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种研究方法，文化诗学就是要把对文学文本的阐释与文化意义的揭示联系起来，“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揭示出现实所需要的文化精神，最终追求现代人性的完善和人的全面发展。”（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的新构想》）李正春教授的《元代组诗论稿：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凤凰出版社2019年12月版）是其继《唐代组诗研究》后第二部以组诗断代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该书全面梳理了元代组诗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及美感意蕴，为元诗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具体言，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以诗意阐释为核心，彰显出组诗形态独特的美感

组诗在中国诗歌史上是一种极富民族特色且“有意味的”诗歌形态。它依据一定的逻辑关系组合而成，彼此之间既各自独立，又互相关联，构成自足的表意系统。组诗“组合”的线索可以是事件发展的进程，时间演进的流程；也可以是景观（物体）空间的序列，思想情绪的脉络等。几首，几十首，甚至上百首一组的组诗，或状物，或叙事，或抒情，将组诗文体所具有的“文件夹”功能发挥至极致，给人以气势恢弘之感和以赡博为美的审美体验。

完整而系统地叙事纪行，是组诗所长。它可以对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有较清晰的展示，克服了单体诗歌叙述的局促和内容的片断，富有系统性。如耶律铸的《凯乐歌词九首》分别以南征捷、拔武昌、战芜湖、下江东、定三吴、克临安、江南平等为题，完整地记录了南征宋朝的进程，如同一部纪实征战史。杨允孚的《滦京杂咏一百首》以全景角度再现了作者扈从上都的生活、沿途风光与民俗，是一部上都生活的“百科全书”。袁桷的《开平四集》记录了延祐元年到至治二年前后九年间的扈从生活，“开平四集诗百首，不是故歌行路难。竹簟暑风茅屋下，它年拟作画图看。”（袁桷《戏题开平四集》）其纪实性的书写，犹如一幅幅“画图”，全面记录了上都生活实景。《交州稿》是陈孚奉使安南途中所作纪行叙事诗集，“其于安南道途往返纪行诸诗，山川草木虫鱼人物诡异之状，靡不具载”(顾嗣立《元诗选》二集)。凡此等等，组诗以其系统、多元的表达功能，为诗人的叙事纪行找到了合适的载体。

组诗写景具有独特优势，可以将分散的、单个的景观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全新的“景观群”，彰显出独特的景观特色和文化主题。元代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八景”，正是此种组合的典型。如平水八景、方城八景、龙门八景、鲸川八景、神京八景、蒲州八景、钱塘八景、西湖十八景、南山八景等，有着明显的“组合”的痕迹，集中展示了自然景观与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其组合方式有的是以“游踪”来贯穿，有的是以“意识”来串连。如吴镇的《嘉禾八景图》便是据实景绘制而成，以游踪贯穿景观，构成新的景观空间（非原始空间）；张经的《潇湘八景》、易昭的《潇湘八景》却是取自宋代以来“潇湘八景”的诗意和政治隐情，由作者意识统帅，将分散在各地的潇湘景观“捏合”在一起，创造出存在于虚构空间中的“景观群”。这些景观组合，或者在时间上，或空间方位上，或在形态上，都能建立起非常明显的对应与对称关系，充分表现了中国人“上下俯仰、八方顾瞻”的思维模式和宇宙概念。

组诗状物可以系统演绎物体的属性和诗人复杂的情感体验。朱德润的《赓龚子敬先生十清诗》咏赞无弦琴、丑石砚、藜藿盘、竹几书、荠瓮冰、磁瓶粥、鱼油灯、榾柮火、茅屋霜、柴门月等物件，集中展示了作者对“清境”的向往。曹文晦的《咏十器诗》分咏龟壳冠、虾须杖、鹤骨笛、猪毫笔、雉尾帚、鹳子杯、鹅毛褥、虎头枕、雁羽扇、鱼魫屏等，揭示了文人生活闲情逸致。黄溍的《和吴赞府斋居十首》分咏焦桐、蠹简、破砚、残画、旧剑、尘镜、废檠、败裘、断碑、卧钟等十物，托物言志，揭示了元代知识“边缘化”的政治处境。马祖常的《四爱图》是一组以花卉为对象的题画组诗，以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林逋爱梅，黄庭坚爱兰为故实，充实了古人钟爱花卉的意境，寄托了自己的追求。冯子振的《梅花百咏》对百种不同类型、品种、花色、形态的梅花进行了赞歌，更是反映了宋元之际士大夫的浓郁的梅花情结。无论是比体咏物组诗，还是兴体咏物组诗，都能做到绘形传神，托物言志。

