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片说明:《恋爱与义务》中的刚出场的阮玲玉女学生扮相，穿着水手服，非常清纯又有十足的明星架势。

　　

　　图片说明:在《盘丝洞》里，导演添加了很多充满市民趣味的细节，比如两个蜘蛛精在洞里玩“挑梆梆”。

　　

　　图片说明:阮玲玉以24岁的年纪，从青春少女一直演到人到中年，还出演了长大后的女儿，等于一人分饰多角。

　　

　　图片说明:右图为王人美主演《野玫瑰》。为了表现片中上海下层市民住的“鸽笼”般的弄堂房子，孙瑜请了一个同济大学毕业的技术员造了一架有12米高的摄影升降机，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架也是当时唯一的一架升降机。片中出现中国影史的第一个升降镜头。

　　

　　4K新技术复活经典老片 中国老电影比想象中的更丰富

　　

　　“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这句由孙瑜、石挥和老舍等人在60年前发出的呼声，不是一句空洞的话语，因为中国老电影远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丰富，它被遮蔽的部分远远多于它被发现的。

　　

　　自上海国际电影节展开经典电影修复项目，近几年在电影节期间总能一睹若干老电影的风采，今年无疑是个丰收年——《舞台姐妹》在诞生50周年之际，作为首部4K修复的经典国产电影，为本届电影节拉开大幕。由中国电影资料馆主持修复的《神女》荣归故里，以现场乐队伴奏的方式公映。阮玲玉主演的电影留到今天的共9部，8部在中国电影资料馆，独一部《恋爱与义务》在宝岛台湾台北电影资料馆，也在这个夏天回到上海的银幕上。还有一部被认为早已失传的1920年代商业大片《盘丝洞》，意外地发现于挪威国家图书馆，经修复后回到故里，时隔87年再现于影院。

　　

　　因为战乱和保存不善，1949年前中国拍摄的近5000部故事片中留存至今的不过400来部，随着对老电影的寻找、修复和对中国电影史的重新挖掘，我们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也在不断刷新，每新窥一部资料馆藏影片，哪怕看到的只是不完整的残片，都会有大开眼界之感。

　　

　　——编者

　　

　　《盘丝洞》与1920年代的市民文化

　　

　　1949年前中国拍摄的故事片留存至今的大约400来部，这其中生产于1920年代的只有十几部，所以，中国电影资料馆的节目策划人沙丹说，重见天日的《盘丝洞》就算拍得一塌糊涂，也是无价之宝，物以稀为贵。

　　

　　何况《盘丝洞》非常好看，在它首映的1927年，票房大卖，当时的影评人为它特地做了一本精美的铜版纸专刊，撰文《人生消磨在盘丝洞中》，可见叫座也叫好。这是现存最早的对《西游记》的影像改编，在它诞生的1920年代，此类武侠神怪片风靡一时，到1930年代因为战争爆发，国民政府认为武侠神怪和鸳鸯蝴蝶是靡靡之音，一律禁了，以至于这两种热门的类型片很少有作品完整保存下来。事实上，《盘丝洞》奠定了中国电影创作的重要传统。中国电影的发轫晚于西方，美国电影在1910年代完成从吸引力电影到叙事电影的转型，而在中国，1920年代吸引力电影刚开始发展就遭遇观众对故事的要求，于是武侠神怪这个类型满足了观众对奇观和故事的双重需要，华人世界对武侠片和功夫片的偏好一路回溯，源头在《盘丝洞》诞生的时期。

　　

　　以当时的制作水准而言，《盘丝洞》是一部大片，虽然目前的修复版中已经找不到相关段落，但根据剧照判断，片中有孙悟空变形成老鹰的特效镜头，并且水下拍摄了猪八戒和女妖精戏耍。在对原作的改编中，导演添加了很多富有市民文化趣味的细节，比如两个蜘蛛精在洞里百无聊赖时玩起“挑梆梆”，从这个生活化的片段不难推测当时年轻女孩喜欢这样的消遣。这也是电影研究者对它感兴趣的一个方面：它呈现了新技术和俗文化的结合，它提供了那个年代市民文化的具体样本。而市民文化，恰是中国电影研究中被忽略的分支，其实它以强大的力量塑造了上世纪20年代的社会风貌，“五四”掀起的新文化思潮席卷了戏剧、小说、绘画、音乐等方面，但对电影的渗透要在1930年代。

