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陈忠实小说《白鹿原》被业界认为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图为根据原著改编的同名电影《白鹿原》剧照。

日前，第九届茅盾文学奖启动了作品评选征集，这将读者的目光再次引向该项长篇小说的专属表彰。作为中国最具影响力、存在时间最长久的文学类奖项，茅盾文学奖由茅盾先生遗嘱捐赠的25万元作为启动基金，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评奖。它一方面被誉为国内至高无上的“文学皇冠”，另一方面它也在前8届、长达33年的历程中经受过许多质疑，以至于今天的读者在回首历届茅奖获奖作品时，常常会自行割裂出两种态度，泾渭分明——部分茅奖获奖作品已成经典，反映了我国一段时期内文学发展的最高成就；茅奖是限定时间、空间范围的评选，除部分已成经典之外，更多的已被时代淘洗出局。

作为历史的文学摘要、时代的文学剪影，长篇小说就如同记忆的储存器，能将一个时代的社会生活情状、时代风貌，特定氛围中人们的追求、欲望以及爱恨情仇，都在其中加以保存。于是，在这个庞大的记忆器中，刻录进了无数与时代生活同步的思想高度、情感热度与价值取向。而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自然被寄予厚望，读者既渴望从中领略美学向度里的文学，同样希冀找到历史流行的痕迹。因而，那些作品中的思想高度是否被拔高，文学情感是否趋向零度化，价值取向是否为当下认同，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都成为了茅盾文学奖“矛盾”重重的发端。

平心而论，为竭尽所能承续茅盾先生的遗志，繁荣中国的文学创作，前8届茅盾文学奖也经历过评审的改革与创新。比如由过去的两轮评选（阅读班—终评委）演变为现在的一轮投票制，以避免个别佳作过早出局。又如从第八届开始，茅奖评委采取实名制投票，并向大众文学、网络文学敞开大门。及至此次第九届，评委会还明确将反腐与评选制度挂钩，以确保评选的公开、公平与公正。

然而，翻看资料不难发现，除了少数几位，茅奖的作家基本都超过50岁，至少积累了二三十年的写作经验和文学能量。一方面，他们的能量一旦被大奖催化爆发，威力自然惊人。另一方面，经典的意义却正在被资本有意无意地消解，正如乔治·斯坦纳在分析我们这个时代为何阅读日渐式微时，提及的一个观点，“书籍的终点是个体的收藏室，而非公共图书馆，严肃文学因此常常将人们分为沉默的孤岛，彼此间因年代、地位、阅历、审美的不同而难以像通俗音乐那般形成一个虚幻共同体”，茅盾文学奖注定只能是最大程度里的求同存异。但是，文学本身却很难成为一种审美的最大公约数。

今天，我们应理性看待加诸茅盾文学奖的差异化评价。与此同时，文学评论家告诉我们——与其把茅盾文学奖多年来生发的争议视为值得细究深挖的质疑，毋宁翻开茅奖评选的文学背景，看看这30多年的时代变革里，我们的阅读、纯文学阅读、经典阅读都发生了怎样的迁徙。

嘉宾：杨扬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前茅盾文学奖评委

郜元宝 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文学评论家

采访：王彦 本报首席记者

记者：最近，一部电视剧的热播提醒人们重温茅盾文学奖作品的同时，也带出一个问题：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全民同读一本书的潮流似乎一去不复返了。这是为什么？是因为当代的中国文学创作很难再有一部严格意义上的经典之作，抑或对于“经典”二字，我们的理解已经发生了转变？

郜元宝：阅读语境与读者的转变造成对于经典的理解发生迁移

不可否认，中国当代文学阅读、尤其是经典文学阅读，正在发生变化。这是由中国幅员辽阔以及读者水准参差不齐所造成的。即便是在专业的文学圈内，人们有时对一部作品的评价也是见仁见智的。因此，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一部作品被普遍认可，一时间洛阳纸贵，进而还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以小说连播的形式来广泛传播，如此景象的确一去难再返了。但这未必是悲观的，因为差异化阅读的成因源自大众阅读的自主性与理智性。

另外从文学创作的角度探讨，30年前的中国只有一个文学界，那时的作家、出版家、批评家和读者几乎是一体的。他们为了纯文学的理想，共同追求、共同关注，几乎有种亲密无间的默契。但现在的中国，文学是分层的，现实主义与怪力乱神、乃至各类型小说，都完全分属不同语系；而阅读链上的作家、出版家、批评家、读者之间也是分散且各有立场的。所以，经典仍存在于每个读者心中，只是现在的读者无法以30年前的目光来判断。

