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滢莹
每次去看她,她总是若无其事地三两句把话题扯向生老病死,说着“我是看不到你结婚咯”之类的泄气话。虽然每次对话里的宾语经常会略微改变(孙辈的学业、工作、婚事和育子),在一桩心愿实现后便转移向下一桩,她却一直笑眯眯地,好好地活着。前阵子还没回暖时去看她,她穿着条厚毛裤来开门,说有些感冒,还没起床,我就把她赶回床上,坐在被窝里和她聊天,顺手把她干枯花白的发梢捋顺到耳后。老人家的床边总是顺手可及地摆满东西,外婆也这样,一边唠叨,一边伸手去找床头柜上的饼干桶,找那些已经不知道藏了多久的零食来招待我和外子。我连忙阻止,说我自己去倒水来喝就行。她上下打量着我,说不要减肥啊,不能瘦了。然后又一次和我说,她没几年好活了。
这似乎是她每次讲话的开场白,直白到已经成为家常话,只是随着身体状况的不同而语气轻重不等,有时听上去像轻飘飘的玩笑话,有时却沉甸甸地让人不敢接口。我们一直在回避的话题,她比谁都想得早。因为心脏起搏器有使用年限,这两年就该换了,到时她已经90多岁,身体不知道能否承受这样的手术。我听着,只能嘿嘿地笑,和她打岔说,想那么多干嘛,每天活得开心才重要。
其实打心底,我有些怕这样亲密的场景。老人是永远不会等你的,见过一次,少一次。每次与老人的诀别,都是早有心理预期但却又猝不及防的,会像一棍子打在早就迸裂的伤口上,钝痛不已。见多听多了好好的老人猝然离世的故事后,我心里总有隐隐不安,怕突然来个讯息,失去仅剩的祖辈,所以每次见她,都要给她梳头,拽着她合影,搂着她叫她笑一笑,然后和她约好开春去拜佛,约好生孩子的话给她抱抱,约好一个个遥远的、我们必将赶赴,却不知道他们是否还会在场的事项。对于这些承诺,其实谁心里都没底,但还是要约,有个盼头,总比老的小的相顾无言好一些吧。
对我们这一辈来说,祖辈的荫庇似乎是太遥远的事情。小时候我还会在听大人聊天时试图去想象他们那一代所经历的辉煌和磨难,听得多了,那些曾经发生过的一切就成了故事,功名利禄,大起大落,爱恨情仇,所有的真实,在时间的洗礼下都成了海市蜃楼一样的不真实。
我听过很多这样那样关于祖辈们的片段,并在朋友聊天中引为谈资。其中有个故事是这样的:外婆老家在金坛,是县里四大家族之一赵家的三小姐。赵家曾在当时金坛县最繁华的街道上拥有整条街的家产,并圈起大片地产盖了座当时非常时髦的跑马楼——好不容易建成时,解放了,为保家人安全,所有家产收归国有。
我不知道外婆情窦初开的时候具体是几几年,大略推算起来,也就是解放前几年。在最美的时候,她和街对面卖北方杂货的店主儿子有着一段朦胧的感情。她每天放学返家的路上有一座桥,那青年总会等待着她的出现,然后递上一本书,里面夹着薄信诉说衷情。由于曾外祖父强烈反对这段门不当户不对的情感,作为长子的大舅公把外婆送到了乡下亲戚家,并拦截了杂货店小开寄来的所有信件。一封,两封,三封……因为得不到回应而绝望的杂货店小开以为外婆变了心,大病一场之后在父母媒妁之下另寻佳人,外婆却直到从乡下回来后很久,才知道了事情的前因后果。
因为这件事,性子刚烈的外婆与曾外祖父几乎闹翻。她全心投身于县里的革命事业,并宣称要与“封建家庭”一刀两断,然后在部队遇到了从山东一路从军打到江南的外公。当时部队里的婚姻大多是组织介绍,在外公的授意下,“组织”找外婆谈心,大略地讲了一下外公的情况,外婆才知道,这个高高瘦瘦的山东人,早就在默默看着自己。临结婚前,外婆的唯一条件,就是带她离开金坛。当时已经接到金坛县长任命状的外公二话没说就收拾行李,最终和外婆落户无锡,陆续有了4个孩子,然后又有了我们这些个小巴辣子。
故事到这里本该结束了。上几年去广州过年,舅舅驾车带我们一家人在亚运会场馆旁的主干道上缓缓前行,闲扯着家族里的事。母亲突然说,你们知道么,我妈上两个月究竟为什么执意要去金坛——
几个月前,外婆与金坛的小舅公相约回老家看看,说是要去考察当地的养老院。以她当时87岁的高龄,又装着心脏起搏器,本不适合这样的长途奔波,但家里人都想,这可能是老人此生最后一次回乡,于是千叮咛万嘱咐之后,让小舅公接她去了。
大家都以为她会在金坛待一阵,至少也要和街坊邻居、亲朋老友们聚一阵子才回来,谁知道没过几天,母亲与大姨通电话时就听说她已经回到了无锡。大家都猜她是触景伤怀,只大略地问了几句,谁都没多说。
以往每次母亲回无锡老家,外婆总要扯着她陪自己夜聊,这次也是。盖着棉被睡在一起时,母亲在极度困倦中,仍听到老太太絮絮叨叨地说着年轻时候的事,儿女们没出生前,甚至没遇到外公之前的许多事。母亲突然清醒了过来——她是在说自己的情史么?她想到了这次的金坛之行,便回转身问外婆:“你是不是回金坛去找过他?”
