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都有过这样的时刻:朝思暮想想买一件东西,犹豫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结果要结账了还在那里纠结。
在《童言无忌》中,张爱玲恰如其分地将这种感受定义为,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拘拘束束的苦乐”。
不同于小说对于普通人人性弱点的揭示,散文里的张爱玲丝毫不掩饰自己的小市民身份和趣味。
她喜欢汽油味,嘈杂的市声,烧糊的牛奶,烧焦的饭香,积极奋发的油漆味,变了味的火腿咸肉花生油……
或许,广大小市民才是中国的现实与明天,这并非对他们的虚假赞颂。
尽管那个时代过于仓促,但实际的人生永远在“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
1、“拘拘束束的苦乐”
许子东喜欢张爱玲,最初不是因为她的小说,也不是因为她的别的理论,而是从《童言无忌》中的一段话开始的。
眠思梦想地计划着一件衣裳,临到买的时候还得再三考虑着,那考虑的过程,于痛苦中也有着喜悦。钱太多了,就用不着考虑了;完全没有钱,也用不着考虑了。我这种拘拘束束的苦乐是属于小资产阶级的。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读到这段话的时候,他正好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读研究生。之前已是中国大学里最年轻的副教授(中文系),从来不觉得自己是小市民。
可他当时看中了一对音箱,多次从这家店经过,拿不同类型的CD试听,看到有8折后还问,有没有多点折扣,然后再比较别的音响。但因为是留学生,还是觉得贵。
后来有一天,1990年代初,洛杉矶有暴动,有几个美国警察涉嫌打一个超速的黑人,法院还判警察无罪。那一天洛杉矶很多地方有骚乱(当时张爱玲也住在洛杉矶),就在暴动那天,许子东看到报上说这家店要搬迁,有半价,就在暴动的十号公路附近。
犹豫半天,还是开车去了。十号公路周围像打仗一样,在美国从来没见过这样子,像电影里的场景,东一堆火,西一堆烟,很多人在超级市场里面抢东西……就在那一天,他进了那家音响店,临买之时还在犹豫,因为想到是“冒着生命危险”,这才半价买下。
就在这件事情发生了以后不久,许子东读到了张爱玲《童言无忌》中的那段话(几乎没有人会特别注意这段话),可以说道出了他的心声。钱太多了,没有这样的问题;完全没有钱,也没有这样的问题。拘拘束束的快乐就属于“我们小资产阶级”。
许子东说,有时候喜欢一个作家,真的不需要太多原因,一句话就行了。哪怕是一句并没有什么光环的话。一句话,你就会觉得和另一个时代、另一个空间的某人,心是相通的。而相比之下,挤在你身边周围、地铁上、公司里的那些人,他们挤在你的身边,其实离你很远。
深思下去,张爱玲说这句话不是开玩笑,“每一次看到‘小市民’的字样我就局促地想到自己,仿佛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在特定历史语境里,一块红布别在胸前就是政治符号,是社会标签,委员代表才能“胸前佩着这样的红绸字条”。
可是小市民却是谁都不要的符号,知识分子看不起小市民,有钱人、当官的看不起小市民,无产阶级不喜欢小市民,小市民自己也不喜欢这个身份。尤其是当小市民被学术界弄成是小资产阶级以后,这个“小资”还有政治上的贬义。
所以中国没有人尤其是作家跑出来说,我是小市民。说自己贫下中农的有,说自己工人阶级的有,说自己是知识分子的有,说自己是实业家的有,说自己红二代的有,甚至说自己“流氓”的也有,就没有一个人跑出来说自己是小市民。小市民的作家作品我们看得多了,可是他一定出来说烛光晚餐,说心灵美丽。
2、张爱玲的小市民趣味
张爱玲打正旗号说自己是小市民,后来在不同的散文里都将小市民趣味拉进她的整个生活趣味,比方说她讲自己的喜好,“……我都喜欢,雾的轻微的霉气,雨打湿的灰尘,葱蒜,廉价的香水”。香水还要廉价的,这是他人避之不及的,喜欢葱蒜,则近于骂人的话。
张爱玲还有很多奇怪的爱好也要在散文中夸耀,比方说她喜欢闻汽油味道,坐车特别要坐在汽车夫旁边。那个时候汽车质量大概也差,坐在汽车夫旁边还能闻到汽油味。她说汽车发动以后,在她后面那个“布布布”放气她很开心,还喜欢用汽油擦洗衣服。
