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鸟人》当然是一部看起来很愉快的黑色幽默小品，但不论里根还是演里根的基顿，他们到最后也没有看明白：他们以为存在于商业和文艺之间的鸿沟根本不存在，商业或文艺对演员职业能力和操守的要求是同等的，文艺既不比商业高明，也不是拯救与逍遥的手段。

出名意味着被误解，这话形容《鸟人》正合适。导演伊纳里图拍《鸟人》，憋着一股劲学卡佛，至少，他希望当我们谈论《鸟人》的时候，我们会谈起卡佛。不想这电影拿了一串奥斯卡奖后，被拉扯成一面“反超级英雄”的大旗，若干电影工作者和评论人士声泪俱下地表示，奥斯卡选择《鸟人》，是给这些年超级英雄当道的好莱坞提供了一点救赎。《夜行者》的导演直接说：超级英雄电影正在像海啸一样毁掉整个电影工业。

可是，让《鸟人》做抵抗超级英雄的堤坝，这误会有点大，片子里男主角里根是“过气的超级英雄扮演者”，这个身份搅乱了一群导演和演员心头的一池春水，但也有一部分人，比如《银河护卫队》的导演，在文艺讨伐的声浪里为自己的工作说了几句公道话，他说，“作为类型片里的一种，超级英雄电影不该有什么原罪，为此类电影打工的演职人员也不该被视为低文艺电影工作者一等。”何况放眼好莱坞的现实，一线演员们乐得活跃在各大片厂的超级英雄系列电影里，他们中没有谁把“鸟人”里根的焦虑太当回事。

不许调戏戴普先生和杰克船长

现在我们看到的《鸟人》，结束在里根的病房里，应该在病床上的人不见了，窗外，纽约的天际线辽阔，放任我们想象倒霉憋屈的老男人飞离生活的泥泞，这是小清新趣味的超现实抒情。而伊纳里图原先的剧本，提供的是一个更黑色幽默也更尖刻的结局，没有“治愈系”的自我和解和超脱，像水蛇一样的运动镜头蜿蜒着回到剧院街的后台，脏，乱，挤，昏暗的灯光下，强尼·戴普坐在梳妆镜前，像之前的里根一样潦倒沮丧，镜子里映出墙上挂着的大幅《加勒比海盗》海报，杰克·斯派洛船长幽灵似的围着德普打转，贱兮兮地问他：“哥们儿，我们在搞什么鬼呢？”

这个结尾太坏了，故事周而复始，挖苦戴普是另一个里根，同样的过气、落魄、自我怀疑和职业焦虑综合症将在他身上轮回。德普的经纪人和《加勒比海盗》的制作团队断然不肯看到这一幕被拍出来，大制片厂用资本和人脉的压力让伊纳里图放弃原稿，而《鸟人》成了现在的样子。戏讽归戏讽，现实中的德普先生看起来还没走下坡路，《加勒比海盗》和“杰克船长”也没有让他饱受煎熬，事实上正是这个不走寻常路的超级英雄系列让他赚了足够的钱，从一个少数派的文艺小生变成童叟皆知的一线巨星，第五部《加勒比海盗》正在拍摄中，定在2017年上映。

《鸟人》里长镜头盯准的那群演员，本来是一个和大众很有距离也很封闭的小圈子，演员的焦虑和困境是一个“圈里人懂的入”的话题，它从圈里火到圈外，未必是里根这个倒霉蛋引起多少共鸣，而是因为“超级英雄”和“过气明星”这类八卦话题投合群众欢喜。这电影的聪明，不是扯卡佛作大旗，也不是噱头十足的“一镜到底”，是用心良苦地找基顿演里根，基顿是上世纪80年代的蝙蝠侠，后来销声匿迹，再露面时，艺术照进人生，电影重合现实，多让人想入非非。可是，现实的基顿是个案，电影里的里根也是个案，试图把个案铺展成一个行业的普遍症候群，则非常站不住脚。

就算谐星杰克·布莱克在今年奥斯卡颁奖礼上唱打油歌：“我们有这么多的超级英雄：蜘蛛侠，蝙蝠侠，前传侠，续集侠，流水线制造各种侠……”群众笑归笑，“绝望地挣扎、试图在文艺小制作里证明自己的内涵和职业意义”这种戏码在现实中不存在——戴普愉快地把《加勒比海盗》演到第五部；没有谁听说希德尔斯顿哭着喊着不想演《雷神》里的男二号洛基，他乐在其中，把一个烘托主角高大上的反派演成喧宾夺主的超级巨星；英国老前辈阿列克·奎尼斯在正当年时演过《日瓦格医生》，但他最广为人知的形象是《星球大战》里白胡子的欧比旺师傅；伯格曼的御用男主角马克斯·冯·西多，已经八十好几的他最近刚确定会出演《星球大战8》，谁能想象这张“文艺经典脸”在1980年代演过俗透的《飞侠哥顿》？

