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阵事忙，有一个来月没去单位。这天去了，在桌上翻书信杂志，忽见一个大信封，落款处写着吴小如的名字，不由一惊一喜。赶紧拆开，竟是一本新著：《莎斋诗剩》，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版，内收小如先生自1939年至2009年间所写旧体诗二百多首。这真正出人意外!在我主持副刊编务那几年，与小如先生的交往相当频繁，他是“笔会”的重要作者，除书信不断，我还时有电话请教、组稿或问安。后来他因脑梗卧床，又多次住院，联系就少下来了。到今年，小如先生已实足92岁，没想到还有如此精美的新书出版，我真为他高兴。回家后，想着要认认真真写一封信，既表示祝贺，也问一问他的身体近况。不料信还没发出，就听到了他去世的消息。

　　细想与小如先生交往，至少已有二十多年。奇怪的是，无数往事都像发生在昨天，而且，好多事情里都有意外的成分。

　　第一次看到并记住这名字，还是在“文革”中。那时借到一本破旧的书：《巴尔扎克传》，作者署司蒂芬·支魏格，译者是高名凯、吴小如。我已经读过很多巴尔扎克的小说，也已知道了茨威格的名字，所以读此书时如获至宝。到上世纪80年代初，买到一本薄薄的《古典小说漫稿》，作者是吴小如。这就出乎意外：此人又搞翻译，又研究中国文学，这不是学贯中西吗?随即又在我工作的广播电台的资料室看到了他的《京剧老生流派综说》，这是非常专业的书，令我惊诧不已，立刻借回家，半懂不懂地读完了。此后在《文汇月刊》、《读书》杂志上不断读到他的文章，知道了他是北大教授，是俞平伯的学生，对于他学问的广杂沉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后来我也调到 《文汇月刊》了，知道编辑部里的人都很敬重这位作者，主编梅朵记不起他的名字时，会脱口道：“就是那个教授，那个北大的名人……”

　　我直接处理小如先生的稿子，是1990年初的事。在80年代末，《文汇月刊》亟须组一批新稿，我提出请施蛰存、黄裳、陈从周、夏仲翼、余秋雨等写谈书谈戏谈艺的文章，并立即向汪曾祺先生写了急信。汪先生十分仗义，没几天就写来一篇八千字的《马·谭·张·裘·赵——漫谈他们的演唱艺术》，使新辟的“谈艺录”专栏得以在1990年1月号开张。此文写了汪自1961年进北京京剧团后，耳闻目睹的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赵燕侠五大名角的唱功和故事，写得精彩纷呈。汪先生已是名满天下的小说家，他之撰文谈艺，让人眼界大开。但他在信中说，这次真是拼了老命，连夜写稿，血压也高了，让我一定下不为例。我当然唯唯诺诺，感恩不尽。意外的是，文章发表未久，正听得一片称赞时，小如先生写来一稿，指出了汪文的疏漏。吴文是书信体，题为《谈马补微——致汪曾祺》，所说的都是具体的戏目和演出上的问题，但一一举出了可靠的事实依据。吴文写法颇学究气，与当时以小说、报告文学、杂文为主打的刊物风格有点不合;但这种事事较真，在旁人不注意的细微处冷静探讨的态度，又透出一种学术的趣味，让我记起了《京剧老生流派综说》，暗暗有一种欢喜。可专栏刚开张，又怕对不起汪先生，我心中不免踌躇。为此还请教过黄裳先生，不料黄老一听就起劲，立刻说：“这好啊，这要登，这有人爱看!”我说了我的顾虑，黄老道：“没关系，汪曾祺不会在意。要谈京剧，当然是吴小如内行;汪曾祺，那是新文学家客串。”也许编辑部同仁也有相似顾虑，吴文延至5月号才刊出。记得文中有一处说到《空城记》中诸葛亮下场时向额头抹汗的动作，小如先生认为此种“洒狗血”动作，马、谭、杨(宝森)、孟(小冬)、李(少春)都没有，谭鑫培与余叔岩也不会有。我怕“洒狗血”三字伤着汪先生，便擅自删去了。当时排校还很粗糙，印出的刊物上还有两处缺字。小如先生虽事事顶真，但他自己编过报纸，知道编辑的难处，所以一句话也没说。

