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恩师王运熙先生

　　王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风头人物，也不是先知先觉者。他的文章，读起来很平和，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古人说，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先生的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王运熙先生走了，离开了亲人，离开了我们这些学生，离开了他终生挚爱的学术研究，永远地去了。先生缠绵病榻两年又九个月，即使发着高烧，吊着药水，上着监护仪，我们问他难过不难过，他总是轻轻地回答一句：“还好。”我们希望出现奇迹，希望我们敬爱的先生再站起来，或者至少能坐在轮椅上，由我们推着，哪怕是只在病房的走廊里散散心，晒晒太阳。但奇迹终究没有发生。我们敬爱的先生，海内外学人仰慕的一代宗师，永远地离开了!

　　前年五月，先生入院之前，正在整理自己的著作，准备出版文集。哪里料到资料还摊在桌上，却进了医院。幸好文集终于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它犹如一座丰碑，凝聚了先生毕生的心血，记录了先生六十余年生活的轨躅。先生以汉魏六朝乐府研究蜚声学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之时，还只是一位二十多岁的青年，而所取得的成果，至今还具有经典性的意义。数十年来，先生辛勤耕耘，为学术的发展，为民族文化的积累，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先生忠于学术、坚持求真求是的学术品格，为我们树立了永久的典范。

　　坚持求真求实，言之虽易而行之实难。我们的头脑常被各种自觉、不自觉的先入之见所拘束。诸如权威的见解、风靡一时的说法，常常影响我们对事实的判断。例如关于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曾经有两种很有影响的观点。一是郑振铎先生所主张的：古文此种文体，运用于传奇写作，促进了传奇的发展。二是陈寅恪先生说的，古文运动的兴起，乃是古文家用古文试作小说而能成功之所致。二者一则强调古文写作对传奇的推进，一则强调传奇对古文运动的作用。孰是孰非?王先生于二说都不赞成。针对郑先生的说法，王先生着重从文体、语言风格上加以论述。他认为，唐传奇的文章，和当时流行的文体比较相近，句子较整齐，多四言句，有时还穿插骈偶句子，体现了一种散文骈化的特色;而古文家则故意创造句式参差不齐、“磔裂章句，隳废声韵”的文体，以追求一种奇崛不凡的效果。二者的风貌颇不一致。王先生说，唐传奇的这种文体，并非拜古文之赐，而是与汉魏六朝的小说、杂传类作品一脉相承，且更趋华艳，还受到当时俗文学的影响。古文家韩愈、柳宗元也写过小说之类的作品，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河间传》等。它们的语言务求雅致简洁，确与一般传奇华艳的语言风格不同，但那实在不是唐传奇的主流。对于陈先生的说法，王先生说，古文运动的理论，在于以文明道，不可能以试作小说的方式来兴起古文运动;而且韩愈的《石鼎联句诗序》、《毛颖传》都作于元和年间，那时他早已写了不少重要的古文作品，已经是一位古文大师，何须再藉作小说来兴起古文?王先生的这些论述，很有力量。先生对于前辈学者，对于学术权威，是十分尊重的，他自述“尤得益于陈寅恪、闻一多、余嘉锡、杨树达诸家之作”，并再三对我们称颂陈寅恪先生的成就，特别是要求我们从陈先生的著作里体会、学习治学的方法。但是他不迷信，不受权威束缚，他只知道做学问要实事求是。

　　刘勰的《文心雕龙》有《风骨》篇，“风骨”在理论批评史、美学史上，是一个重要概念。那么刘勰所谓“风骨”究竟是何含义呢?上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前期，曾有过热烈的讨论。学者们的看法形形色色，而有一共同点，即认其内涵包含着“文章的内容”、“纯洁的思想”、“合乎道德规范的情感和意志”、“端正得体的观点”，等等。王先生则认为刘勰所谓风骨，是指一种鲜明生动、精健有力的优良文风，是就作品的艺术风貌、表现效果而言，不是就思想内容的高下邪正而言。与此相承，在论建安风骨时，王先生对一种常见的理解加以澄清。那种理解认为，建安风骨的内涵，主要是指那些表现社会动乱、人民苦难的诗，是指建安诗歌具有进步充实的思想内容。王先生则认为南朝人所说的建安风骨只是指建安诗文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他说南朝批评家刘勰、锺嵘、萧统等对建安作品中上述那些内容其实并不特别重视，他们喜爱、看重的乃是刘勰所谓“怜风月，狎池苑，述恩荣，叙酣宴”，亦即昭明《文选》中公宴、赠答之类作品。

　　王先生的这一论断，今天看来也许不觉得有何奇警之处，但若置于当时的历史环境之下，就显示出令人瞩目的光辉。为什么那么多学者认为刘勰“风骨”的涵义包括思想内容的纯正呢?那其实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文艺观有关。那种文艺观强调文学艺术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因而重视内容远远超过艺术形式，动辄指斥所谓“形式主义”。人们“甚至一提到形式问题，就担心会犯形式主义的错误”(曹道衡先生语)。这样的观念，那时是深入人心，天经地义。那么很自然地，讨论“风骨”涵义时，就指向了思想的纯正等，而不愿相信刘勰所论只限于艺术风貌方面。王先生当年提出自己的观点，几乎是“孤军奋战”。但他只知道做学问要实事求是。

　　说起当年的学术环境，我想，今天的学者，即使已经五十多岁，怕也很难想象，甚至会觉得匪夷所思。今天强调的是和谐，当年讲的是斗争(而且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今天倡导的是“人性化”，当年则狠批“资产阶级”人性论;今天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视为高尚的人格境界，当年灌输的是“驯服工具”论;今天谈论学术研究的独立性，当年将学术文化为政治服务视为最崇高的使命。思想改造，从建国伊始发端，一阵紧似一阵地持续几十年，其间既有狂风骤雨，也有“和风细雨”。不久前读到虞云国先生发表于《东方早报》的《<学习与批判>里的海上学人》，说到不少学术界的精英当年的表现，也言及王先生与其他先生联名发表的《试论屈原的尊法反儒思想》、《读洪皓<江梅引>》。虞先生强调对历史——包括学术史进行反思，我深表赞成。但我想说的是，为了反思得深刻，就必须具有“了解之同情”，即深入细致地了解当时的学术环境。即以所谓“评法批儒”而言，当时许多学者并不清楚其背景，而是更多地视之为一个学术性命题，以为或许可以借助“儒法斗争”来说明历史的发展规律。虞先生提到的那两篇文章，就是在那样的情况下发表的。事实上，王先生在整整十年内，不得不停止了几乎全部研究工作。据我所知，当时王先生的学术活动，除了那两篇联名之作，就只有与中文系、历史系的先生们一起注释《天对》、《天问》，还有参加校点《新唐书》、《新五代史》。既然坚持求真求是，就不可能写出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文章。“文革”刚结束，先生便做出了这样的总结：虽然一般学者不可能了解“四人帮”的阴谋，不可能知晓许多事件的政治背景，但只要坚持从资料出发，实事求是，就能够不上当、少上当。这是先生亲口对我说的。

　　王先生是一位普通的学者，不是什么叱咤风云的风头人物，也不是先知先觉者。他的文章，读起来很平和，不作惊人之语，无剑拔弩张之势。但他很了不起。了不起就在于忠于学术，坚守学者的良心。古人说，文章乃“不朽之盛事”。先生的成果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先生的学术品格所具有的典范意义，更将如日月之悬，光景常新。

　　文/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