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徐清辉(1934-2003)这样的学者，本来就凤毛麟角，她在世时没有享受到相匹配的待遇，离世后依然饱受误解，若不是由于她的儿子胡河清的自主绝世，后人是不会关心她的。

　　我曾经于1992-2000年间在兰州大学中文系工作，有幸结识了徐清辉先生。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是2002年寒假。她于2003年9月去世，永远地离开了这个扰攘的世界。本来不该打扰她的灵魂，但是，我所看见我所听见的，我不得不说。

　　徐清辉先生学识渊博，配得上学贯中西的名号;她的人品也一样好，虽然她心性孤傲，但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乖僻、变态。她很正常，除了某些让她愤激、血压升高的人和事，她也常常会笑，会眉飞色舞、滔滔不绝地说几个小时。她有她的痛苦，也有她的快乐。她深受兰州大学熟悉她的师生们的尊敬。

　　徐清辉出生于上海，先后在上海私立培成女子初中、上海私立中西女中、上海市立第三女中学习。1953年至1957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兰州大学工作。1981年至1984年曾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作访问学者。在此期间，普林斯顿大学哲学系聘请她为客座教授。期满后，更有意聘她为终身教授，但由于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她决意回国，回到兰州大学中文系。她曾经不经意地在谈《红楼梦》时忆起她当年回国时朱光潜先生设宴为她接风洗尘，席上谈及当时中国局势时，她说“现在正值《红楼梦》第五十六回”(“敏探春兴利除宿弊”)。忆及当时情形，她十分动容。1995年我去北京大学参加外国文学的年会，她托我打听朱光潜先生家人的情况，我得到的答复是：“朱先生已去世，现在谁还关心他的家人?不清楚。”我回来也就原话转告于她，她听后愤愤不平，然而也只好作罢。2000年我在德国遇到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他向我询问徐清辉先生情况，说他曾在贺麟先生家遇见徐清辉，她在贺家进出随意，深受贺麟先生的厚爱和赞许。但是，徐先生自己从来不在我们面前说及这层关系，甚至在兰大，也没有多少人知道她与朱光潜和贺麟先生之间的师生情谊以及他们对她的高度评价。

　　徐先生在兰大开设“西方文学”“欧洲文学史”等课程，除中文专业的学生外，常常有理科生来旁听。听过她课的学生，无不被她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见解所折服。徐先生去世5年后，她的学生们博客中相遇，互通消息，才得知徐先生的悲惨境遇和不幸离世。他们发了几十篇回忆性的文字，盛赞她的学问和人品，为她的遭遇扼腕叹息、唏嘘不已。兰州大学中文系77级的学生在自己的博客中回忆：

　　“徐老师盛装出场时，让我们心灵受到极大震撼。她给我们展现的不仅仅是学者的风度。徐先生是一位对哲学和美学有着极深理解的学者型教师，她给我们展现出来的西方文学，不是名词的堆砌、知识的罗列，而是一条思想的长河，一条滔滔大河。华美的词语滔滔而出，汪洋恣肆，思想的灵光飞溅。这种奇妙的境界，不是来自她精心的备课，而是来自她生命本身的一种特质。在她的课上，我通常不做笔记，因为稍一迟钝，便会跟不上先生的思路。对于像我这样学养浅薄的学生来讲，能领略到这样一场豪华的精神盛宴，不仅仅是荣幸，简直就是奢侈了。徐老师的课，我不能完全听懂和消化。但我从此知道，什么叫大智慧。”

　　但是，1990年开始，徐先生就不再上课了，她彻底地脱身于学校的评价体系，退隐于兰大本部家属院的一隅，在她那个狭隘逼仄的客厅兼卧室的斗室里，专心问学。因为她所在的学科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没有硕士点，她没有带过一个研究生。但是，兰大的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有的慕名而来，有的好奇而来，与她有过或长或短时间的交集。我初到兰大，一是因为仰慕她的学问，二是因为与她一个教研室，就有了常去她那里的机缘，有时也会在那里与其他的同事和学生不期而遇。徐先生很健谈，虽说是聊天，主要都是她一个人说，滔滔不绝，一连几个小时，有时从早上讲到中午一点，或者自晚饭后到夜里十一二点，她不停，我们也不动，古今中外，文学哲学、天文地理、时事政治、电影电视，无所不谈，真可惜当时不知道录音，也没有记日记。有人说她有过目不忘的本领，我也是有几分信的。说起那些久远的故事，读过的作品，她仿佛刚刚掩卷，连具体的细节都描绘得生动逼真。我还看见她学高等代数、现代物理学。她从美国带回来一个收音机，据一位物理专业出身的同事说，这个收音机很高级。不论我何时去，那个收音机总是开着，大部分时候是英文广播。有一位兰大理科专业的校友，忆及自己请徐先生写推荐信：“那漂亮的英文肯定为我博士申请录取增添了许多砝码。先生当时的英文比我来了美国二十多年以后现在的英文要好得多，那是童子功，我们是比不上的。”她好几次很自豪地提起她的舅舅许国璋先生;她还有一个舅舅是交大物理系的许国宝教授，比许国璋先生年长，许国璋出生于1915年，许国宝1930年时已经是交大学生的特聘导师了。

