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个月，我就要整九十岁了。一般估计，可能不要多久就要复归故土，同生我养我的地方和朋友们告别了。我是母亲的独生子，而且父亲去世得早，她当然希望我长寿，小时候还给我做了一个小锁片和一个小瓷碗，上面写着“长命百岁”。但从当时一般的年龄来看，可能并不真的相信我会活到九十、一百岁。现在，多谢世界科技医药的进步，我真的到了九十了。

我出生在长江下游的江苏常熟县城，很多北方的同志感到生疏，但一说是“沙家浜”，就连声说知道了。这个小县城原来比较落后，我在七八岁时才第一次看到电灯，听到上海电台的广播时已是八九岁了。到一百多公里外的上海很麻烦，甚至到只有几十公里距离的苏州和无锡都没有公路，要乘轮船或航船。可是县城里早已有了天主教堂，两个教会办的小学，我有生以来记得的第一件事就是军阀混战在县城里打了起来，母亲带祖母和我到洋教堂去避难。我十一岁时，才看到修建了到上海、苏州和无锡的公路。我住在县城里，到长江只有二三十公里，但我到十三岁去上海上学时才第一次看到我早已知道了的长江。以后我常常在长江上来去，从一个学生成为参加工作的青年，直到1955年第一次出国担任新华社的驻国外记者，才离开了长江。现在，我年老体衰的时候，首先想到了要向抚养和培植我的长江告别。

我是1924年生人，那时的中国正是内忧外患。在1932年我小学二年级时，日本侵占了我国整个东北。同年，日本侵略军又在上海进攻我国驻军，制造了一·二八事变。我们县城里也听到了炮声，母亲准备带祖母和我到乡下去避难。“淞沪停战协定”后，我多次同各个学校的小学生一起拿着“反对日本侵略”的小旗子参加县城里的示威游行。后来我家乡沦陷，我母亲刚刚带着祖母和我乘船逃到了安徽的梅渚，向南京推进的日军就超越了我们。我们在1938年三四月回到家乡时，家里的房屋早已被日军烧成一片瓦砾。我母亲虽是一个家庭妇女，但也不愿我在沦陷区受教育，决定把我送到“孤岛”上海租界去读书。当时，到上海的公路已遭到严重破坏，要去只能坐船。长江沿岸附近的几个港口有挂着欧美洋招牌的轮船接送来回上海的客人，我家乡的浒浦港没有港口，只能在白天乘小驳船出港到长江上才能登上洋招牌的轮船。我是第一次出远门，母亲送我出门时流了泪，只给我说了一句话：“在车上船上看到老人、病残人要让座。”我一辈子记住了这句话。

我在出港的小驳船上，才第一次看到了浩瀚的长江。我坐在轮船的船舱里，看到江面上急流浩荡东去，一泻千里，心里想，我一生的命运从此开始了，今后将向何处去呢？十年、二十年以后将是怎样呢？

到了上海租界后，同三个同学租了一个房间，在从苏州迁到上海租界的苏州中学上了初中二年级。头一二年，我每到寒暑假时还是乘长江上的洋轮船回家。后来，公路虽然坑坑洼洼，但总算粗粗修通了，我就坐烧木炭的敞口的大货车回去了。车速很慢，过桥时，客人都要下车走过桥去。还常常遇到车子坏了或爆胎的情形，客人只有下车等车子修好，一百多公里的路常常要走一天。在租界里读书，比沦陷区要自由一些，但日本宪兵队和伪政权的特工站常常在半夜里进入租界抓人，爱国人士在大街上遭到暗杀，已挂了洋商招牌的中文报社遭到炸弹袭击，一些报刊和书籍被禁止发行或收回，令人感到不安。不久，以汪精卫为首的亲日派成立了伪政权，为日军当局加紧勒索和镇压沦陷区人民而出力。1941年12月，日军偷袭珍珠港，同美、英开战了。当夜，日军就侵占了上海的租界，接管了租界的政权，没收了英、美等国在租界的全部财产，英、美银行还没有来得及销毁库存的英镑美元就被日军占领了，英、美等国的侨民按规定戴上了白布的袖章，不久又被赶到集中营去了。很多学校包括我就读的苏州中学都宣布停办，我们几年来借以读书的“孤岛”没有了，租界也成了日伪政权为所欲为的沦陷区。很多爱国人士和学生被捕，很多报纸书刊被封禁。我在当时还是私立的复旦大学读二年级时，日本宪兵队突然在半夜里拘捕了几所大学特别是复旦和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说他们进行地下抗日活动，最后大多数人放了出来，少数失踪了。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了，然后是三年的内战，直到新中国建立。我在上海读了九年，从初中、高中到大学，受到了很大的教育，特别是受到了进步师生和地下党的影响。我同另外一个同学顾亟同志在解放战争开始之前，到苏北解放区去参加了革命工作。

我们在1946年4月在上海地下党的交通带领下，从上海乘火车到了镇江。第二天一早，我们乘小火轮渡过江去。我又一次看到了宽阔的长江，回想起了当年我经过长江到上海去读书的情况。现在我已二十一岁，成了一个立志参加建设新社会的青年了，看着浩荡东去的长江流水，想到我的一个新的历程和生活又开始了。过了江之后，就有一条小船靠到火轮的边上来，我们都上了这条小船。船靠岸后，我们就走乡间小道绕过扬州城，在那里国民党军队已大规模集结准备内战。我们走了四个多小时才进入解放区，在高邮湖边的小旅店里住了一宿，第二天才乘小火轮到苏皖边区政府的所在地淮阴。我们两个同学分配在边区政府工作，各人发到了两套制服和每个月三元边币的津贴费。可是三个月后内战爆发，边区政府解散，我们又调到了军队工作，跟随军队走遍了山东、河南、安徽、江苏各地。

仗打了三年之后，我已成为新华社驻南京军区的军事记者 ，跟随军队横渡长江，解放南京和上海了。我又一次在泰兴和江阴之间看到了长江的汹涌的水流，百万雄师千船并发渡江的壮观场面，至今难忘。我在上海和南京工作了一年多，又爆发了抗美援朝战争。到1951年底，北京新华总社调我到朝鲜的开城采访停战谈判。当时，长江上还没有一座铁桥，很多渡口都要乘船渡过江去，只有南京有专供火车来回摆渡的渡船。我在南京坐在车上摆渡时，车上的工作人员对我说，武汉长江大桥已经设计好，南京长江大桥也要开始设计了。说不定你将来回来时可以坐上火车经过长江大桥，不必再坐渡船渡江了。我在朝鲜采访停战谈判两年半回到北京后，总社要我从原来的军事部转到国际部工作，准备派我到国外担任常驻记者。1956年5月，我接受了驻巴基斯坦记者的任务。我乘火车从北京经武汉、广州出国，到武汉时已是半夜，虽然还要下车乘船渡江，但是看到了武汉两岸火光冲天，正在赶工修建武汉长江大桥。我再次看到了长江水流浩浩东去，想到过去几次渡江的情况，不禁引起了很多的感慨。当时，毛主席向新华社提出了“把地球管起来”的要求，社内正在准备加快发展驻外分社。于是，我成了第一批驻外记者人选之一。但没有想到的是，我在国外担任记者和外交使节一直工作了三十年。

在回忆这些往事时，我最先就想起了长江，它的滔滔不绝、催人奋进的江水，它的令人心胸开朗的辽阔的江面。

文/王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