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美国独立日，为了纪念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以及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带来这次胜利的1775—1783年间的独立战争在美国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以“独立”命名是因为这是一场美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战争，但其实这并非抗争初期的诉求。

最近随着美国人民的抗议持续，不时就有质疑独立战争的声音，认为美国是建立在种族奴役的基础之上。当拆除种族主义历史人物的运动同步进行，包括华盛顿等建国领袖都未能幸免。

对于奴隶制，即使是华盛顿和杰斐逊这样对奴隶制抱有疑虑的人也无可奈何，想不出其他可以取而代之的制度。杰斐逊曾说过，美国人维持奴隶制就如同“抓着狼的耳朵”一样潜藏着危险。然而，尽管继续维持奴隶制有诸多不利，但要废除它情况可能会更糟。

其实从那场战争开始，就暴露了美国在争取自由与维持奴隶制这两种思想之间的长期矛盾。独立战争并不意味着所有美国人都得以“独立”。从那时起，许多美国人就处于被“奴役”的状态，他们没有实现独立，甚至连自身权利都难以得到保障。他们包括亲英派、印第安人、黑人奴隶以及妇女。

亲英派和少数群体

美国独立战争的失败者不仅包括英国人，而且还有美国亲英派，人们无法知道革命时期究竟有多少美国人效忠英格兰，但有一点很清楚：这批人数量很大，至少占白人总人口的五分之一（有些历史学家的估算高达三分之一）。

亲英派的动机各不相同，有些是帝国政府的官员，革命会令他们丢了官职；有些是商人，他们与帝国体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多数商人还是支持革命的）；也有生活得相对孤立的人，他们不了解令众多美国人反对英国的抗议浪潮，只是依照传统保持着对皇室的忠诚；有些文化和种族的少数群体，他们担心美国独立之后不能给他们以充分的保护；有些则是固执谨慎的人，他们害怕社会不稳；此外，还有期望英国在战争中获胜的人，他们只是想跟着未来的胜利者沾光。

战争中这些亲英派的经历是动荡的，有时候甚至是悲惨的。许多亲英派在社区中受到热爱家园者追踪，受到立法和执法部门的困扰，所处状况令人难以忍受。

多达10万人逃离美国，有钱的人移居英格兰，其他财力一般的人移居加拿大，在魁北克省建立了第一个讲英语的社区。有些人战后回到美国，随着先前热情与怨恨的逐渐淡化，又重新融入美国社会生活之中，有些人后半生一直身处海外。

战争也对其他少数群体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是对一些宗教群体的影响尤为深刻，其中遭遇最为悲惨的是英国国教圣公会教徒。

在弗吉尼亚和马里兰，殖民政府曾将圣公会立为官方宗教，并征税加以维护。而新的革命政权将教会与政府分离，撤销了政府的补贴。到战斗结束时，很多圣公会教区已经没有了牧师，因为没有人替代那些死了的或逃跑了的效忠派牧师。虽然圣公会教派在美国仍然存在，但其在独立战争中的损失使它受到永久性的削弱。

印第安人的处境

大多数印第安人对独立战争的态度游移不定。美国爱国军将这场战争描述为与印第安部落无关的、殖民者与英国人间的“家庭争吵”，并试图说服印第安人在冲突中保持中立。同样，英军也希望印第安人保持中立，担心土著人联盟不可靠且难以控制。最终，大多数印第安部落选择不卷入这场纷争。

但是，最后在很多方面，独立战争还是削弱了印第安人的地位。爱国军的胜利促进了白人对西部土地的需求；许多美国白人把向西部扩张的限制与英国的压迫联系起来，并期望新的国家能消除这些障碍。

同时，白人对印第安人的态度原本就不怎么友好，现在变得更坏。许多白人深深憎恶莫霍克族及其他曾给予英国帮助的印第安人，并坚持把印第安人当作被征服的族裔来对待。

独立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印第安人和白人之间冲突的结束，一些印第安人还是会成群结伙地在边境对白人发动袭击。白人军队通常以这些侵犯为借口，继续攻打印第安部落，为领土扩张扫清障碍。

最惨烈的一场大屠杀大概就发生在1782年，当时英国已经投降，白人美军在俄亥俄州的那登哈顿屠杀了一群和平的特拉华人。白人声称这是对此前印第安人杀害一个白人家庭的罪行的报复，但几乎没有人相信，这些特拉华印第安人（他们既是皈依基督教的信徒又是和平主义者）会参与那场对白人家庭的袭击。白人士兵杀害了96人，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虽然这样的大屠杀在印白关系中并非常见，但从中也不难看出，独立战争丝毫没有改变这两个种族间的矛盾。

战争与奴隶制

对于美国人口最多的少数群体——非裔美国人来说，战争的影响虽然有限，但十分深刻。因为很多奴隶趁战争最后几年英军到达南部的机会逃跑了，对一些黑人来说，战争即意味着自由。