　　2000年，得知我报考陈思和先生博士生被录取后，徐先生很高兴。她拿出胡河清答辩时的照片，指给我看照片中的贾植芳先生，说：我是很佩服这位老兄的。她还对贾先生不那么服帖的头发开了几句玩笑，意思是那也是他性格的一种表现。她虽然足不出户，却对复旦的情况非常熟悉，她甚至知道章培恒先生喜欢武侠小说，当然她自己也喜欢看武侠小说，看香港拍的连续剧《射雕英雄传》《鹿鼎记》等等。

　　徐清辉先生精通英文、德文，在德国哲学尤其是黑格尔美学研究和西方文学领域造诣颇深，同时深谙中国典籍。但是，她发表的东西却很少，我所知道的只有1979年在《美学》杂志发表的《黑格尔论人物性格》。据说她写过75万字的黑格尔研究，但我没有听她说起过。上世纪80年代，她是中文系唯一承担国家课题的老师，这就是1993年出版的33万字的专著《认知与会心——汉藏文化象征对照释读》(敦煌文艺出版社)。90年代，她试图对中国古代生态伦理做系统研究，可以说这是受西方生态批评的影响。她曾给我看过一部70年代出版的英文著作，说宋代时甘肃那个地方的植被非常丰富，环境非常优美。1994年春我去北京出差，她的课题经费还有结余，便随我一起去北京到国图查阅资料。还记得当时我是去北语(现在的中国语言文化大学)办事，我们选择住在国图招待所，这样方便她去图书馆。当时的住宿是30元/床，超过了副教授的标准，她担心回来报不了，于是我们去周围找便宜的旅馆。后来终于找到一家旅馆有便宜的房间，但却是地下室一层，我们还去看了房间，整日开着灯，霉味扑面而来。徐老师竟然有意搬来，我坚决不同意，硬拽着她离开了——谁能忍心让一个60岁的老人住在那样阴暗潮湿的地方?本来她在北京有一些故交，但她不去找他们。成功者胜利的姿态，同情、怜悯，打抱不平……会从精神上将她击垮。

　　她对人性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只是她不妥协、不通融、不世故。她待人确实也苛刻，即使有人帮过她的忙，但如果发现这个人人品有问题，她就会疏远、冷淡。我与她相交，总是小心翼翼地守护着她内心的那份自尊，从不打探她的私事，绝不在外面乱讲她的事，也从未给她打扫过一次卫生。经书上说，左手做好事，别让右手知道，可是有人偏偏敲锣打鼓地做好事。说同情她，怜悯她，我们是不配的。她的生活方式，那是她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无关。她确实不会做家务，因为她从小没做过家务，饮食起居都有人照顾。胡河清的父亲胡复旦有才气也很会生活，如果不是因为“文革”，胡复旦也就不会变得不正常，也许这个家还是完整的，也许就不会有后来那样的悲剧了。据说，当年北大毕业后，胡复旦是因为恋着徐清辉才追到兰州来的，可是他在“文革”中却没有经受住考验。试问：又有多少人经受住了那场考验呢?

　　胡河清去世后，我们确实没有看到她作为一个母亲在我们面前流过一滴泪。兰大中文系一位副主任，也是她多年的朋友，是常到她家神聊的一位，他陪同她前往上海料理后事。据他说，一路上她也没有哭过，但是到胡河清的住处时，她再也无法克制自己，痛彻心肺地放声大哭了很长时间，把自己关在里面两天不吃不喝不见人。

　　我们为何要随意猜测，把儿子的死因归咎于母亲，让他们二者的灵魂都不得安宁呢?

　　他们母子心有灵犀，他们的精神相通。那种神游八极的思绪，那种疾恶如仇的个性，那种被人理解的渴望，那份深切的孤独……他们才是彼此真正的知音。愿他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彼此相伴吧!

　　文/陈晓兰　2014-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