那里去帮着印传单。印好之后，会分到一批传单，拿出去散发。通常是上到学生宿舍的四楼（最高层），推开过道的窗户，把传单撒出去。那时候，传单是热门货，一扔出去，下面就会有许多人蜂拥来抢，场面非常热闹、好玩。因而撒传单就成了大家最喜欢干的事。可每次能分到的传单毕竟不多，很不过瘾。于是我们就把印坏的传单和破纸收罗起来，冒充传单去撒，看着下面一大群人上当受骗，觉得十分得意。等到人家上来捉拿，两个坏家伙早就从别的门溜走了。

没过多久，北大的红卫兵们分成了两大派——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我和周亦东都是井冈山的追随者，还都是井冈山的报童，通常就在校园里卖报。我们那时也就八、九岁，骑一辆平板三轮车，由于身高不够，坐不到车座上，只能跨在车大梁上骑。脖子上挂个绿挎包，收的钱就往里面塞。我们后来还和井冈山广播台的人混熟了。广播台设在28楼二楼，我们一有空就往那儿跑，帮着看看扩音机，整理整理电线什么的。如果井冈山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有演出的话，我们就帮着广播台的人架喇叭、拉电线，演出开始后就坐在后台管管扩音机的音量，这在当时就算是接触“高科技”了，让我们很引以为傲。

1968年春天，学校要求我们家迁去中关园，我从此离开生活了十年的燕南园。不过我和周亦东之间的友谊并没有因此而终止。从小学到高中，他一直是我最要好的朋友和“同伙”之一。后来各自上大学、出国留学，联系渐渐就中断了。直到若干年前，通过其他友人才又找到了他的行踪，霍然发现他和我都住在纽约！时间跨越了近半个世纪，空间绕过了半个地球，我们居然还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这个世界确实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