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指算来，我与吴小如先生的交往已越十年。我不是他的弟子。这不是说不想做他的弟子，而是没资格做他的弟子，但愿可以算他一个忘年交吧。小如先生给我的印象，浓缩成两个字，那就是“君子”，一个“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仁人君子。

　　犹记2004年4月9日与先生的首次相见。老实说，那一次见面，从先生所得，只是一个“望之俨然”，尚未体会“即之也温”。我说：“从网上查过先生的著作目录，觉得您的学问领域很宽，简直可称‘杂家’。”这话要放在今天，打死我也不会说啊。可那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竟说了那么不成体统的话。当时先生正色道：“杂家这个词是贬义词。”羞愧之中，我一时无语。

　　同样受窘的还有同去的叶老师。我和先生谈话，他在旁边拍照。因为屋子忒小，照相机发出的快门声显得特别响。先生停下正谈着的话题，说：“您别老在那咔嚓咔嚓，让人没法说话。”

　　四天后的4月13日，收到小如先生寄来三幅字，是分别给我、叶老师和另一个索求者的。给他们二人的分别是李白、孟浩然的诗，给我的却是一首东坡写的《浣溪沙》：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字如其人，一笔一画规矩工整，与时下种种流行的书法家作品大异其趣。收到先生墨宝，我喜出望外，遂把见面时的尴尬，一下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2012年5月6日上午8点半，我同眉睫兄一起去访先生。那时的先生精神尚好，但遭了脑梗及摔跤的折磨后，人已瘦削不堪，尤其两条腿已细如麻秆，让人看了觉得可怜。但他依旧手不释卷，床上堆了好几摞书，主要是一些小说、散文作品，自称“消闲”。眉睫是初来，将所著《现代文学史料探微》一书送给他，并请教关于废名的种种问题。

　　小如先生说：“我是废名先生的学生，您是他的同乡，您下工夫搜集废名先生的文献，我对您另眼相看。”接着说起一段往事。他说：“废名先生待我很好。我听他的课时，已成家，有了孩子，家里经常有事要办。一天，我从天津赶回学校，那天讲宋诗。他问我怎么不来听课。我说，家里有事。他要我下课后到他宿舍去一下。我想，他肯定要狠狠地批评我了。不料，去了之后，他说：我来为你讲这一课。我很感动，废名先生待我太好了。我那时年轻，写过批评他的文章。在我没听他课的时候，他就认识了我。”说着眼圈红了，声音也哽咽起来。

　　那天先生谈了很多，从废名谈到周作人，又由周作人谈到沈启无、俞平伯。还谈了由中文系调入历史系，谈到与邓广铭、王瑶的友谊和疏远。他说：“我进北大中古史研究中心，是邓广铭先生要去的。但他做了领导，我与他反而走得远了。王瑶也是这样。在他还没红的时候，我与他走得近。‘文革’中他两次要自杀，都是我劝回来的。他有糖尿病，被批的时候，经常小便没处去，我就让他到我家里解小便。他由大房子搬小房子，书没地方搁，我腾出家里地方给他存书。可是后来，他红了，我反而不怎么与他来往了。我就是这臭脾气，就是个别扭人。”

　　因为谈了许多现代文人，我遂问：“您1947-1949年在北大读书，您见过胡适吗?”答曰：“见过一回。是在去校长室的过道里。他个子不高，比我稍高点。喜怒不形于色。他是领导，平时也不怎么来校，校长室经常是他的秘书邓广铭坐着。我没跟他说话，我是学生，他是校长，我向来不愿与达官贵人套近乎。”又言犹未尽地说：“胡适极左。他反对文言文，把文言文说得一无是处。可他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不还是用文言文写的吗?他又说骈文是死文字。可他的‘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大胆’对‘小心’，‘假’对‘求’，‘设’对‘证’，这不就是骈文吗?”

　　或因谈得高兴，或觉得应该讲一点人情，临别时，他叫保姆：“小景，把那书(《学者吴小如》)再拿一本来。(转向眉睫)这书不多，本不打算送您。念在您是废名先生的同乡，又努力地搜集他的文献，我送一本给您。”说完，缓慢而艰难地题写了“眉睫同志惠存”几个字。而在给我的那本上，他写着：“艾平(注：笔者本名)兄惠存”。临别时他又说：“我很寂寞，你们来和我聊聊天，我很高兴。同你们年轻人聊天，我也变得年轻些。”转而问眉睫年龄。眉睫说：“二十八。”他几乎强笑着说：“您翻三番比我还小六岁。”

　　行文至此，不禁潸然。回忆起十年来与先生的种种交谈，益觉得先生的可贵、可敬与可亲。中年以后，先生屡被家累，仍在艰难中著书不辍，成洋洋大观。八十五岁后，又屡经丧痛，先后送走胞弟、爱女和老伴。岁月对于他，似乎越来越薄情。但他依旧抱着一颗忧国忧民的心，感恩地、坚强地活着。

　　先生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异常的清醒，即使临终。据其长子吴煜先生说，在弥留前，也即5月11日傍晚，老爷子还亲自打电话给他，说：“我可能不行了。”谁能料，竟在电话之后两个多小时，就遽然仙逝了。

　　人生天地间，忽如远行客。小如先生做客去了。祈愿先生一路走好!

　　写于小如先生“头七”之日(5月17日)

　　文/书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