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越

谈话是忽然开始的。之前，我们一行三人，离开油菜花盛放的山顶田野，沿一条漫长迂回的下坡路，经过一群逆光在坡边空地上踢足球的少年，走入一片赭褐色的树林。林地湿漉漉，蓄满雨水，前一人的鞋印压在浮沙上，很快化开。林地边缘，大大小小裸露在河床里的圆石让人想起《百年孤独》里开篇写到的“河里的石头光滑、洁白，活像史前的巨蛋”。有过那么一阵子，林路被阻断，需要从濡湿的圆石阵上借道，我的鞋底不太对付，兼之石面上常常黏着薄如蝉翼的半腐落叶，更增添了崴脚的危险。正在这狼狈而无法分心的时候，走在前面如履平地的本地向导不紧不慢扯起了聊天的话头。

那是时雨时晴的一天。清早来到山脚下时，雨势最大，潺潺绵绵，仰头望去，高不见尽头的石阶俨然淋成了N叠泉。见状，昨晚才临时加入我们的一个单身女客立刻又决定临时退出，要回城，尽管她穿着防雨的冲锋衣。“back(回去)？”向导觉得有些不可思议，努力劝说了一会儿，无奈女客去意坚定，只得打电话召回旅行社的小车。于是，我和丈夫目送向导的灰绿色毛衣和单身女客的黄色冲锋衣（我们偷偷叫她“小蜜蜂”）消失在来时的水泥路上。说实在的，我也有点想回城，在博卡拉，坐在费瓦湖畔的任何一个小酒吧里，手捧一杯水果冰沙，看山与湖之间滑翔伞与灰鹰齐飞，看光线与鱼尾峰的追逐嬉游，可以一动不动看到中午，再干掉一客著名的“珠峰牛排”——所费不足百元。

向导再次出现在石阶下方，早晨已经到了上午，徒步正式开始。一路无话，只需要跟在他后面走。博卡拉的天空褒奖我们做了正确的选择，仅仅个把小时后，就一再收缓了雨势。又不多时，当我们来到第一座山顶，晴光破云而出，整座山瞬间明艳生动起来，清鲜的空气一个劲儿朝我们吹。中午时分，路过一间小栈，向导停下来征询我们意见，要不要休息一下，喝点东西？我们被山民让入挂满五彩经幡的凉亭，全景360度俯瞰群山，就着石桌，摊开几块饼干和小汉堡包，丈夫买来一瓶冰啤酒，分在两个玻璃杯里，向导一杯，我俩一杯。向导仅仅是谦逊地微笑着表示感谢，并没有推让，也没有多的话。雨丝在这时又飘了起来，山风吹动经幡，我们安安静静地喝着冰啤酒。

除了必要的交流，我们和向导并没有聊天的意愿。他的尼式英文和我们的中式英文不在一个频道里，我们又完全沉浸在喜马拉雅山脉南麓的地貌风光之中，无暇他顾。另外，也因为先前的经历，我们有一点不想被纠缠上。三天前，我们乘坐的飞机一降落加德满都，就在机场包了一辆科罗拉来博卡拉，和那个开车的小伙子一路神聊，他就一路游说我们再去蓝毗尼。我们一再解释，当然对蓝毗尼很感兴趣，但这次不在日程表里，已经解释到疲惫，甚至都有些愠意了。200公里的路，路况很差，还遭遇堵车，抵达博卡拉时已经夜里8点，我们长舒一口气，和小伙子挥手说再见。但第二天刚出旅店门，就被叫下，“嘿，早安，我们去蓝毗尼吧”，小伙子竟然在朋友家住了一宿，赶早又来拉我们的生意了。见我们确实难以动摇，他才悻悻离开。这让我们双方都有些遗憾，也许一开始就不拉近距离反而更好？

现在，树林仿佛一间调暗了光线的密室，向导主动向我们走近，他的声音空旷清晰。因为要十分留意脚下，我无法抬头注意他的表情。印象中只有一双诚恳的眼睛和黝黑的笑容。

他首先问我俩的职业。我们说：记者。

他仔细地询问我们分别供职于何种类型的媒体，显得比一般人要内行。我们说：日报和周刊。

问我们来自中国的什么地方，我们说上海。他说知道，电视上看到过上海，时髦的大都市。

我们问：来博卡拉的中国人多吗？

他答：越来越多了，但是，最多的还不是中国人，是欧洲人，还有日本人。欧洲人多是背包客，日本人多是佛教徒。

我们用有限的词汇热烈地赞美博卡拉，他笑笑，说：旅游业兴起是近二三十年的事情，博卡拉在上世纪70年代还是一片鲜为人知的秘境，人口只有两万，现在已经是尼泊尔第二大城市。

您干向导这行多久了？

我的主业不是向导，我是一名中学教师。

什么？脚下的石头跳宕了一下，我们的向导是一名中学教师？

是的，星期天我会出来当向导，爬爬山。我还算是一名作家吧，经常给报纸投稿。

请问您写什么类型的文章？

我写评论，也写诗。

他围着一条围巾，戴着腕表，确实显得书卷气十足，眉眼比街面上看到的当地人要温和很多。年纪不好估量，也许25岁，也许35岁。

他谈到了博卡拉的变化：外来人口大量增长，景区繁荣，商业活跃，但是本地居民并没有变得更富裕；快速的发展给博卡拉带来了知名度，但也带来了喧哗与困惑。他询问了中国的经济和股市。我们尽力作了介绍，但应该没有令他满意。接着他又问了我们一个问题，第一遍，没听明白，第二遍，还是没听懂，第三遍，他换了个说法，终于听懂了，他问的是：中国有遗产税吗？

没有，目前还没有。

那么，他认真地说，你们要怎么解决穷人更穷，富人更富的问题呢？

眼前的树干逐渐稀疏，透出前方村落的迹象。我们走出了谈话的空间，话题悬置了。

那个傍晚，结束了两座山峰的徒步，回到费瓦湖边，我还在想着向导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在这之后的几年里，它们不时返照。我偶尔看到这样的一段话：全世界任何地方的人关心的东西都一样，不出三件事——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健康，以及，“天哪，我怎样才能离开这儿”。但是很显然，我们碰到的这位博卡拉大哥，他关心的东西还要多一些，那就是天底下的公平。由此我相信，他确实是一位作家。

……

五年后，上海家中，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瞧了一眼手机，立刻把正在午睡的丈夫叫醒。尼泊尔地震了！8级！震中在博卡拉！我们俩像是一下子被时间弹回到那些湿滑的石头上，猛地摔倒，掌心生疼。是否上帝在心情好的时候按照天堂的样子营造了博卡拉，一发脾气就亲手毁了它？

未曾忘记的那个灰绿色毛衣的形象此刻令我们格外牵挂。愿你在灾难中平安，作家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