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人们称王世襄先生是“大玩儿家”，而“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轻松愉快联系起来。实际上，在治学、研究中，王先生凭的是一股一丝不苟的“狠劲儿”和“傻劲儿”。此两词是杨乃济先生对王先生的评语。

“玩儿”难免使人把它与随心所欲联系在一起，事实上，生活中的王先生讲究原则，对自我的要求严谨至极。

我认为，王先生最大的贡献是他在一生中致力于展示、弘扬中国文化最核心、最精华和最本质的精神：格调、品位、和谐。这对当今刚刚从物质上富裕起来的社会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引导意义。

在我眼中，王先生是一位真正的学者、真正的收藏家和中国文化的实践者。

王先生在中国家具研究会成立大会上挥毫寄语

从看到的各种宣传介绍以及人们的言谈中可以发现，大家对王先生的真正学术成就和贡献未必十分清楚，也很难想象他所付出的艰辛，三十年前尚未结识他时，我对他的认识与当前人们对他的认识大致相似。当时业界对他的印象有点像现今社会对他的普遍印象：会玩儿、有天分、眼力好、神，可又都说不太清楚他在学术上到底高在哪里。所以当年我第一次去见王先生时，还抱着“会一会”的心态。与王先生一交谈，令人折服。业界评判一个人的真实水准是术语的应用，交谈中，我发现他对这些行话、术语不仅很熟，尤其用词之间的搭配准确，俨如硕果仅存的老木匠，远高于工匠的是他能讲出许多术语在历史上是何时和如何出现的，以及与其他相邻领域之间术语的对应关系，哪些是原创的，哪些是借用的，哪些又是在历史某一时期被误传，写成错字，最终以讹传讹，错成事实。这等功夫绝对是“玩儿”不出来的！这不仅要具有工匠一样丰富的实践经验，还要有对古建、园林、大木作、小器作的工艺和技法的深刻理解以及丰富的历史和人文知识，更需极深厚的古文献和文字学功底。

后来，这些本由匠人们世代口传身授，沿袭至今的支离破碎濒临失传的术语，终被王先生以科学严谨的方法划时代地整理并创立了名词术语体系，计千余条。（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这套体系又译成了英文。）中国古代家具终于有了统一的语言和标准，能永远地留存下去了。面对这套体系中满篇如勒水、枭混、地栿等怪僻的词，不熟悉的字，一般人可能不以为然，而这项成就和贡献是历史性的更是世界性的！如果没有这项工作，在当今现代化的快速进程中，古代贤匠累积千年的术语精华，很可能会在这一代消失。其贡献，多高的评价都不为过！

王先生早年从事中国古代绘画研究，同时涉猎漆器、雕塑、竹刻诸艺，其见识、修养、品位及感悟力是常人难以企及的。最珍贵的是他把这些学问综合起来研究，总结出了从很高层次对艺术品评价、鉴赏的方法。

田家青与王世襄先生逛地摊儿，摄于90年代潘家园

王先生的收藏涉及古琴、漆器、家具、造像等诸多门类，多著录于《自珍集》等著作，出版至今未发生真伪之议，可见其鉴赏水准。“望气”是文物鉴定的最高阶段，常人难以企及。

交往日久，看到了王先生的艰辛付出。黄苗子先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讲：“一九五八年，畅安（王世襄号）慷慨地让我搬进芳嘉园他家院子的东屋‘结孟氏之芳邻’，确是平生一快。论历代书画著述和参考书，他比我多，论书画著作的钻研，他比我深。论探索学问的广度，他远胜于我，论刻苦用功，他也在我之上。那时我一般早上五点就起床读书写字，但四点多，畅安书房的台灯就已透出亮光来了。”

学术的成果要靠出版来体现，对于出书他更有一股和自己过不去的精神：每本书内容必须新、观点需明确、考据要翔实、出处要准确、注释要详尽、文字要简练，招招式式都是唯美境界。读者们说先生写的书好看，那是时间和功夫堆积起来的。他曾多次说过，在生活中他不爱吃“炒冷饭”，出版著作也最怕重复，不应给读者“炒冷饭”。

“研究古代艺术品，想有所成就，需实物考察、文献调研和工艺技法三方面相结合，缺一不可。”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细想起来，这需要文武全才，谈何容易。文博领域有三类专项人士：第一类，谙熟历史文献、懂理论的学者；第二类，长于器物鉴赏，金钱的力量造就了火眼金睛的文物从业人员；第三类，动手动心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的工匠。三类人士各有优势和欠缺，往往还会相互看不起。王先生既是学术领域备受推崇的学者、学界领头人，又是业界公认的权威，还能被工匠称为“行家”。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学者。

《王世襄集》，收入包括《明式家具研究》《髹饰录解说》《中国古代漆器》《竹刻艺术》《说葫芦》《明代鸽经 清宫鸽谱》《蟋蟀谱集成》《中国画论研究》《锦灰堆：王世襄自选集》（合编本）、《自珍集：俪松居长物志》共十部作品，堪称其各方面研究的代表之作，集中展现了王世襄先生的学问与人生