上海弄堂
一般的高尚住宅都标榜安静,张爱玲住在靠近静安寺的常德公寓,当年也是上海的豪宅,当然现在是被香格里拉大酒店等玻璃大厦包围,不过仍然不失旧上海大楼的气派。可是张爱玲却说住在大楼里周围很多声音,她不但不觉得吵,反而声称喜欢听市声,吵没关系,电车铃声,街上人声,邻居吵闹,都亲切。
她还喜欢一些很世俗的小市民生活的气味,牛奶烧煳了,火柴烧黑了,饭烧焦了香气闻见了就觉得饿。甚至油漆的气味,因为簇簇新,所以是积极奋发的……现在的人们,现在的小资,搬进新装修的房子如果有气味,一定说不能搬,对身体不好,不环保,至少过一个月才能住……可是张爱玲说,油漆的味道,是积极奋发的,不讲究。
还有什么“火腿咸肉花生油搁得日子久,变了味,有一种‘油哈’气,那个我也喜欢……烂熟,丰盈,如同古时候的‘米烂陈仓’。香港打仗的时候我们吃的菜都是椰子油烧的,有强烈的肥皂味,起初吃不惯要呕,后来发现肥皂也有一种寒香。战争期间没有牙膏,用洗衣服的粗肥皂擦牙齿我也不介意”,等等等等。
战时香港
张爱玲在散文中所暴露(或者说所塑造)的自己的形象,层次似乎不高,难怪她母亲不满。重要的不是一个上海lady这些似乎不那么高雅的品位,重要的是为什么她还要用散文来渲染这些趣味?为了证明她并不以小市民为耻,跟布尔乔亚比,自己世俗得有理;和普罗列塔利亚比,也辛苦生活所以不必自卑。
张爱玲在散文中写到街上看风景:“上街买菜,恰巧遇着封锁,被羁在离家几丈远的地方……一个女佣企图冲过防线,一面挣扎着,一面叫道:‘不早了呀!放我回去烧饭罢!’众人全都哈哈笑了。坐在街沿上的贩米的广东妇人向她的儿子说道:‘看医生是可以的;烧饭是不可以的。’”这番对话,活画出战争背景下的小巿民百姓的无奈。
张爱玲以自我为例,不扮雅只扮俗,欣赏赞扬或者至少理解这些普通的小市民的趣味。张爱玲为小市民写这么多的好话,背后的潜台词就是说:老百姓,只有老百姓才是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3、与小资虚荣并存的忧虑
张爱玲的小说跟散文,对象不同,功能不同,目的也不同。她的小说是写给小市民看的,因此隐形作者其实有点居高临下,洞察普通人的生活悲剧和人性弱点,很可怜,苦苦挣扎,没有一种感情不是千疮百孔,让小市民们理解你们自己的梦境和处境。
可是,在散文里,因为假想读者不是小市民,是自认为有忧国启蒙救亡责任的以男性为主的读书人,这个时候,张爱玲要千方百计地替小市民说话,替他们辩护。因此不再有那么多的揭露,不再哀小市民不幸,怒女人们不争,反而歌颂走在菜场里的小市民、身上打满补丁的买菜的男男女女,是中国的日夜,是中国的现实,也是中国的明天。
以散文发表“小市民”宣言,给以为不久都要参与治国(或者自以为要参与治国)的知识分子看,第一步,作家就是把自己先放低,她把自己形容成一个小市民。
比方说,张爱玲认为“自己有一个恶俗不堪的名字,明知其俗还不打算换一个……我愿意保留我的俗不可耐的名字,向我自己做一种警告,设法除去一般知书识字的人咬文嚼字的积习,从柴米油盐、肥皂、水和太阳之中去找寻实际的人生”。
张爱玲写自己不仅名字“俗”,也很虚荣:“以前我一直这样想着:等我的书出版了,我要走到每一个报摊上去看看,我要最喜欢的蓝绿的封面给报摊子上开一扇夜蓝的小窗户……我要问报贩,装出不相干的样子:‘销路还好吗?——太贵了,这么贵,真还有人买吗?’”
张爱玲最让人记住的名言就是:“呵,出名要趁早呀!来得太晚的话,快乐也不那么痛快。”这句话“流毒”甚广,和“女人该花男人钱”一样,成为1990年代张爱玲变成中国小资阶层消费品的关键广告词。
同样毫不掩饰的自恋,还有一段:“最初在校刊上登两篇文章,也是发了疯似的高兴着,自己读了一遍又一遍,每一次都像是第一次见到。现在已经没那么容易兴奋了。所以更加要催:快,快,迟了来不及了,来不及了!”
当然张爱玲的来不及,既是世俗虚荣欲望,也隐含悲观主义:“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如果从特定时间、出版环境、政治人事等等上下文语境中抽离出来,当然今天的人们可能只看见“出名要趁早”的小资虚荣,而不明白“时代是仓促的”的深刻忧虑。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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