在母亲的描述中,外婆告诉她,那次回金坛,她和自己的妹妹一起给各自的初恋情人写了一封长信,“一封7张纸,一封9张纸”,然后抱头痛哭了一场。
你很难想象这样的场面,两个年近九旬的老太太千里迢迢地回到故乡,去寻找自己的初恋。她们的初恋情人都已不在人世,而她们可能早就知道了这一点,或者对此有所预感。什么都没法阻止她们在生命的末端,噙着泪水写下这最后一封近似于情书的长信。
母亲问她说,爸爸过世的时候,你说他也早死了,那时候他是不是还活着?她说,是。
母亲又问,那这次呢?
她平静地说,这次真的死了。
你见过他吗?没有。
这几十年都没有?没有,只知道他结婚了,有孩子了,后来老了,死了。
那天的夜聊,也是外婆唯一一次向自己的子女吐露心声,她怕再晚,就说不出口,再来不及了。在那个夜晚,母亲眼里一贯固执、难相处的外婆,向自己袒露了最柔弱的一面,多年的隔阂,似乎都消融在浓浓的夜色中。
我坐在车上,听着母亲断断续续的讲述,没有吱声。阳光透过车窗洒在每个人身上,暖意融融,恍惚间拂来的风也带着草香,我却好像被封进了时间的胶囊,静默坐着不知如何将这个话题持续下去。
一旁座位上良久没出声的父亲突然说,那这样看来,她写的信,肯定是化(烧)掉了。他说,在外公过世后,帮外婆化纸锭时,外婆也曾交给他一个信封,让他一起化了。那封信有厚厚一叠,鼓鼓囊囊,信封中间郑重地写着外公的大名,然后是端端正正的两个蝇头小楷“亲收”。“字都有些化开了,沾过滴滴答答的水。”父亲的表述向来严谨,他既不说她也许哭过,也不说水渍或许是意外而致。我眼前则浮现出外婆伏在放满全家福照片的书桌前的样子——她想念他,子女都不在身边,千言万语无从诉说,只能笔录。她将仅有的浪漫凝结成张张沾满泪痕的信纸,又用胶水密密封起,燃为青烟,在一条从阳间通往不知是否存在的阴间的道路上缓缓幻化。
我问父亲,你就没偷看一下么?父亲说,怎么能看啊,这是他们俩的秘密。
没有人会怀疑外婆与外公之间的感情。她被外公宠了一辈子,也因为太依赖外公而被小辈们埋汰了一辈子。每次她和母亲翻旧相册,脸上都是满满的幸福。我还记得她指着一张外公年轻时穿呢大衣的照片给我看,说,我常在机关大院门口等他,他就穿着这样的衣服走过来,我心里就扑通扑通直跳,脸都红了。“那时我们都结婚老久了,我还脸红。”她用手抬了抬眼镜,不好意思地笑了。
时间一晃又是三年,如今92岁的外婆住进了无锡本地的养老院,除了腿脚不太好,她仍参加了养老院的许多活动班:国画、书法、合唱,她用自己的方式维持着体面的晚年,拒绝给后辈们添麻烦。我则时常会想到那个春节听到的小片段。
身为小辈,我对她一生中大部分的光阴知之甚少,令我意外的是,在我出生时就已垂老的她,原来也有过轰轰烈烈的青春,并且把对于过往岁月的铭记带到了风烛残年。相较而言,我的生活却似乎平淡得可悲。即使她的浪漫能够遗传,待到真正老态龙钟的那天,我又去哪里寻这样一桩未了的心事,找个地方大哭一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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