　　

　　所以，重新发现这部电影，更大的意义在电影本体之外——它成为折射时代的棱镜，让我们看到一个时代的社会文化，看到一个时代的“人”的风貌。

　　

　　阮玲玉的多面形象需要被开发出来

　　

　　别说普通观众，连台北电影资料馆馆长林文淇都感叹：没见过阮玲玉像在《恋爱与义务》里这么奔放。其实，演过29部电影的阮玲玉本来就是多面手，即便在现今仅存的9部电影里，她银幕形象的多样化也远在我们想象之上。

　　

　　公认是演技天才的阮玲玉，长久以来被误读着。《神女》确实是她演技达到巅峰的代表作，她的清秀孱弱的形象被认为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一道缩影。

　　

　　然而她16岁考入明星影业，以及在明星公司和大中华百合公司期间，演过很多交际花和情妇。拍《恋爱与义务》时，她24岁，青春少女的活泼妩媚仍是浑然天成。《恋爱与义务》在上映时被高度赞扬，原因在于这电影宣扬温良恭谦、仁义道德。但无论当年的评论还是现今的观众反馈，人们津津乐道的是阮玲玉扎着羊角辫、穿水手服和短裙的出场，那个罕见的跟拍镜头美得让人震撼，她像春风里的垂柳，无限柔媚。

　　

　　界内人士认为，作为默片时代的代表女星，被西方电影研究界认可的“东方女神”，阮玲玉的多面形象应该被开发出来。有多少人能想象她在《一剪梅》里，穿双排扣的军大衣，骑高头大马，大小姐的形象明亮娇矜。而到了《国风》里，她的淳朴形象和黎莉莉形成对照，黎莉莉投入大城市的洪流，她则洗尽铅华地扎根乡土中国。

　　

　　有学者希望有机会能让阮玲玉的9部电影重现大银幕。只有这样，今天的观众才能理解当年一票难求的盛景，以及，她出殡那天，送葬的影迷超过20万，长队排了1500米。

　　

　　《恋爱与义务》：83年后的归来 在这部影片之外，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奔放的阮玲玉

　　

　　1931年，电影《恋爱与义务》在上海首映。这是阮玲玉继成名作《故都春梦》后的又一部力作，也是联华公司成立初期黎民伟主力制作的四部名片之一。然而吊诡的是，该片在上海首映之后就从大银幕上消失，并且在之后的很多年里踪影全无。

　　

　　上世纪90年代，宝岛台湾台北电影资料馆的工作人员在一堆旧书中发现了全世界现存的唯一一个该片拷贝，成为其镇馆之宝。2013年，在修复专项资金的支持之下，《恋爱与义务》一片交由意大利博洛尼亚实验室完成了2K分辨率的修复，去除了划痕杂质，黑白画质亦有所提升。今年，台北电影资料馆主动与上海国际电影节方面联系，促成了该片在时隔83年后重返上海，在其诞生的地方完成了修复后的世界首映。

　　

　　《恋爱与义务》改编自旅居上海的波兰女作家华罗琛的同名小说，讲述旧时代保守家庭的小姐杨乃凡，和大学生李祖义相爱，却屈服于家庭阻力与社会压力，奉父母之命嫁给世家子弟黄大任，并生儿育女。多年后杨乃凡与李祖义再次相逢且旧情复燃，私奔于乡间，之后迫于生活困窘而不得不重回城市谋生。李祖义去世之后，两人所生之女由杨乃凡抚养成人，与富家子弟坠入爱河，却因为杨乃凡的私奔经历被对方家庭所不容。为了不阻碍女儿的前程，杨乃凡以自杀结束了自己如浮萍般四处飘荡的一生。

