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5月9日到5月19日，短短10天内，著名学者李泽厚在华东师范大学思勉高等研究院连开4堂“伦理学”讨论课，且每堂课持续2个小时。

　　

　　现年84岁的李泽厚，暌违国内学术界数10年。他此次的“归来”，注定是一起惊动沪上学术圈的大事件。在华东师大的四堂讨论课，李泽厚向听课学生抛出一连串的道德悖论，不仅从名义上回应哈佛大学教授桑德尔的理论，在形式上也向桑德尔《公正》课的自由讨论靠拢。

　　

　　和哈佛的大型公开课相比，李泽厚的伦理学研讨课仍属于封闭型的“小作坊”，但其对国内知识界、学术界的影响却更直接、微妙。不少学者认为，当李泽厚“反主为客”，借桑德尔的方式在大学课堂发起一场道德哲学的讨论时，除了关注他具体讲了什么，还应当关注讨论背后的意义——与其说李泽厚回应桑德尔，不如说，他试图回应社会现实。

　　

 

　　李泽厚华东师大讲学摘录

　　

 

　　【第一讲】

　　

　　【案例1】一辆失控的火车面前有两条轨道，一条上站着一个胖子，另一条上站着5个人，你选择牺牲哪一方?

　　

　　【案例2】4名船员在海上漂流，因为饥饿，其中3人吃掉了最羸弱的少年，并活了下来。在这样的情况下，吃人是否合理或违法?

　　

　　课一开始，李泽厚先向学生们抛出问题：我和桑德尔有哪些异同?在激烈的讨论过后，他自己总结道，跟桑德尔相同的地方是都不反对市场经济，都不赞成功利主义和自由至上伦理学。随后，李泽厚使用了两个桑德尔《公正》课上的著名案例。

　　

　　这两个案例，令在场学生针锋相对，争论的话题从道德问题延伸到法律问题。最后，李泽厚说，作为旁观者，选择牺牲谁不是他的义务。而如果司机为了救其他五个人去牺牲另一个人，也许是出于职业道德。但换一种情况，如果这一个人是司机的亲人，又该如何?或许，司机的选择就会不同。

　　

　　李泽厚认为，不能用抽象原则处理具体事情，而是要从具体的社会、历史、人情环境中去分析一个人的选择。所以，他在西方的伦理学之外加上了“情”的因素，这是他与桑德尔的不同之处。

　　

　　【第二讲】

　　

　　【案例】这是取自上世纪80年代日本电影中的一段情节：一个家庭中，母亲杀死了父亲，儿子最后告发了疼爱自己的母亲，导致母亲被判死刑。

　　

　　“如果是你，你会控告自己的母亲吗?”面对李泽厚的发问，现场绝大多数同学选择“不告发”。李泽厚认为，这是“情”本身的价值，在他的观念里，“和谐高于正义”。李泽厚想和学生们讨论的真正问题是：究竟是什么构成了人内心的冲突?李泽厚说，道德心理是复杂的，其中包括观念、意志、情感。而在这三个因素中，哪一个因素又是促成行动的关键呢?

　　

　　经过长时间讨论，学生们逐渐分成了情感、理智(观念、意志)两大派，其代表人物分别是休谟和康德。康德强调理性是道德的起源，休谟强调的则是同情心。李泽厚称，自己是“康德主义者”。

　　

　　不过，康德反对把任何道德建立在感性的基础上。但在李泽厚看来，康德错误的地方就在于将道德视为普遍原则。例如，康德认为道德的人是不能说谎的，但如果一个人被敌人抓住了，这时说谎算不算不道德呢?

　　

　　所以，李泽厚认为，道德不是一种行为规范，而是意志力与情感的结合，一种情理结构。人性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性、机械性，是因为拥有自由意志。为什么大家敬佩有道德的人?因为道德需要克服人的本能(食色、生存)才能达到。因此在三个道德心理因素中，意志力才是最核心的。同时，情感也是需要培养的。

　　

　　【第三讲】

　　

　　【案例】911恐怖分子和救火队员都有自己的意志力，这种意志力非一时冲动，而是通过培育形成的。那么，为什么前者被定为恐怖分子，后者被定为英雄呢?

　　

　　在这一场中，李泽厚借着这个案例引发学生讨论，然后他抽丝剥茧，直至深入问题的核心：“善恶”与“对错”分别是如何产生的?判断的依据是什么?

　　

　　他由此引出本讲的主题：“善恶”与“对错”的区分问题，亦即社会性道德与宗教性道德(李泽厚提出的两种道德结构理论)的区分问题。

　　

　　在众议声中，华师大哲学系教授杨国荣提出了自己看法。他认为，“对”与“错”是价值判断，是相对一定的规范而言的，对应的是遵守与背离。“善”在最终极的意义上是对人之为人的价值肯定，是合乎合理需要的。相反而行，即是“恶”。杨国荣举例说，宋代妇女守节，从遵守规范的角度来看，是没有错的，但是从“善”角度看，因为违背了人之为人的价值所在，所以是不“善”的。

　　

　　对于此番见解，现场有赞同之声，亦有质疑之音。话题的引导者李泽厚对此均表示欢迎，并打趣地说，最喜欢看到学生反驳老师的观点。

　　

　　【第四讲】

　　

　　李泽厚指出，前几讲有关道德心理的讨论，最终目的皆是为了分析外在的道德行为问题。他继而道出本讲的主题：如何看待作为哲学的伦理学。他将其细分为两个主要问题：伦理道德的形成是从外到内，还是由内而外?道德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

　　

　　李泽厚建议大家先思考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需要道德?举例来说，“我”为什么不闯红灯，为什么别人插队“我”会反感?他总结了三个层次的答案：一是对“我”有利，二是客观现实如此，三是上帝的要求(绝对命令)。

　　

　　李泽厚以中国古代妇女遵守的“三从四德”这一整套礼教系统的道德规范为切入点，提出疑问：伦理道德到底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是从外到内，还是由内而外?