用组诗抒情，可以将诗人在不同时期、环境中的心理以系统、清晰的轨迹展示出来，形成完整的心路历程。耶律楚材的《西域河中十咏》每首均以“寂寞河中府”始，犹如一根红线，贯穿十诗，奠定了组诗孤独的情感基调，也寄寓了作者深深的苦衷。方回的《雪中忆昔五首》，以“雪”为背景，通过“忆昔”呈现出作者复杂的情感。诗歌主题虽不尽相同，但作者通过“忆昔”将其组合起来，展示了老来仕途不顺、穷困潦倒，却又志存高远、渴望有所作为的高尚品质。马祖常的《岁云暮矣三首》是一组杂言体诗，以“岁云暮矣”起首，反复吟唱。将故乡比作“娟娟美人”，以水流不止的意象，来表达诗人永不停止的“乡愁”。郑思肖的《五忠咏》也是一组赞美忠臣之诗，分咏了制置李公芾、丞相李公庭芝、察史姜公才、都统王公安节、随驾内嫔某氏等事迹，以“忠义”贯穿，表达了作者的由衷敬意。组诗以迭展与延合的形式形成诗歌文本的复加结构，增强了诗歌的节律，有利作者于充分抒情。

文学作品的音乐美，是文学最直观、最外在的一种审美因素。“每一件文学作品首先是一个声音的系列，从这个声音系列再生出意义。……声音层面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构成了作品审美效果不可分割的部分。”(韦勒克·沃伦《文学理论》)组诗有着严格的语言规则，其节奏、用韵、意象、结构无不诠释着音乐的本质属性。“从结构上说，组诗的次第展开，多元显现，以及反复吟唱，都构成一种音乐的旋律美，引起欣赏者情感的回旋激荡和想象的驰骋飞越。……每一首诗的‘子题’都从属于组诗的‘母题’，每个‘子题’又在诠释着‘母题’。组诗以其独特体制，演绎着诗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绪论》）组诗从形式到内容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它像音乐中的组歌一样，不同的乐章表达着相应的意义，有自己独特的旋律，但最后都服从于组歌的主旋律，形成一唱三叹之美。

组诗作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其形态的系统性、完整性、多元性，迎合了文会雅集场景下文人炫博和雅谑的心态；其引经据典、连类无穷的表达方式，往往导向典雅和奥博，二者都与文人生活方式与审美趣味相关，是文人逞才使气、制造“惊奇”审美效果的合适载体。

（二）以历史语境考察元代组诗的生成方式

文化诗学是一种以文化为背景的文学批评的实践，可以带领我们进入当时的历史语境，更精确地理解作品语言所传达出的意义。《元代组诗论稿》将元代文化析成八个“板块”，并通过组诗个案剖析，阐释了特定文化范畴及影响途径。

“宗教文化与释道组诗”以元代多元化宗教为视角，展示了儒释道组诗所呈现出的文化意蕴。分析明本禅师的禅修、游方、山居等组诗，揭示其挣脱名利束缚而追求自由人格的洒脱情怀。将道教诗人马臻、丘处机、张雨作比较，指出马臻道教组诗，既不似丘处机般以纯粹的道教徒自居，也不似张雨道士身份彻底的世俗化，有着鲜明的“过渡”色彩。以理学价值观为导向，将元代屡屡发生忠孝节义的事件贯穿在一起，分析元人“咏胡烈妇杀虎救夫”“咏郑氏义门”等“同题共咏”背后的心理动机。

“遗民心态与纪实组诗”通过系列纪实组诗的梳理，诠释了遗民群体“黍离之悲”的情感根源及书写方式。段氏“二妙”身处金末元初的丧乱之中，其组诗记录了坎坷遭遇，折射出根深蒂固的儒家思想。赵孟頫的组诗系统演绎了鼎革之际的哀痛、仿徨、奋励、失望和超逸的心情，真实地记录了他从亡宋遗孑到大元显宦所走过的心路历程。汪元量的《西湖旧梦十首》《醉歌十首》《越州歌二十首》《湖州歌九十八首》等纪实组诗，以独特的视角记录着宋元更替时期的历史事件，构成了宋亡、北上、入燕、南归四大主题，构成了一幅规模宏大、结构严整、叙事精详而内容异常丰富的宋末历史画卷，表达出浓郁的故国之思和亡国之悲，有“史诗”之誉。