　　我调《文汇读书周报》后，1996年上京组稿，第一次见到了小如先生。此前我在《文学评论》发表了论俞平伯创作道路的长文，拙著《解读周作人》也已出版，很想借机当面请教，潜意识里可能还想听几句好话。不料，见面寒暄几句，小如先生便单刀直入，很严肃地指着我说：“你说俞先生散文是晚明那一路，我觉得不对。过去我也是这样认识，俞先生不以为然。后来才明白，他师承的是六朝。”他对我稍稍分析了几句，随后便自责，说那时不知道我在写这文章，要是知道了一定会跟我说。对他的观点(后来知道北大的陈平原等也持此观点)，我经仔细研究后，至今也未完全认同。可是小如先生的直率(这令人想到同学之间的直言)，让我这个隔代的后辈心里一热，大受感动。这次见面很匆促，因吴师母长期生病，正在里间躺着。但他抓紧时间，说了好些我感兴趣的事。除了编报编刊的经验与建议、设想，他还说起知堂，说50年代初为俞平伯送一封信，曾到八道湾知堂家。知堂老人和他交谈了一会儿，其中有一句印象最深，是告别时的轻声叮嘱：“保全性命于盛世……”后来，知堂的几位学生，如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等，在1957年都未被“错划”;小如先生心直口快，最易得罪人，竟也未“错划”，我怀疑跟知堂的这类叮嘱是有些关系的。我问起俞平伯讲课是否过分散漫，小如先生尊师，不愿谈俞的不足或不是。(唯一的一次，是后来俞去世前，说了“高鹗续《红楼梦》有功，胡适、俞平伯腰斩《红楼梦》有罪”，我不知如何理解这话，当面问过小如先生。他摆摆手，悄声道：“老人临去世的话，不足信。”这也很让我意外。)那天他转移话头，说起顾随先生：“顾先生讲课，那才叫散漫呢，一会儿说自己生病，一会儿说昨天腰疼，真是言不及义。一堂课眼看过去了，那天要讲的是辛弃疾。到了最后，才说起稼轩的豪放派，那是——以健笔写柔情。就一句话，够了，一堂课就这一句，你的收获就不小了!”这让我听得入迷，虽不想走又不得不告辞。以后和小如先生交往大多如此，既充满意外，又大获教益。

　　小如先生给《文汇读书周报》和《文汇报》写了大量稿子，写给“笔会”的尤其多，在他脑梗卧床前，几乎所有文章都是投“笔会”的。道德文章俱在，本文不再赘言。不得不说的是90年代后期的一件事。当时小如先生常撰文批评他人下笔出错，有些话说得颇不留情面。那一次，是陈四益先生写来一文，指出小如先生谈四库全书时有一处硬伤。文章发表后，好多人等着看这位“学术警察”怎么应对，我也担心小如先生会有难堪。出人意料的是，不几天，我就收到小如先生来信，是一封供公开发表的信，对陈文表示感谢，坦然承认自己做学问不细，虽入行有年，须补的课仍不少，希望有更多同道今后监督帮助。我读后慨叹不已。陈四益先生到编辑部来时，也对此深表感叹，说事出意外，本以为老人家会寻理强辩，不料如此干脆，前辈颇不可及。等着看出洋相的人这下都不响了。此后，小如先生纠谬文章照写，口气照样尖锐。人们从他的文字中，看到了一位昂昂然不妥协的形象，既不对他人错误妥协，也不对自己妥协。在学界风气大变的今日，这虽有踽踽独行的苍凉感，却自有其高大伟岸，令人过目不忘的一面。

　　纵观小如先生一生，就是一个勤勉学人的一生。他是尽心尽责的教师，信奉张中行先生所说的“教师教”，对自己的学生和世上万千作者读者，他都不忘教师天职，不能容一丝错谬在人间。于是他也一生不快，世途坎坷。但同时，他又是个充满情趣的艺术家，爱诗，爱戏，爱书法，爱学问。他的文章有自己的性情，虽有时火气略旺，却多有干货且耐人寻味。他晚年出了好多书，虽少有厚重专著，却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多才多艺和学问功底。只因经历了过多的“运动”而又专注于教书诲人，以他的才学，本来还应有更大的学术贡献。他自己晚年也有过暗自的懊恼。

　　从性格上说，小如先生是正直到固执的程度，认真到顶真的程度，坦率到常专注于你的得意处挑毛病，谈见解。我想，这就是他一下笔，一开口，常常出人意料的原因所在。他确有独到见解，所谈也别有深度，所以，有这种挑刺式的对谈，其实是一种幸福。可惜这幸福早已不常有了。我不知道今后世上还会不会出这样的学人。

　　文/刘绪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