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昆剧团排演的《川上吟》移植自桂剧《七步吟》，讲述三国时期曹丕、曹植、甄女之间的一段传奇。

黎安饰曹植(左)、罗晨雪饰甄氏(中)、吴双饰曹丕(右)。该剧入选首批国家艺术基金资助剧目。

（本版图片由上海昆剧团提供）

嘉宾：薛若琳 中国戏曲学会会长

谷好好 上海昆剧团团长

采访：邵岭 本报首席记者

记者：令人瞩目的双“三连贯”，奠定了上海昆剧团在中国戏曲界的特殊地位。上昆取得这样的成绩，原因是什么？

薛若琳：一个戏剧表演团体，首先要以剧目建设树品牌。上昆的三连贯，就是这么多年来始终坚持剧目建设的结果。

他们一方面有特别丰厚的传统家底，像《牡丹亭》《十五贯》《长生殿》（全本）等都是拿手保留剧目。同时，新时期以来，他们创作了不少新戏，且种类丰富，既有原创剧目，也有对传统剧目的浓缩整理，还有对传统剧目的改编之作。而获得三连贯的这三部作品，恰好是这三条路径的代表，可以说为戏曲艺术的传承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原创剧《班昭》，取材于史料，表现了文化人的生命选择，题材厚重；精华版《长生殿》，在原来长达50出的全本基础上，保留了《定情》《惊变》《埋玉》等流传最广的戏码，把一部耗时12小时的传统剧目浓缩在了3小时里；《景阳钟》则是从《铁冠图》改编而来，是充分挖掘传统资源的成功案例。原先那个《铁冠图》改编自清初传奇，在清朝和民国年间广为流传。但《铁冠图》站在统治者的立场上，把农民起义军描绘成凶残狡诈之徒，而把与起义军为敌的周遇吉等人作为忠臣义士加以褒扬。而《景阳钟》则把焦点放到了崇祯皇帝身上，在一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背景下，细腻地刻画、正确地评价了这个人物。比如他勤政，而且朴素，龙袍里的内衣都由皇后亲自缝补，所以走路都不敢太快，怕露出里面的补丁。但同时他也刚愎自用，猜疑心重。能够改编成获奖剧目，非常不容易，考验主创对于传统剧目的整体改编能力。

记者：担纲出演《班昭》和《长生殿》的都是上昆的老艺术家，而《景阳钟》则是青年一代全面接班的一部作品。从这个角度来看，《景阳钟》似乎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它对上昆的发展提供了怎样的经验？谷好好：昆曲讲“几生几代几双人”，就是说戏是靠一代代演员演下来的，无论剧团还是剧种，最重要的都是人，而人是靠剧目说话的。

《景阳钟》正是验证了我们“以戏推人”、“以戏养人”的道路是行得通的。通过这部戏，上海“昆三班”实现了与老艺术家之间的无缝衔接。

其中最突出的就是黎安。大家都知道，《景阳钟》托起了黎安，使他从巾生成功迈向了大官生，成为上昆中青年的领军人物。实际上这出戏当初就是为他量身打造的。在《景阳钟》之前，业内对黎安并不是非常看好。他是唱巾生的，唱腔足够细腻，但是嗓音有点尴尬，对巾生来说宽了点，对官生来说又窄了点。而且上昆老一辈艺术家太过出色，蔡正仁的官生戏和岳美缇的巾生戏都是公认的第一，无形中也提高了大家衡量年轻一辈的标准。然而，一个事实是，“昆大班”、“昆二班”的艺术家们大多已是古稀之年，中青年必须接棒，这是传承的紧迫需要。其中如何让年青一代小生演员尽快冒尖，成了我们的重点课题。

在创作《景阳钟》的时候，我们是认真研究了黎安的。他虽然是巾生，但是无论个头还是扮相，都具备唱官生戏的条件，可以说有潜力也有空间。需要的只是一个机会，而且是一个让他同时经受身体苦痛和精神压力的机会。所有演员想要冒尖，都必须经过这一关，没有人是天生完美的。那段时间，黎安整个人练得像换了个人。我们又有意识在人物塑造上让崇祯兼具官生和巾生的特质，这样就把黎安的弱点转化成了优势。凭借《景阳钟》，黎安获得了业界和戏迷的一致认可，获得了中国戏剧最高奖项梅花奖。

有了《景阳钟》的经验之后，我们又用同样的方式，通过新创剧目《川上吟》来力推花脸吴双。吴双也是“昆三班”的，早在2001年，就凭借在《班昭》中的范伦一角登上白玉兰奖配角奖榜首。去年，我们为他量身打造了昆曲界少见的净角挑梁、搭配生旦的《川上吟》，他在其中扮演曹丕。4月22日，他刚刚携此剧在绍兴演出，冲刺梅花奖。

记者：可以说，上昆目前的状态非常好。不过我们也看到，如何进一步激活昆曲，特别是将其原汁原味传承下去，仍然是昆曲人面临的课题。具体到上昆，要在现在的基础上再往前走，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瓶颈和障碍？

谷好好：昆曲要出一个戏很难，很容易给大家说不像昆曲，原创的失败率很高。

当年《景阳钟》得到的评价里，有一句话就是“最像昆曲的一出戏”，这是最难的。因为昆曲和其他剧种不一样，对剧本的文学性要求特别高。好编剧难找，好剧本难找，几乎是全国7家昆剧院团共同的困惑。光有理念没有文学，或者光有文学没有观照，都不是好剧本。

薛若琳：昆曲剧本难写，它有格律，继承了唐诗宋词元曲的特点，有长短句，有曲牌，现在我们的剧作家没有那么高深的文学功底和修养。这是要下大力气培养的。

当年梁辰渔除了继续打磨昆山腔之外，还创作了适合昆山腔演出的第一个剧本《浣纱记》。在《浣纱记》之前，昆山腔是“听曲”，不是“剧曲”；因为《浣纱记》的出现，昆山腔成为“剧曲”并且日益流传开来。

昆曲的兴与衰都和剧本有关。万历年间，汤显祖创作了“四梦”，其中以《牡丹亭》为代表，刻画了追求爱情自由与个性解放的杜丽娘。在当时明代的伦理纲常下，这个剧本对社会是个巨大冲击，其思想精神冲决了封建礼教的罗网，不仅在剧坛反响强烈，而且在昆曲史上的影响也非常大。到了乾隆年间，面对各种地方戏兴起，昆曲就输在了剧目上1--相比于先后进京的秦腔、徽剧、汉剧等，当时昆曲的剧目都是十部传奇九相爱，没有新东西。

所以剧本对于昆曲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要保持昆曲剧本的文学性。而今天我们的昆曲剧作家是奇缺的，给昆曲写本子的剧作家，比其他剧种的剧作家要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