“宫廷文化与市井民俗组诗”以元代上都的宫廷文化与南方的民间文化为对象，以上都宫词和江南竹枝词为切入口，诠释出元代文化的“雅俗”两极。宫廷文化代表着一个时期、一个国家的主流文化。《辇下曲》中所反映宫廷政治、历史大事、宫廷生活、社会习俗等内容，正是元代宫廷文化代表。而“志土风而详习尚”的西湖竹枝词，是元代底层民俗文化的原始记录。相对于宫廷文化的“贵族化”，市井民俗更具有“平民化”即“俗化”的特征，二者有着不同的审美趣味。细细品味这两种不同内容与风格的文化生态，对我们认识元代文学的“底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重史传统与咏史组诗”以元人“重史”传统为前提，揭示了咏史组诗或是基于属于道德批判的“褒贬”，或是属于经验教训的“资治”的灵魂属性。《昭忠逸咏》摭拾宋元之际的忠义事迹，彰显着昭忠情怀。《史咏集》深于理学，意存劝戒，得美刺之旨。《啽呓集》或歌民族英雄，或陈遗民情怀，“直补全史所未备”，更传达出作者独特的史观。

“农耕文化与农事组诗”以元代农耕文化为视阈，介绍了农事组诗在记录农业发展历史、传播推广农业经验方面的积极任用。王恽的劝农组诗，重农劝耕，引导和规范了百姓思想与行为，有移风易俗的效果。赵孟頫“耕织图”组诗以“每月一诗”形式，指导耕织活动，体现着统治者的重农意愿及其悯农思想。王祯的农具组诗，形象地展示了农具的形制、操作和功效，以充满诗意的方式再现了元代农耕文化的方方面面。

“地方文化与八景组诗”以地方文化与园林景观文化为平台，阐释元代大量“八景”及八景诗出现的深层原因——各地乡绅文人回归自然、返璞归真的心理写照。元代反映自然山水、城市名胜、园林名胜和建筑名胜的八景组诗，有双重价值：一是将江南地区八景定格在湘江流域，形成了地理景观的秩序性和空间结构，其“序列方式”反映了精英式的文化感知方式对景观的大众体验的深刻影响；二是元代的八景已成为城市的重要标记，这是“八景”在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型。“八景”从地方精英的审美变成了一种“集体意识”，融入了人们对地方文化的认同中，呈现着浓郁的故土情结，成为地方文化的标杆。

“民族融合与‘双语’组诗”以蒙汉民族融合为背景，揭示“西北子弟”在元代文坛上独领风骚。作为少数民族诗人，萨都剌既受到草原文化的影响，也受到伊斯兰文化的渗透，其诗中“江南之恋”有着明显的汉族文化特征，是多元文化融合的典范。回族诗人马祖常毕生追求“崇汉尚儒”，其“河西情结”亦传达出深深的思乡之情。迺贤所受教育及参与的社会活动，都呈现着“本土化”特征，其上京纪行组诗却染上了浓厚的“原乡”色彩。元代“双语”诗创作正沿着少数民族诗“汉化”，汉族诗人的“蒙化”的双向通道前行。

“‘海宇混一’与奉使组诗”以元代的“大一统”为背景，以使臣的足迹所至而产生的纪行、奉使、奉祀等组诗为典型展开论述的。元人扈从上都，留下大量“上京纪行”组诗，拓展了元诗的北极；耶律楚材、耶律铸将诗笔延伸到了西亚地区，拓展了元诗的西极；陈刚安南纪行组诗与李京“纪行诸诗”记述了南方边地的自然与人文景观，拓展了元诗的南极；贡师泰《海歌十首》记录了海上航行的见闻与感受，更是拓展了元诗的东极。这些奉使组诗，在再现奇特的异域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的时，也反映了元人浩大磅礴的盛世心态。

元代开放、包容、多元的文化形态，在组诗文体所具有的规模化、系统化叙事、抒情中找到了极为合适的载体。作者在论述中无不以翔实的文献为支撑，旁征博引，深挖细掘，既呈现出开阔的文化视野，又传递着探源溯流的历史意识。正如童庆炳先生所言：“文化诗学之所以强调历史语境，是因为只有揭示作家和作品所产生的具体的历史契机、文化变化、情境转换、遭遇突显、心理状态等，才能具体地深入地了解这个作家为何成为具有这种特色的作家，这部作品为何成为具有如此思想和艺术风貌的作品，这样的作家和作品分析才可以说是历史具体性和深刻性的。”（童庆炳：《再谈文化诗学》）当我们深入到元代历史文化语境去解读元代组诗时，才能准确地理解作者的意图，感受元代组诗的艺术魅力。虽然元代文化形态并非局限于上述类型，但本书至少可以起到见微知著、睹始知终的作用。

尤丹丹（凤凰出版社）

《元代组诗论稿：以历史文化为视角的考察》 李正春 著

编辑：张子杰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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