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那些进入教育常态的技术才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技术，才是真正可能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技术。

“数字教育”是与非

当数字化与教育相遇，带来前所未有的教育体验同时，非议也从未停歇。

【“翻转课堂”】这改变了传统教学过程的顺序，由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但在实际过程中，教育者就发现，翻转课堂需让老师能在虚拟课堂讲得精彩，需要技术支持，还要不断更新。目前，国内还缺乏这样的课程开发者，相应的评价体系也没有跟上。

【“慕课”】今年，标榜着网络公开课的知名慕课品牌陆续进入中国。但学界对慕课的讨论正走向两极：一种观点认为，慕课正在降温，因为没有课堂的束缚，大部分人没动力在电脑上观看严肃的学术课程；其次，真实课堂上的思维碰撞是虚拟课堂无法取代的。但，诸如麻省理工和哈佛发布的研究报告则认为，慕课可能自学习者起驱动教育的深层次改变。

【在线教育】2014年是在线教育全面开花之年，百度、阿里等互联网大佬纷纷抢滩该市场。2013年起，国内在线教育企业数量剧增，是年，平均每天新增在线教育机构2.6家。在线教育填补了“黑板文明”时代教育资源不均、学习效率低等弊端，但它也有致命短板，比如，在讲解复杂的分析技巧方面效果不好，盈利模式不清。中立观点认为，在线教育与传统教育绝不是互相替代，而是互为补充。

2014年对每一个教育技术“拥趸”来说无疑是激动人心的：第四代移动通信技术尘埃落定使得大数据的高速传输成为可能，移动互联网设备正因此变得更加神通广大；可穿戴技术的一日千里使得人们对信息时代的体认更多了几分“切肤”之感，信息世界的“节点”正因此从冰冷的机器转为活生生的人；第五代超文本标记语言的破茧而出使得网页应用的开发模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乐天派不断在憧憬这些新玩意儿影响教育教学的情形……一切都十分美好。

但现实真是这般“美好”吗？近期对本市位于中心城区、信息化水平较高的五所高中（其中三所是市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两所是区级实验性示范性高中）近400名高二学生在日常学习中使用信息技术的状况进行的调查显示，现实距离“美好”还非常遥远。从调查结果看，5所高中的学生普遍不认为信息技术在其日常学习中占地位重要。在学生眼中他们的老师使用信息技术的热情也并不高：认为老师“总是”或“常常”安排使用线上教学资源的学生比例分别是4.0%和16.3%；认为老师“总是”、“经常”在课内提供信息化资源的学生比例最高的一所学校是8.4%、最低的一所学校仅有2.3%；教师推荐和使用信息技术、资源（尤其是课内使用信息技术、资源）的类型还比较单一，作为板书替代的PPT仍然是教师在课内最主要使用的信息技术手段。

对基础教育略有所知的人一定清楚，在今天，设施设备已不是教师、学生在日常教学中使用信息技术的主要障碍：从调查来看，5所中学电视、投影仪的配备率高达九成以上，都实现了宽带接入，都拥有专门的计算机教室和供教师使用的无线网络；而信息化设备在上海中学生家庭中的普及率也很高，其中手机在学生中的普及率最高，95.8%的所调查学生拥有自己的专属手机。

调查中的一些数据值得关注：尽管从整体来说认为信息技术对日常学习“非常重要”的学生比例不高，但有趣的是，其中参与课题研究和探究性学习的学生占到了82%，远高于普通学生的18%；如果再结合调查的其他结论，可以看出处于不同层次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对信息技术的应用热情和应用情况都有差异，特别是参与课题探究、研究型学习的学生其借助信息化技术开展学习的动力和实际使用情况要高于普通学生。那么以各种竞赛为代表的研究型学习都是同一类的吗？参与的又是哪一类学生呢？

我们研究了本市另一所经常参与各类科技竞赛并获奖的高中自2009年至2013年在各类科技竞赛中获奖而获得高校“保送”资格的173名学生，考察他们高中二年级四次考试的语文、数学、外语、物理、化学总成绩。我们发现这些学生参加的竞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各种学科“奥赛”为代表的学科科技竞赛；一类是以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为代表的综合科技竞赛。结果表明，在应对日常学业考试方面，学科科技竞赛参赛者强于综合科技竞赛参赛者。我们的推论是，学科科技竞赛在形式和内容上与学业考试的高度相似使得两者所考察的知识和能力高度相似，更加具备此种知识能力的学科科技竞赛获奖者相较综合科技竞赛获奖者当然就更能适应学业考试。

事实证明参加这两类竞赛的学生对信息技术的态度是完全不同的：5所中学393名学生中学科科技竞赛的参赛者对日常学习中使用信息技术持“非常需要”态度的比例分别是7.8%，综合科技竞赛参赛者的比例是16%；持“不需要”态度的比例为7.8%和0%，后者对信息技术的积极态度远超前者。我们发现，相较于学科科技竞赛，综合科技竞赛在强调巩固学科知识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知识的融合，更加注重拓宽学生的多学科视野，更加注重学生基于现实世界（而非课本给定的世界）利用跨学科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能力的培养，更加注重学生利用多种手段尤其是信息技术进行自主学习，更加注重学生协作和沟通能力的培养。可以说两类竞赛参赛者对学习路径、信息技术的选择是不同的，学科知识竞赛参赛者更倾向于使用那些更易帮助他们掌握单一知识点的信息技术；而综合科技竞赛参赛者更倾向于使用那些能够提供给他们思维启迪、方法借鉴、实境操作的信息技术。在选择一种具体的教育技术时每一个教学参与者都是理性的，当面对不同教学动机、不同教学内容、不同知识类型，教师、学生会选择使用或不使用某项特定的技术。可以想见，以应对高考等学业考试为主要目标的国内高中，教师、学生在选择教学技术时一定会选择那些指向性、获得性强的技术手段（比如使用经典参考书、操练经典习题），而信息技术最重要特点之一的开放性在此时相反成为了横亘在教师、学生面前的障碍。

当我们衡量一项技术用于教育的优劣时除了要考虑技术本身因素，还要考虑技术“为之效力的各种需要和目的”。而教育技术首要的“需要和目的”就是它所指向的知识；一项“好”的教育技术必然能与其所指向知识的特点类型高度契合。

当一项新的教育技术兴起，人们往往伴随着“技术兴奋”快速进入对该技术执迷的“狂热期”，但狂热过后由于无法将技术与知识的“需要和目的”有效契合，该项技术随即迅速降温，一些甚至无疾而终；只有那些熬过“狂热期”，找到契合点的技术才能进入稳步发展的“常态期”。只有那些进入教育常态的技术才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技术，才是真正可能对教育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技术。或许我们这些教育技术研究者最大的责任可能就是不断追寻所谓技术生存的“常态”吧。

文/任友群（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