英国人促使黑人奴隶离开美国，其原因并不是兑现解放他们的承诺，而是旨在瓦解美国对于独立战争的努力。例如在南卡罗来纳，占总数近三分之一的奴隶逃跑。1770年非洲黑人占总人口的60%；到1790年，这一数字下降到44%。

在奴隶占总人口半数以上的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人们对于革命持相互矛盾的态度。奴隶主反对英军解放奴隶的做法，但他们也害怕革命本身会煽动奴隶造反。正是出于这种担心，加勒比岛屿的英国殖民者（黑人奴隶的数量比北美高出许多）没有参加北美大陆的反英革命。

在北方大部分地区，革命的情绪与基督教福音派热情结合在一起，使反奴隶制的思想在社会上流传甚广。而在南部，白人依然支持奴隶制。南部教会抵制北部反奴隶制的思想，他们一方面强调白人的种族优越性，另一方面号召奴隶主对奴隶仁慈一些，试图以此使奴隶制成为一个合理的制度。

如同美国历史上很多其他时期一样，革命暴露了这个国家在争取自由与维持奴隶制这两种思想之间的长期矛盾。很多南部白人认为黑人低劣，不宜拥有公民权，奴役黑人是保障白人自由的最佳方式。他们也担心，一旦没有了奴隶就得雇用南部的白人劳力，由此导致的不平等将威胁到自由的存在。因此美国革命颇具讽刺意味的一个问题就是，白人一方面在捍卫自己的自由，同时在保持对他人的奴役。

妇女的权利和地位

长期的战争几乎波及每个地区，自然对美国妇女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影响。众多壮丁加入爱国军参与战斗，而他们的妻子、母亲、姐妹和女儿则留守家中务农经商。

然而，并非所有妇女在男人奔赴战场时都留在后方。部分妇女涌入爱国军的军营，与她们的亲人并肩作战。这种情况有时出于自愿，但通常是因为经济条件困难或是敌人（及英国兵带来的天花和痢疾）的驱赶而被迫离开家园。

这些妇女对于军队价值重大。那时，军队的补给系统与后勤服务尚未健全，妇女的参与对军队助益良多。她们鼓舞了军队的士气，并承担了做饭、洗衣及护理等重要职责。

还有相当多的妇女（至少是阶段性地）加入到战斗中，其中包括富有传奇色彩的“大水罐莫莉”（这么称呼她是因为她提着大水罐给前线战士送水）。莫莉亲眼看到丈夫在一次战斗中倒下，当即操纵野战炮替代了他的位置。一些妇女为了能上战场甚至女扮男装。

战争结束后，士兵及随营者自然都返乡了。在和平时期，战争的经历对于社会（或妇女们自己）如何确定女性地位没有产生明显的影响。然而，独立战争的确在某些方面唤起了当时人对妇女问题的重新思考。对自由与人权的重视也让妇女对自身的社会地位提出了质疑。

阿比盖尔·亚当斯在1776年给丈夫约翰·亚当斯的信中写道：“顺便提一句，我想一些新法律的制定必然有你的参与，希望你多替女性想想，比我们的先人更慷慨地关爱女性。”

一些政治领袖，如本杰明·富兰克林和本杰明·拉什，呼吁对于女性受教育权利及其他女性改革运动的支持。18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生就“妇女能否在地方、帝国和共和政府参政”的问题展开激烈的辩论。

新的共和国已经打破了许多陈规旧俗，妇女地位问题在一段时间内又引发了广泛的探讨。即便如此，也少有具体的改革措施通过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在社会中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实践。

在英国民法治理下的殖民社会，未婚妇女有一定的法律权利（如可以拥有个人财产，可以签约等），但一个已婚妇女几乎没有任何权利。她不能拥有私人财产，也不能独立赚钱。她所拥有的和所赚取的一切都归于自己的丈夫。她对孩子没有法定权利，而孩子的父亲才是法律意义上的一家之主。

由于已婚妇女没有私有财产所有权，她们不能参与任何法律活动（如买卖，上诉或被诉，书写遗嘱）。她们没有投票权，在多数州妇女也无权提出离婚——离婚几乎都是男人的权利，尽管在南部多数男人也没有这种权利。

独立战争几乎没有改变这些不利于妇女的法律习俗。尽管在某些州，妇女离婚确比以往变得容易些了。在新泽西，妇女获得了投票权（尽管此项权利于1807年被废除了）。

除此之外，很多方面的发展却是只退不进，例如妇女无权从前夫财产中讨回嫁妆。这一变化使得许多女性失去生活支柱，而这也是女性日益要求教育权的原因之一：必须寻求一种方法养活自己。换句话说，独立战争远远没有改变美国社会的父系结构，反而强化了它。

观点资料来源：《美国史》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苏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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