　　

　　在场听众对此意见不一，李泽厚说：“人的伦理道德不能归结为动物本能，也不能归结为先验的‘人性善’，而是人类历史(就社会说)和教育(就个体说)将社会性的善恶理知观念经由大脑的认识思维领域通向情感领域，并与动物性的爱憎情欲相联结所构成用来支配、主宰、控制感性行为的意志活动”。

　　

　　面对道德是绝对的还是相对的这个问题，李泽厚将其细化，如从伦理学的角度看道德有无进步?是不是存在一个伦理观念上的“至善”?对于最后一问，有人说中国的“至善”就是青史留名，有人说“至善”是在有限的生命里不断超越自我，实现最大价值。李泽厚的观点则是：将人类总体(非“整体”)的生存延续作为最大的“善”。他补充道，要特别警惕各种以集体、人类的名义来压制个体的理论，因为归根到底“人是目的”，不能把任何人作为工具对待与使用。

　　

　　讨论课结束之际，李泽厚回答了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伦理学。而此次开设“伦理学研讨班”的目的，在于唤起大家的意识，争取提出一个既有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普遍意义的伦理学。

　　

　　李泽厚最后强调，“中国的知识分子应该抱有一种历史使命感，去思考中国如何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现代化的道路。”

　　

　　【学人众议录】 拿桑德尔当学术“靶子”，李泽厚想谈些什么?

　　

　　破解“市场时代”的道德危机李泽厚可能看得比桑德尔更远对李泽厚来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日渐划入“市场时代”的特质，是他关切的一个重大问题。和桑德尔反思资本的力量类似，李泽厚也敏锐地看到，市场经济一方面带来了物质繁荣，社会发展，但与此同时，市场的负面力量也在显现，滋生着道德失范、伦理失序等一系列问题。

　　

　　反思市场与道德的关系，是这两位学者共同关心的主题，而这也是当下现代社会的困境。概括地说，它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一是市场和基于市场的价值观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着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二是所谓的“市场逻辑”正在超越市场范围，主宰着一些非市场的领域，包括亲情、友情等等。

　　

　　道德被利益所捆绑、驱使，人为物役，哲学要如何做出回应?之所以选择桑德尔作为回应、批判的对象，是因为李泽厚和桑德尔在这类“大问题”上有共同的关注，有一些类似的思考，但也有不同的见解。作为社群主义的代表人物，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正义论持有批评。但客观地说，在国内学术界，罗尔斯所倡导的“作为公平的正义”有很大的“市场”。在这一点上，李泽厚选择把桑德尔作为“学术靶子”，作出理论上的一些回应，其实也同时是对罗尔斯的一种回应。

　　

　　和桑德尔提倡的人类应该回归到亚里士多德所倡导的“公共的善”不同，李泽厚的一个基本观点是“和谐高于正义”。所谓的和谐，即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在李泽厚看来，破解当代社会遭遇的伦理困境，中国传统的道德资源和思想资源仍是有待开发的富矿，它不仅有益于中国社会，对全人类都是有益的。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付长珍哲学是一种对人生、世界等问题的根本性意见

　　

　　哲学是一项特殊的知其不可为而为的事业。有人觉得哲学毫无用处，但哲学其实始终关注时代的进步。当代社会有许多新问题，而这些新问题，有的也是过去几十年延续下来的老问题。李泽厚先生讲人类如何可能的问题，是与中国如何可能的问题连在一起的。长期以来，他关注着故国的土地，一直坚持自己的思考：中国怎样能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从而对人类做出贡献?

　　

　　在李泽厚看来，哲学是一种对人生、世界等问题的根本性意见。在容易滑入物质主义陷阱的今天，李泽厚和桑德尔一样，并不完全否定物质进步的意义，同时强调精神层面的重要性。可以说他的哲学思想对中国的社会现实有着启示的作用，体现了一位哲学家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和强烈责任感。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伦理学问题再度变得重要

　　

　　如今，伦理学的问题再度变得重要，因为人的能动性再次被强调。此前，社会对人的价值观的要求是建立在本质主义之上，例如强调人具有一种不以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所改变的人性。经过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解构主义的批评，理论界开始认为人是被社会制度、公共机构等所控制的;现在，理论潮流又出现了回归，认为虽然制度、机构仍产生作用，但最后的行动却还是要落到具体的人身上。当人的主体能动性被重新关注，理解一个人行为背后的道德心理因素就变得重要，这正是伦理学研究的问题。

　　

　　举例而言，近来被热议的大陆人、香港人之间的关系，情感因素就占了重要的部分，同时，情感背后也有着很深的社会、历史因素。因此，如果不去观察具体情绪碰撞的空间，而是仅从观念去分析，并不能把握事件的本质。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贺桂梅

　　

　　文汇报记者 黄纯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