　　

　　杨乃凡的悲剧人生，折射出上世纪30年代新女性在追求自我幸福和恪守家庭伦理间的徘徊与纠结。即便是放在今天，“当爱的自由与家庭的责任不可得兼，应该如何抉择”，仍然是许多女性都会遭遇的命题。

　　

　　《恋爱与义务》中，阮玲玉以24岁的年纪，不仅从青春少女一直演到人到中年，还出演了长大后的女儿，等于一人分饰多角。尤其是刚刚出场时的女学生扮相，“穿着水手服，非常清纯又有十足的明星架势。在这部影片之外，我们没有见过这么奔放的阮玲玉。”台北电影资料馆馆长林文淇说。

　　

　　片中多处长镜头的运用也值得细细玩味。此次与林文淇一起送片来沪的台湾作家、电影学者马国光告诉记者，默片时代，受拍摄设备所限，很少出现跟拍演员的长镜头。然而在《恋爱与义务》中，镜头多次随着金焰扮演的李祖义跟在阮玲玉身后，在街头亦步亦趋。“我们可以想象，那一定是在路面铺了很长的轨道。而且为了防止镜头抖动，还要先把路面垫平，很不容易。卜万苍不愧是中国电影的开山鼻祖。”更重要的是，这些长镜头是有表情的，细腻刻画出了每一次跟踪时男女主人公的情绪变化。

　　

　　为什么《恋爱与义务》首映之后就绝迹于大银幕，今天已经是一个谜。当很多人以为影片拷贝已经不存于世时，1994年，宝岛台湾中央图书馆收到从乌拉圭运来的近10万册1949年之前的出版物，这批文物中有一部分是电影拷贝。当时负责接收的台北电影资料馆馆员在给林文淇的信中描述发现《恋爱与义务》的经过：看到封面上写的英文“LOVE AND DUTY”，心里就想“可能吗?”一点点打开，先是看到联华公司的游泳圈状的标志，然后看到阮玲玉的剧照，当下便确定了。

　　

　　然而也有遗憾。马国光说，曾经在一本上世纪80年代于大陆出版的书里看到过《恋爱与义务》的剧照，里面不少人物，包括漂亮的外国姑娘，在如今这个拷贝里都没有出现，甚至连相关情节都没有。“这说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拷贝也是剪过的。”

　　

　　相关链接 尊重中国电影的传统

　　

　　1956年末，《文汇报》在知识界发起对中国电影的大讨论，导演孙瑜、编剧陈白尘、演员石挥、作家老舍等都撰文表达各自对中国电影的思考，他们从不同角度检视中国电影走过的道路和积累的经验，提出中国电影唯有重视观众、重视传统才有更好的未来。这些文章刊发于1956年11月至12月间。以下是部分摘要。

　　

　　观众要艺术、要情节、要欢乐、要技巧

　　

　　摘自《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by孙瑜

　　

　　国产电影有优良的、进步的艺术传统。由于它在思想性上代表了人民的要求，在艺术性上符合了人民情感上和审美观念上的愿望，广大的观众会张着双臂热烈地欢迎它。电影上映时候万人空巷、家喻户晓;电影歌曲是人手一篇，此唱彼和。今天的观众排队去看“五四”传统电影的上映不是没有原因的。

　　

　　“五四”以来的三十多年里，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在探讨摸索这一新兴艺术事业的过程中曾走过一段曲折迂回的道路，积累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如题材的多样性、风格的个别性、人物有血有肉、情节引人入胜等艺术表现手段，还包括如何创造和利用电影的特殊表现手段以适应中国观众因而达到我们在思想性上和艺术性上所预期的效果。

　　