来看今年奥斯卡奖表演类奖项的20个提名演员，9个有过超级英雄电影的经历：本尼迪特·康伯巴奇（《模仿游戏》）是最新一版的奇异博士，爱德华·诺顿（《鸟人》）演过绿巨人，迈克尔·基顿是当年的蝙蝠侠，布莱德利·库珀（《美国狙击手》）给《银河护卫队》的浣熊配过音，马克·鲁弗洛（《狐狸猎手》）是《复仇者》里的绿巨人，歌蒂昂（《两天一夜》）演过诺兰版《蝙蝠侠：黑暗骑士崛起》，西蒙斯（《爆裂鼓手》）是《蜘蛛侠》里彼得·帕克的老板，艾玛·斯通（《鸟人》）和菲利希提·琼斯（《万物理论》）都是《超凡蜘蛛侠》里的面孔。没什么可奇怪的，这是资本驱动的必然结果，最好的演员会被吸引到投入大资金的大电影里，即便那是烂大街的超级英雄片。商业和文艺之间并不存在谁救赎谁的问题，它们之间的差异，原本就是个被夸大的虚妄概念。

商业和文艺是同一个行业的两种实现方式

《观察家》杂志的一位影评人在评论《鸟人》和今年奥斯卡奖的结果时写道，如果奥斯卡奖的评选执意忽略主流电影的任何改进和创造力，而要给中小制作和艺术院线提供扶持，那么它选择《鸟人》，就像《鸟人》依仗卡佛的小说，都是谬托知己。

如果有一部电影能再现卡佛的灵魂，那毫无疑问是一部要被标记的作品，但《鸟人》不是。虽然《当我们谈论爱情时，我们在谈论什么》一次次地出现在电影里，甚至成为背书式的符号，但伊纳里图和卡佛的姿态是本质不同的，他用花哨的、足够成为话题的超长拼接镜头，借助文艺腔的引用和互文，所有的拍摄手势奔着一部“高明的电影”去。但卡佛从没有写一部“高明小说”的野心。卡佛笔下的所有人物都被剥夺到零以下，相比之下，作天作地、不作不活的“鸟人”里根太富足了。《鸟人》当然是一部看起来很愉快的黑色幽默小品，但不论里根还是演里根的基顿，他们到最后也没有看明白：他们以为存在于商业和文艺之间的鸿沟根本不存在，商业或文艺对演员职业能力和操守的要求是同等的，文艺既不比商业高明，也不是拯救与逍遥的手段。

这条结论不仅对表演有效，大可以放之整个电影行业，大众和小众，商业和文艺，不过是同一个行业不同的实践方式。在声讨超级英雄电影的时髦风潮里，《银河护卫队》的导演冈恩跳出来回击同行，他在自己的脸书上写道：“《银河护卫队》带给我的回报远远超过我的想象，我知足了。我困惑的是，为什么这个行业里默认着做独立制作和文艺片的天然地占据着‘职业道德’的高地，而商业片和拍商业片的人好像带着原罪。我不怕评论否定我的能力，但因为我拍超级英雄片就鉴定我的工作既不用心也不用脑，这太扯了。”他进一步痛陈家史，他说自己出于经济和生计的原因，拍过五花八门B级片、恐怖片、儿童片、甚至成人电影，《银河护卫队》是他接手的第一部“体面”影片，“旁门左道的小电影、苦大仇深的独立制作，以及被你们批判的散发铜臭味的超级大片，我都拍过了，我有立场说，拍电影就是拍电影，无论拍什么，都要付出才能、热情和毅力，这和电影的规模与制作形态没关系。我见过拍商业片的天才，也见过蠢才在独立制作里混饭吃。我想很多人和我一样，拍电影是因为爱电影，爱讲故事，想把自己曾经从电影里感受到的魔力，经过创作分享给尽可能多的人，在这个过程中，商业和文艺、严肃和娱乐、媚雅和媚俗根本是一回事。”

好莱坞大片厂的资金高度集中、产品单一、超级英雄系列电影带来的产业结构失调，这些是不争的事实，但如果美国评论界用一部艺术上不算顶高明的《鸟人》当作图腾去对抗商业电影的阵营，那么他们忽视的不仅是超级大片庞大的数量和票房比例，更有主流商业片带着自救色彩的自我调整——比如《银河护卫队》从反常规的粗俗中找到的活力，比如《乐高大电影》能让成年人叫绝的美工思维。

这种时候，还是普罗观众拿钱包里的真金白银投的票靠谱。

文汇报记者 柳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