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登

帝国理工大学的Stefan Gri mm教授死了。死前他留下了一封信，关于他如何在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对于科研经费的关注下，感到教授尊严扫地的心理。他的信开头就说“如果有人对帝国理工大学是如何对待他们的教授感兴趣的，那么可以听听这个故事……”他那封长长的信中，讲述了大学要求他如果没有争取到20万英镑的科研经费，就必须离开学校，而20万以下的科研经费都不算钱，他有一笔13.5万英镑的科研经费却被认为不能计算在内。

虽然他的信看上去很有些心酸，但是却活生生地描绘了学术农民工的生存现状——大学里，如果没有科研经费，尤其是如果没有大经费，生存竟成了问题。

在人们眼里，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是多么高尚的职业，收入体面，受人尊敬，不会失业，而今却不幸沦为为生存而疲于奔命的工作。

事实上，现在大学里开会，有些人动辄就会谈论什么科研活跃不活跃。所谓活跃，指标之一就是，有没有大笔的科研经费，如果没有，那就是不活跃。这一点不仅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如此，在中国的大学中也是如此。

学术研究，特别是基础研究，往往没有明确的现实价值。爱因斯坦不是为了造原子弹而研究相对论，克里克和沃森也不是为了转基因而发现DNA双螺旋结构。基础研究有着自身的特殊内在规律，难于规划且容易失败。一千个普通物理学家的贡献也许比不上一个爱因斯坦，但是爱因斯坦做出成果前，谁也不会知道他会成为伟大的物理学家，更何况其他物理学家没做出伟大的成果也许只是运气不够好，试错了方向。所以，早前的科学研究多由贵族和教士完成，因为他们不为生计发愁。后来，大学兴起，更多的基础研究在大学里完成。大学里的学者被比作象牙塔里的人，不食人间烟火却也不为生计发愁。

近几十年来，特别是近十几年来，风向变了，国内外莫不如此。学术研究越来越功利化，学者越来越农民工化。被大棒（考核）驱赶着，被胡萝卜（基金）引诱着，去做一个又一个短期项目，必须成功不能失败。Publish or Peri sh（出版或出局）成为学者们的口头禅，因为只有论文发表才能申请到基金，只有申请到基金才能维持科研团队运作，才不会失业。普林斯顿大学教授AndrewWi l es用7年时间来证明费马大定理这样的事情在体制内再难发生了，而最近几年在数学领域做出重大突破的学者张益唐和Perelman都是体制外的学者。

2008年春节期间我访问巴黎时，法国教育部长正在大学里推行改革，一个重要方面是对那些论文发表好的教授予以高薪，而对论文发表不好的教授予以减薪甚至辞退。这在教授中掀起轩然大波，甚至酝酿罢工。一位数学教授愤恨地说：“这彻底背叛了法国优秀的数学传统，孕育了无数伟大数学家的氛围将被彻底打破，因为同事间自由的交流将被隔绝，告诉别人你的想法只会增加他的收入，同时减少你的收入。”可是，坚持传统就一定好吗？这位教授无奈地回答：“也许很多优秀的学者会被美国人以高薪挖走吧。”

中国大陆的高校也是类似的情况。先是唯论文数量，于是学术期刊遍地开花，增刊副刊层出不穷；然后是唯SCI论文数量，于是测定晶体结构这种短平快的“捷径”被发现，一年可发上百篇；现在是唯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发表数量，于是努力与海外大牌学者合作，出钱出力，包揽苦活脏活累活，只为能够挂个名字；后来看引用率，于是有些人纷纷写作综述类的科研成果文章，因为据说，这类文章的引用率相对来说比较高。

每每人们总是感叹，诺贝尔奖级别的成果为什么不能出自中国原创。有人回答随着中国的国力增强，这些成果必然大量出现。殊不知要求为生计谋的农民工完成如此高大上的工作，未免强人所难。

（作者为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