　　在过去三十多年里的摸索中，我们的电影工作者积累了接近观众和尊重观众的好经验。我们了解观众，和观众做朋友。观众把我们当知己，他们要我们为他们诉不平、作他们的代言人。导演们经常混坐在电影院里去倾听观众对电影的一切反应。我们不去迎合观众的低级趣味而是尽可能引导他们健康向上。他们是我们艺术的欣赏者和裁判人，是我们的鉴定者。观众可能不一定都是艺术家，但他们无疑每一个人都是很好的艺术鉴定家。观众不能不是对一部电影的成败有最后发言权的人。

　　

　　今天的观众在走进戏院的时候是以主人翁的态度走进去的。他们不能容忍乏味的、公式化概念化、没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作品。我们不能不尊重他们。解放前拍摄的电影里，不许喊口号，可是我们用了各种含蓄、暗示、假借、衬托等方法使观众得到了启示。他们喜欢那样，从前如此，今天也如此。他们要艺术、要情节、要欢乐、要技巧。他们也很懂得欣赏艺术。(孙瑜，著名导演，曾执导《野草闲花》、《野玫瑰》、《天明》、《大路》、《体育皇后》)

　　

　　电影事业应该有所继承才能大踏步地发展

　　

　　摘自《重视中国电影的传统》by石挥

　　

　　割断中国电影传统的问题，现在才开始引起注意。从中国影片《孤儿救祖记》起到今天有过多少成功的电影?从阮玲玉起到今天有过多少成功的演员?这两个问题不能说是不值得提起的，可是解放以来没有人谈到过一个字。这就叫人很难理解了。当然，我们不会把过去的糟粕，资产阶级色情的低级趣味的东西都看成传统。但是无论如何人民电影事业不可能平地一声雷似的重新开始，它应该有所继承才能大踏步地发展前进。

　　

　　(石挥，人称“话剧皇帝”，著名演员、导演，曾主演《哀乐中年》、《艳阳天》等，自导自演《我这一辈子》、《关连长》等)

　　

　　多，不一定都好，但挑出好的可能性就更大些

　　

　　摘自《从何说起》by陈白尘

　　

　　最近有位文艺青年看了几部“五四”以来的电影感动得流了泪，并表示惊奇说：“真没想到中国过去也有这样好的电影!”说这些电影好到怎样怎样，当然是过誉了。但这也可见今日观众的胃口并不太苛，而且更可见今日国产片好的也确实太少。他又愤然说：“这并不比意大利电影差呀!”我很理解他，不久前，意大利电影风靡一时，接着印度和日本电影也都好评如潮，最近法国电影又大大叫座，这都使人在赞叹之余不免有些气闷。不过他的话还是太过了一些，十几二十年前的旧电影，不一定比人家不差。但十几二十年以后的今天的中国电影，照理倒是应该不差的。

　　

　　最近香港出品的电影《春》和《秋》，据说在全国上映也都是卖座不衰，有些影评家甚至佩服得五体投地，这就更使人纳闷了。单以上海电影制片厂而言，它拥有过去全上海电影界的精华，多少著名的所谓大导演，多少全国知名的大明星，多少名编剧和美术家，所谓“五四”以来的优秀电影，不正是他们所亲手创造的?而今天，说他们被《春》和《秋》比下去了，这是可信的么?

　　

　　在这一比之下，是否可以找出某些答案来呢?

　　

　　解放前，上海每年生产影片的部数是以百计，而现在生产的影片不过十来部。以这样多的人才，制作这样少的电影，是不是太大的浪费呢?所谓“不好的国片太多”，不仅是句挖苦的话，也是错话，“不好”的国片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多，不一定都好，但挑出好的可能性就更大些。我并不希望安于“不好”，“不好”能变成“好”的是自然好了，如果变成“不太好”的，我想也是可以的。意大利等等电影也罢，“五四”时期的优秀电影也罢，那些“好”的还不是从“不太好”和“不好”中淘洗出来的?

　　

　　(陈白尘，作家，编剧，作品有《乌鸦与麻雀》等)

 

　　

　　文汇报记者 柳青 邵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