王先生一生最注重的，是做实事。从生活中的一个细微的习惯动作可以见微知著。这么多年来，海内外的朋友们请王先生吃饭，常去比较讲究的酒店，生性简朴的王先生其实并不喜欢。但他不爱驳人面子，也不多说什么。时间长了我慢慢察觉了他的一个有意思的动作：每一道菜上来，他会完全下意识地先拿筷子把菜里边放的虚的东西，如刻的萝卜花、雕的仙鹤、搭的小桥、放的花瓣，挑出去。我看得出来，他并不是真的刻意想做这件事，生活中他本是一位十分能容忍的人，这个动作完全是出于对形式主义潜在厌恶的本能。

原因在于，王先生奉行的原则是干实事，不务虚。恰似明式家具，不设非功能的装饰部件。好的明式家具，拆不走一个部件，一拆它就塌了，就散了。换言之就是没有纯为装饰而设置的部件，不刻意装饰却能做到最佳的装饰效果，这才是真本事。依此理念，做饭的人应把心思放在如何做得好吃、有利于健康且卫生，而不是雕萝卜花给人看，萝卜花雕得再好，吃不卫生，不吃浪费，色、香、味应是天生自有，不假外力。多年来，我们的社会越来越爱讲形式，重宣传、包装，依赖炒作，一些行业、一些活动，本来与文化无关，却拿“文化”说事，冠上“文化”头衔似乎就有文化了，对此，王先生曾笑称“这叫缺什么补什么”。

王先生一生研究古代家具，他一直想设计打造一件融入自己思想的家具，一九九五年得到了两块花梨大板，他约我与他一同设计打造了一件大画案。首先经多次核计、量材，务使两块木料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合理利用，同时要让大案有时代感和艺术性，结构考究，无钉无胶。当时，打造此案的场地在北郊，王先生曾多次前往，一同切磋。打造传统家具，施工并不完全依赖图纸，是一个再创造的完善过程，如腿足的侧脚、各种弧度等都是“跟着感觉走”，边造边试边确定。大案制成后，正值王先生将要从平房搬到六层的公寓，独板案面长近三米，重近半吨，他一直担心搬上公寓楼有问题。最后，在我和王先生的加油打气及指挥下，几位小伙子愣是顺楼梯给搬上去了。

第二天，师母告诉我，他搬完大案回芳嘉园小院时天已黑了，一进院门，就跟孩子似的喊：“我回来了啦！大案子上去啦！”别提有多高兴了。

大案一直在王先生的书房中陪着他著书立说，挥毫泼墨，《锦灰堆》、《自珍集》等广大读者喜爱的著作都是在此案写就的。王先生也告诉朋友们，这张大画案是他最喜爱的一件器物，他特作了一篇案铭，请荣宝斋的傅稼生先生镌刻于牙子的正面，其中“世好妍华，我耽拙朴”言简意赅地表述了王先生的审美观。

王世襄、袁荃猷夫妇在大画案前

中国文化孕育出的艺术，追求的是格调和品位，反映到器物上就表现为和谐和文人气质。此案当为一例，其通体无一处刻意装饰，既有宋元的神，亦富时代感，其内涵令人回味无穷。

勤俭节约、善待自然贯穿了王先生的一生，我早年和他一起去香港参加会议，他都买回成包的圆珠笔芯。他写文章时，将两页稿纸摞起，中间放拓蓝纸，完成后上页交出版社，下页留底儿，省去复印。圆珠笔可用劲儿写，拓得清楚，且一支笔换芯用最节省。若用毛笔，用墨汁写完后一定要倒回剩余的墨汁，尽管残存的很少。

王先生的大案制成后，所剩下的刨花、锯末亦不曾浪费。作为燃料，放入挖好的干燥地窖，以备烘烤下一批家具木料。传统的木材要窖口盖席，通过调整进气口的大小适度进气，刨花、锯末会慢慢自燃，不冒烟。一个多月后，烧尽了，木料也烘干了，所剩的灰亦有用，起出后撒在地里，不仅是好肥，且滋养了土壤。如若人们都能以这种思维方式生活和工作，何尝会为气候变暖、环境污染而搓手着急呢？

去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王先生刚一过世，即有报社约稿，说要抢在第一时间发表，我拒绝了。我深知王先生很讨厌的当今“十弊”（时弊）之一就是抢风头，而且对于“应景儿”的急就章（“应景儿”和“急就章”是王先生真实用语）是嗤之以鼻。王先生逝世后第二天，见到某报有文章说，王先生是吃着猪头肉、喝着二锅头与工匠一起研讨家具的。熟悉王世襄先生的朋友都知道，王先生滴酒不沾。与工匠交流时主要喝茶，若赶上饭口，吃的是好吃不贵有益健康的家常饭菜。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身怀绝技的老匠师的道和德绝非杜撰者想象得出来的，他们都是极讲老理儿的老北京人，做派庄重、谦和、含而不露。我写这篇文章不仅想将王世襄先生一些真实的东西转述给广大的读者，更重要的是传递他闪光的思想，如对社会有所用处，这便是最好的怀念。2010.11.28

文：田家青（本文系《与王世襄在一起的日子》前言）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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