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首席记者 王彦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日前进入征集阶段，这与话题持续发酵的电视剧《平凡的世界》构筑起一个值得深思的现象——一边是象征最高文学荣誉的茅奖获奖作品，多年来被质疑阅读率欠佳；另一边是茅奖作品改编的电视剧被越来越多80后、90后追看，创作于30年前的长篇原著在书店、网店卖得几乎脱销。

“《平凡的世界》能在时隔30年后还引发激情的阅读与观看，这本身就是一个时代议题。”文学评论家雷达提出：“这在某种意义上提醒我们重新审视过去的判断，一部作品的文学性地位与其在读者心中的地位是格格不入还是顺利会师？”在这位前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看来，“茅奖并非‘不食人间烟火’。《平凡的世界》之外，《芙蓉镇》《白鹿原》《尘埃落定》《长恨歌》等都已被时间证明，在读者中拥有了广泛而稳定的影响。”

今天，当我们重新捧读路遥作品时，不妨把眼光投向更宽泛的茅盾文学奖内部，这些被称为“经典”的作品，它们之所以被读者与时间接纳，不仅在于其形式的独创，更在于它们的历史记忆和情感有能力与当下对话。

“人之常情”获得不同时代读者的认可

叶咏梅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小说连播》的资深编辑。在他们两年前的一次听众调查中，最受欢迎的前三部小说依次为《平凡的世界》《穆斯林的葬礼》《白鹿原》。而根据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的数据，这3部著作的累计销量分别达到了220万册、200万册以及150万册。当当网上，《平凡的世界》拥有16万余条次评论，《穆斯林的葬礼》有6万余条次，《白鹿原》则有3万余条次。相比之下，读者留在《盗墓笔记》条目下的评论大约5万条次。

以上数据的不谋而合，证明了同一桩事：这些茅盾文学奖获奖小说哪怕诞生至今已30年，依然在时代的剧变中拥有能够媲美畅销小说的生命力。雷达将读者的认可归功于作家对人文情怀的真实渗透。“文学是人学，关怀人是文学的根本要义。”他说，“在茅盾文学奖中，那些深得人心的作品，不论它们关注了什么人，也不论作品具体以哪个阶层的人来展开文本，能够肯定的是，这些作品深切关注了人生。并且不是取巧粉饰，而是诚实朴素的人生。”

评论家郜元宝也提到了“人之常情”对于写作的至关重要。“当文学探索在形式上自由飞翔、上天入地，《平凡的世界》《白鹿原》乃至其他经典，却不约而同凭着‘贴地飞行’促进我们思考：无论文学怎样实验，有一点不可转移，它必须是与真情实感血肉相连的。”譬如《平凡的世界》中，路遥着墨于夫妻情、父子情、兄弟姐妹情，也有家庭之外的乡里情，这些情感平淡到近乎自然，却在不经意间感人至深。又譬如《白鹿原》里，陈忠实笔下的每个人物，在现实中基本上都能找到原型对照。就连毕飞宇写《推拿》，关涉的是小众盲人，触及的则是普天共通的情感。在郜元宝看来，“这些作家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没把中国人写成奇奇怪怪的他者，而是打造了一条老老实实的情感通衢，古今中外皆可抵达。”

时光的验证源自对历史视野的自觉

在评价茅盾文学奖是否有自己的美学倾向时，雷达坦言：“这不是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但如果一定要找出个所谓规律，我认为经过一段时间的审美积累，茅盾文学奖的偏好在于对宏大叙事的侧重、对厚重史诗性作品的青睐、对现实主义精神的倚重，以及对历史题材的关注。”对此，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杨扬亦有类似的解读，“文学作品有的喧嚣一时，成为时尚话题，但转身便归于沉寂；有的当时获得认可，且越往后越可增值。”他将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一分为二，一类是“文变染乎世情”，趋新的结局往往是速生亦速朽；而另一类作品，站在历史宽广的视角，带着深重而宏阔的意识，常常能够穿越时空历久弥新。

杨扬将宗璞的《东藏记》与王安忆的《长恨歌》引为范本。在他看来，前者虽然时间跨度有限，但在西南联大的有限时空下，宗璞书中的人物个个以小见大，点染出的是抗战的大背景。至于《长恨歌》，更是以王琦瑶的一生记载了上海的时代繁华梦。“王安忆的上海虽不见十里洋场，也没有外滩租界，但弄堂、闺阁、片厂、爱丽丝公寓、平安里等等，无一不是上海60年变迁里细密的历史落脚点。”杨扬特意把茅盾的《子夜》拿来比对，“如果说茅盾在《子夜》的前两章中大肆铺叙了这座城市的物质变化，并以此象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话，那么王安忆就是把《长恨歌》的历史散落在上海各处的小地点中。”这般对上海弄堂、时间描述的不厌其烦，其根本是对上海历史的扎实描摹，是作家在雕刻情节时，融入历史的自觉性写作。及至其他在茅盾文学奖阅读榜单上名列前茅的，更是近乎清一色的历史厚重题材。《平凡的世界》自不待言；《白鹿原》是关中渭河平原50年的长幅画卷；《穆斯林的葬礼》是民族历史中的三代情感悲歌……

在学者看来，若问这些茅盾文学奖作品为何能够与民同乐？路遥的一段话或许是最好的回答：“只要广大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作之火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情感与历史，作家须臾不可相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