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始于2010年9月14日，北美东部的深夜。

　　临睡之前，我突然想起好几天没有打电话问候母亲了——自从我八年前远离之后，母亲大部分的时间都独住在深圳，是严格意义上的空巢老人。平常，我差不多每天都会给她电话，哪怕只是为了几句毫无意义的交谈。我知道，我的电话是维系母亲生命的必需品。

　　我马上拨通了电话。母亲迅速接起了电话。我本来只是想向她解释一下这几天没有打电话的原因，然后再询问一下她这几天的生活状况……没有想到，母亲却如临大敌，语气紧张又僵硬。听得出来，她根本就不想知道我没有打电话的原因，也根本就不想让我知道她这几天的生活状况。她说她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办，马上就要出门。她说她没有时间与我交谈。

　　母亲是一位有三十多年教龄的退休中学老师。她生性有点清高，不喜欢也不善于与陌生人打交道。在已经居住了二十多年的深圳，她既没有什么故交，更没有多少新知。她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独自坐在空巢里的沙发上，看书看报看电视。以前每次在电话里听到她对“忙”的抱怨，我就会感觉心安。我不愿意母亲整天都将自己闷在空巢之中。我希望她每天都有很多的活动，很多的应酬，都忙得不亦乐乎，忙得忘记了此起彼伏的病痛，忘记了绵延不休的孤独，忘记了远在天涯海角的孩子。但是这一次，我的感觉非常不好，非常非常不好。母亲从来没有用如此僵硬和紧张的语气与我说过话，也从来没有对我的电话表示过如此强烈的戒备和抵触。

　　我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我的感觉非常不好。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第二天清早起来，我再次拨通了深圳家里的电话。与六个小时之前相比，母亲的语气已经轻松了许多。但是，我依然能够感觉得到她对交谈的戒备和冷淡。在我的不断追逼之下，母亲才支支吾吾地向我透露她白天的遭遇。她说她遭人陷害，已经卷入了犯罪集团的活动。母亲是从公安机关打来的电话里知道这一“绝密”的。刹那间，她的世界分崩离析。她说，她一辈子都清清白白地做人、兢兢业业地奉献，没有想到最后竟会落到“晚节不保”的下场。她极度愤慨，又极度恐慌。她说幸好公安机关及时发现了犯罪分子的阴谋，已经在对她的名誉、生命和财产进行特殊的保护，否则后果将不堪设想。

　　当然，公安机关对母亲也提出了特殊的要求。他们要求她严守秘密、积极配合。母亲告诉我，与她通话的警官态度诚恳，分析透彻。他立刻获得了母亲彻底的信赖。这让我的感觉更加不好。我急于想知道母亲到底会积极到什么程度，会配合到什么程度。在我进一步的追逼之下，母亲终于泄露了一些她与公安机关积极配合的细节。她说她已经将能够集中起来的存款都集中起来，安全地转移到了警官提供的账号上。母亲还很遗憾有两笔金额更大的定期存款没取出来，否则就都可以交托给公安机关，她就不会再有对财产安全的担忧了。这“安全的转移”显然就是六个小时前母亲在电话里说要急着去办的重要事情。

　　不需要再多写什么了，读者们现在应该已经非常清楚，在危机四伏的现实生活中，又有一位“空巢老人”中招上当，成了“电信诈骗”的受害者。

　　我费尽了口舌才让母亲相信她根本就没有卷入犯罪集团的活动，那虚构的险境只不过是诈骗者设下的陷阱。然而，真相大白不仅于事无补，反而将母亲推进了更深的痛苦。真的“上当”比假的“陷害”对自尊心具有更强的摧毁力。母亲更觉得抬不起头来。

　　在母亲含含糊糊地说出她已经“安全地转移”的金额之后，我一度非常冲动，对她说，那么多钱差不多够我在加拿大生活整整两年了，接着我又说，那差不多是我前半辈子得到过的全部的稿费。母亲知道我在加拿大的生活有多么简朴，更知道我前半辈子的写作是多么艰难。她当然很清楚我的折算是对她的责备。她突然沉默了。那令人窒息的沉默让我立刻冷静下来。我马上意识到母亲的心理状况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我不应该再用任何方式给她施加压力。我建议她走出空巢，先可以去广州走走亲戚，然后可以回湖南老家住一段时间，去陪陪我已经九十五岁的外婆。我知道，只有离开和遗忘能够让母亲慢慢摆脱从天而降的灾难。