杨扬：文学对经典的定义未有定规，且慢谈当代哪位作家可登经典殿堂

对“经典”二字作何定义，尤其是一部作品需要经历多久才能堪当“经典”，文学评论界从未有过定论。上世纪30年代，彼时上海的文学期刊有过一场大讨论，主题即“这个时代有没有经典作家”。当时，鲁迅、茅盾、郭沫若这些今日听来举足轻重的名字，全盘被否定了。那场激辩的结论是，1930年代没有所谓经典大家。但以今天的评判标准，那个年代分明是文学的黄金一代。

有经典、有变迁、有淘洗，这是文学发展最真实的规律。再往前回溯，仅以《全唐诗》为例，其中记载过唐代诗人多达2500余人，但我们今天仍常谈论的名家，我想不会超过20个名字。李白、白居易、杜甫、李商隐、杜牧、王维、孟浩然，如此而已。中国文学有史书记载的2000多年历程中，文学评论始终有上下浮动的过程。

依理可推，我们现在急于为莫言、贾平凹、余华或者路遥等作家寻求一个是否经典的判定，为时尚早。

记者：在探讨一部作品能否成为经典时，有哪些因素会被考量？是否万众瞩目，是否被一个重要的文学奖项认可，是其成为经典的充分条件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有些读者心目中的经典无法与奖项合拍，反而是个别所谓茅奖“遗珠”长久地留在读者心中？

杨扬：能经受住时间与读者的考验，便具备了成为经典的可能

文学评奖的悖论在于，万众瞩目脱颖而出的作品既有可能被证明为最好的作品，但也许只是人人能够接受的平庸之作。这样的悖论，不仅中国的茅盾文学奖有，它还存在于诺贝尔文学奖这爿百年老店里。比方我们现在普遍认为，当年的赛珍珠就不该被授予诺奖荣誉。而一旦我们把茅盾文学奖如今的8届30余年时间拉长到百年的跨度中再看，想必也有作家、作品会被读者剔除。

任何具有主观意识的奖项评选都是个复杂的历程。就文学奖项而言，市场、意识形态、舆论、组织架构，甚至地域性都能在不同程度上对评选过程产生微妙的影响。新世纪初，上海作协搞过一次活动，组织了国内百名作家与批评家推选1990年代10位中国最优秀的作家、10部那个年代最优秀的作品。结果，10位作家位列榜首的是王安忆，10部作品排名第一的是《长恨歌》。这表明，评选的主体是谁，组织方面何属，都会影响到文学奖项评选的细枝末节。

又比如第八届茅奖获奖作品《你在高原》，从奖项揭晓那天起，这部作品就深陷舆论漩涡。甚至当时就有人预言，它很快就会被掩埋在时光机之中。我这么说，不是想抹杀作家的才华，恰恰相反，《你在高原》能够获奖，很重要一部分原因就是，作家在此前的创作中，尤其是在《古船》这部小说里迸发出震慑时代的艺术灵感。从这个层面上讲，茅盾文学奖，有时并不能百分百剥离作家与作品，而是会让作品因作家而得奖。这就导致，有作家没能在年华大好时收获志在必得的颁奖，却可以在相对庸碌时得到一次意料之外的“安慰奖”。

因此，不必过分在意奖项的结果，因为它在某种程度而言，是各方博弈的体现。作家更该关注的，是有效读者对于作品的真实反馈。对创作者来说，被奖项遗漏的未必不是佳作，但被读者彻底遗忘的注定无法成为经典。

郜元宝：经典与阅读量休戚相关

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奖项不是唯一平台，相反，最简单粗暴、却也不乏说服力的量化标杆就是阅读量。《平凡的世界》已经被反复验证是经典。其他茅奖作品中，《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白鹿原》也都被一致推举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经典著作。放眼更广阔的创作舞台，也许不少具有相当艺术价值的作品成为茅奖的遗珠。

记者：在对于茅盾文学奖的那些质疑中，年青一代的不满似乎尤为集中。他们经常指摘的不外乎两点，一是认为茅奖评判过于老旧化，跟不上文学创作潮流的变迁步伐。以《平凡的世界》为例，最普遍的评价就是它是一部被当时的批评界忽视、却在民间被爱戴的作品。即使它最终捧回了茅盾文学奖，但在之后的中国文学史中被一笔带过甚至完全忽略。二来，年轻人有时把茅奖看成是少部分评委的“圈子内”评选，入选作品缺少创新性等。这两点真实存在于茅奖的评选过程中吗？

