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号清晨，惊悉王运熙同志离开我们驾鹤远去了。忽闻此事，令作为老友的我，颇为感伤;而我们多年交往的情景也一幕一幕在眼前晃动。

　　运熙同志比我长两岁。上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初，他任复旦大学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我为华东师大古典文学教研室主任，同行又同专业，常有教学和学术上的交流、来往。

　　运熙同志为人平和，严于律己。学术上早有成就，但从不自傲、张扬，也绝不跟风、造势，坚守学者良心。这些正是我们多年来结下朴实、真挚友谊的基础。

　　至今留给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性格、表情和几个场景。

　　1961年12月，运熙同志和我一起参加了上海市高教局在锦江饭店召开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座谈会。会议要求对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两校编写的两部中国文学批评史教材展开讨论，提出建议，以进一步提高教材水平。与会的是华东地区有关高校的中国文学批评史课的教师。前辈学者有郭绍虞、朱东润、刘大杰、郝昺衡、钱仲联、王气中、陆侃如、蒋祖怡等。当时的华东局宣传部长夏征农、副部长俞铭璜也自始至终一起参加讨论。当时的运熙同志和我都较年轻，我们常在会后继续对当日会议讨论的学术问题和前辈学者的不同见解交换看法。真诚、坦率，各抒己见。这些看法，我们也在会上提出。可以说，这次座谈会的内容以及前辈学者的治学方法和忠于学术的精神，对我们都有启发意义和重要影响。此后，我们还经常回忆和谈论这段往事。尤其是由于会议期间的一段相处，使我对他的为人、性格和学术观点有了较多的了解，也增进了我们的友谊。

　　十年动乱后，1978年10月，运熙同志和我一起去西安参加二十省、市、区、四十七所高等院校古典文学学术讨论暨教材审定会议。在完成会议任务之外，运熙和我以及新疆大学的一位教师，曾几次一起去参观了秦陵兵马俑、大雁塔等。我们议论最多的是唐僧取经的传说和马嵬坡贵妃之死。记得在马嵬坡时，看了约两丈见方的贵妃墓，墓台边缺角少砖，墓台内几丛小草、黄花在风中摇曳，萧条、冷落。运熙同志叹息良久。因而在从马嵬坡回西安市区的路上，又从贵妃之死谈到我们这次到西安开会，而1961年与我们一起在锦江饭店开会的前辈学者竟无一人来西安与会，他们或老、或病、或已过世。谈到这些，百感丛生，欷歔、嗟叹。我说：“人世间只有青山不老，绿水长流;而人是要老死，世事会沧桑变化的。庄子是逍遥派，追求绝对自由，幻想超越现实世界，他也感叹‘人生天地之间，若白驹之过隙，忽然而已。’苏东坡算是旷达之人了，他也时而流露感伤之语：‘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运熙接着说：“豪放、浪漫如李白，他也叹息‘浮生若梦，为欢几何?’生老病死，必由之路。我对自己只要求处世认真、达观，生活平稳、安定，比较愉快地实现自己的理想就够了。”的确，这是运熙的性格语言，几十年来，他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一生与人为善，与世无争，于国家有益。

　　2013年3月7日，我乘着这天精神较好，遂去医院看望运熙同志。这时，他已因车祸住院卧床将近两年。见我去了，他斜倚在床头，高兴地微笑着招呼我。他的夫人叫我就坐在床边。他思路清晰，想多说几句话，但已无力高声，有时用手势帮助表情达意。我见这一情景，不禁悲从中来，脑中忽然像电视镜头一样，迅速地转换着他过去和现在对比的形象、声调。我压低声音说：“你气色不错，再安心静养，是会逐渐好的。望你多想想愉快的事，轻松的事。你的一生，也可以自慰了。你对乐府诗歌的研究，对文学理论批评的贡献，以及《中国文学批评通史》这类成果，是泽及后学，名垂史册了。”他静静地听，微笑着点点头，同时，移动了他那无力的手和我的手碰在了一起。我突然一惊，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在说：“啊，我这位多年的老友，一生以买书、读书为乐，以教书、写书为荣，忠于学术，以文会友。现在，竟是一个不能出院回家的人了!”不觉一阵心酸，几乎落下泪来。

　　运熙同志，生而为英，死而为灵，一路走好吧!

　　2014.2.10

　　文/陈谦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