　　每次听到老人受骗的案例，我总是想起在罗素自传里读到的一个细节。罗素二十年代在中国访问的时候，赵元任一路上担任他的翻译。在一次闲聊中，大名鼎鼎的哲学家与当时还只是一个青年教师的赵元任谈起了他正在写作的政论。罗素说出那篇政论的题目后，赵元任做出了迅速的回应。那睿智的回应给极富英式幽默的罗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将它当成是中国人颇有幽默感的例证。罗素政论的题目是“当前混乱的根源”。而赵元任回应说：“当前混乱的根源就是从前的混乱。”套用赵元任的这种思路，我相信，今天的受骗也根源于先前的受骗，或者说，任何的受骗都有一定的理由，都有历史的原因。

　　我用三年多的时间完成了对母亲的“心理分析”，或者说完成了对母亲那一代人的“心理分析”。去年圣诞节那一天，我刚在从北京飞往多伦多的飞机上坐下，一直被压抑着的创作欲望突然爆发，我马上手忙脚乱地在笔记本上涂画下了如岩浆般喷发的灵感。

　　六十四天之后，长篇小说《空巢》“定稿”在我的电脑上。作品第一人称的叙述者是一位遭受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她在备受羞辱的一天里，重温自己异化和扭曲的一生，现实和历史在生命的幻灭感中猛烈相撞。

　　不少的朋友相信《空巢》是一部将会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他们热情的预测恰好成了我的顾虑。母亲一直坚信她是我最忠实的读者。她说连《遗弃》那样“不可读”的作品，她都完整地读过两遍。但是，忠实让母亲非常敏感，很容易就会进入角色。她曾经向我表达过对《白求恩的孩子们》中叙述者“母亲”形象的不满。“你怎么可以把我写成那种样子?!”她说。我用她很难接受的方式解释文学与现实的关系：我告诉她，那住在加拿大并且从事写作的第一人称叙述者并不是我。我是小说中的另一个孩子，那个在十三岁自杀的孩子。“你的儿子十三岁就自杀了你难道不知道吗?”我甚至这样说。

　　《空巢》会不会将母亲再一次推进那深不可测的灾难?这是伴随着灵感的第一次猛烈喷发就已经出现的顾虑。在整个的写作过程中，我还是差不多每天都与母亲通电话。她很早就猜到了我在写一部新的作品，但是她却始终无法获得包括作品的题目在内的任何信息。“你这一次怎么这么神秘?”她曾经这样问我。这不是神秘，这是现实。我必须非常小心，我不能够因为自己新的创作导致母亲心灵上新的创伤。

　　直到作品付印的前夕，我才决定开始做母亲的思想工作。出乎我的意料，我们在电话里的长谈进行得非常顺利。我告诉母亲，新作品中的主人公虽然与她的经历有某些相似，里面的绝大多数人物和细节却都“纯属虚构”。我请求她不要对号入座。而母亲表示，她永远都是我文学事业最忠实的支持者。为了文学，她对任何形式的“加工”都做好了心理的准备。我没有想到，让我顾虑重重的《空巢》会这么顺利地获得母亲签发的“准生证”。

　　通过《空巢》的写作，我觉得自己更加理解了女性，更加理解了母亲，更加理解了中国历史上的那一代人：他们在青春期迎来了新社会，他们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耗尽了自己的精力和智慧，他们又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遭受着最后的病痛和孤独……我相信，通过《空巢》的阅读，读者们也会对我们所处的时代和与这个时代密切相关的历史有更多的理解，也会对自己的父母有更多的理解。

　　八年前，我将小说集《流动的房间》献给母亲，理由是“她对我的轻信成全了我的宿命”。而现在，我将长篇小说 《空巢》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因为我知道，“那一天的羞辱摧毁了他们一生的虚荣”。

　　在小说的最后，所有那些受害的空巢老人都出现在“母亲”的梦中，他们站在一个巨大的舞台上，绝望地发出了“救救老人”的呐喊。

文/薛忆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