郜元宝：评奖与创作潮流的时间差由来已久

从《平凡的世界》开始，茅奖与文学创作潮流的博弈就未有停歇。一直以来，路遥作品被评论界忽略，这与作家过早去世有关，也跟文学潮流的递迁相关。

创作《平凡的世界》，路遥是在1982年《人生》搁笔后开始酝酿的，然后于1985年落笔，3年后完稿。这期间走过的7年，正是中国文学发生巨大转身的时刻——传统的现实主义写作方式正在呼唤回归。在那之前，整个19世纪的世界文坛是钟意现实主义写作的，而中国文学也在“五四”前后迎来过现实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写作浪潮。但在一段特定时期内，走了段弯路。

当路遥等人艰难返回现实主义道路时，一些新的文学潮流汹涌而来，先锋派、文化寻根、新写实、新写作、现实主义冲击波等等全部裹挟其中。那时的中国文学，仿佛等不及现实主义这艘大船慢慢开、慢慢转舵，便叫嚣着要独辟蹊径了。造成的事实是，这些异军突起的文学新浪潮轻而易举地就把正在缓慢回归的现实主义追求给掩埋了。这是路遥之命，一部分也是中国长篇小说之命。

而命运的整蛊还在于，当现今的人们认识到路遥与现实主义的重要价值，世间已经恍若隔世，文学界对于文学形式的新探索也开始陷入新一轮思考与自省。可此时，路遥偏偏不在人间了。

杨扬：个人认为《檀香刑》的落选是评委意识的差异使然

第六届茅奖评选时，莫言的《檀香刑》曾在23名初评委推荐列表中高居首位。但艺术趣味、评价尺度的显著差异，令这部作品没能在终评时跻身前五。当时一个普遍看法是，茅盾文学奖中，现实主义才是主调。而《檀香刑》一路狂欢的叙述语态，以及通篇的惨烈之气，与茅奖的审美意识相距甚远。

记者：从近两届茅盾文学奖来看，得奖作品中开始有了类型小说的身影，比如麦家的《暗算》。而且从第八届起，网络文学也被纳入到评审范围。这是我们文学潮流变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吗？网络文学与纯文学已经有可能被摆到同一个平台上来评判了吗？

郜元宝：文学应当淡化与市场的关系

2007年，西方文学界关注过一本书叫《十佳：作家选好书》。其中，125位英美名作家评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书。结果显示，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荣登作品类榜首，另一部托翁著作《战争与和平》位居第三。其他上榜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和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时间，俄罗斯国内为此欢呼，盛赞俄语经典文学的影响力不仅深远，且绵延不绝。由此可见，一位有责任感的作家，一位想要在文学史上谋求地位的作家，一般而言，只有两条出路——要么去写类型小说，比如麦家这样；要么就潜心创作一部拥有悠长生命、厚重质感的作品。就像陈忠实当年所言：“我为什么写《白鹿原》？因为想在离开人世时拥有一本能随身置入棺材的作品。”

俄罗斯经典文学也好，陈忠实创作《白鹿原》也罢，文学理应是寂寞而远离市场喧嚣的。如此说来，文学应当淡化与市场的关系，它不该滋生于市场，更无法安顿于市场。相反，恰是因为市场汹涌，我们才需要文学。现在茅盾文学奖对网络文学轻启一扇门，尽管还只是小门，但网络与市场的如影随形，文学准备好了吗？

杨扬：网络文学与经典阅读依然处于两种语境

对于网络文学进入茅奖的评审，我个人保留意见。网络文学与经典阅读依然处于两种语境。就以第八届评选而论，网络文学有6部作品入围，但其集体水准与其他作品在文字功力上不可同日而语。硬要让两者同居一个平台，也许对双方都是伤害。对茅盾文学奖，网络的掺杂不利于其文学的纯粹性。而于网络文学，完全有能力独立一支，设置其自成一体的评选规则。如此才够公平。

是的，作为一个全国性文学评选机构，茅盾文学奖评委会一直被寄予期望，希望他们能以尽可能包容的态度来对待其管辖范围内的作品与作家。但作为一个文学奖项，茅奖本身却应当坚守其纯粹性。就像诺贝尔文学奖，我们难以想象诺奖的世界里有朝一日会进入网络文学。也许哪怕有一天，有通俗文本进入诺奖的评审范畴，这也足以掀起一场轩然大波了吧。我想，正如哈利·波特系列小说再有影响，也不可能参加诺贝尔文学奖评审，我们的茅盾文学奖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面目。

文汇报首席记者 王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