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杜拉斯还活着，今天她应该是106岁了。

如果她生活在这个时代，会写出什么样的故事呢？

她谈论过死亡，也谈论过瘟疫。

杜拉斯照片

她在一本小书《写作》中回忆，当她和携带病毒的“苍蝇”共处一室，她会说：“我和你一样，从小就憎恶全世界的这个灾星，带来瘟疫和霍乱的灾星。”

可当她看到“苍蝇”被花园的湿气粘在墙上，垂死挣扎，她又“盼望它重新开始希望，重新开始生活。”

她会觉得这只“苍蝇”和她有关，因为她在场目睹了“苍蝇”的死亡。

就像在战争期间，目睹街上无数德国人，少不更事的她会想象“杀死一个德国肉体时的巨大快乐”。

但真正走上写作之路以后，她会怀疑这种快乐的合法性，即使她有一个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受尽折磨的丈夫。

杜拉斯和她的猫

她把最残忍的命运和最绝望的爱情，都赋予了自己作品里的人物。而这些人物，无论距离现在多么遥远，其实都她的经历有关。

她说：“自己从未在书里说谎，甚至也从未在生活里说谎，除了对男人。”

她说：“必须战胜自己才能写作，必须战胜写出的东西。”

有人说，在她活着的这82年（1914-1996），整个欧洲文坛，很难找到比她更孤独，也更坚强的作家，在她死后也是。

即使她在66岁遇到她生命中的最后一个恋人——28岁的扬·安德烈亚，她还是会说：“要是有哪天不孤独，我会无法呼吸。”

晚年杜拉斯和她最后一任恋人扬·安德烈亚

这位出生于1914年4月4日的法国女作家，从70岁那年（1984年）开始，因为小说《情人》的出版，就已经彻底跨出了欧洲文艺圈，成了一个世界级的明星。

光《情人》出版的后两年，在中国就有6个不同的汉语译本同时发行。

80年代《情人》中译本（部分封面）

几乎每个文艺青年，都能背出《情人》第一段结尾的句子：”与你那时（年轻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到了1992年，让-雅克·阿诺导演，珍·玛奇、梁家辉主演的电影版《情人》上映后，杜拉斯的名望更是登峰造极，更多的人知道她的名字和她那来自中国的情人。

电影《情人》剧照（1992年）

采访过杜拉斯的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阿特列·阿梅尔说：”杜拉斯的写作给读者两种可能，要么恨她，要么爱她，没有第三种温和中庸的态度。“

曾经为杜拉斯着迷，如今已是南京大学法语系教授的黄荭，也引述过中国文学界的评论：”（杜拉斯）作为一个女人，你可以爱她，也可以恨她，而作为一个作家，她的艺术魅力则无可抵挡，是不朽的……她以文字唤醒我们内心潜藏的欲念和泪水。可又有谁，真正读懂了杜拉斯。“谁能说自己真正读懂了杜拉斯呢？

晚年杜拉斯

即便面对大获成功的电影版《情人》，杜拉斯也会觉得有点媚俗和煽情，甚至后悔出让了电影版权。

在谈论小说《情人》时，她坚持说：“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心里想的不是爱情。我完全没有料到，读者竟然把它变成了一本流行小说。”

每个人都在谈论杜拉斯，但是杜拉斯对于我们来说，至今仍然是一个谜。

可与杜拉斯的每一次相逢，都会让人着迷。

用杜拉斯的少女肖像做封面的英语版《情人》

译文有声想先和大家分享一篇王小波的文章，他从一个作家成长的角度，谈到了杜拉斯的《情人》与王道乾先生的译笔对自己的影响。

用一生来学习的艺术

王小波

我念过文科，也念过理科。在课堂上听老师提到艺术这个词，还是理科的老师次数更多：化学老师说，做实验有实验艺术；计算机老师说，编程序有编程艺术。老师们说，怎么做对是科学，怎么做好则是艺术；前者有判断真伪的法则，后者则没有；艺术的真谛就是要叫人感到好，甚至是完美无缺；传授科学知识就是告诉你这些法则，而艺术的修养是无法传授的，只能够潜移默化。这些都是理科老师教给我的，我觉得比文科老师讲得好。

没有科学知识的人比有科学知识的人更容易犯错误；但没有艺术修养的人就没有这个缺点，他还有容易满足的好处。假如一个社会里，人们一点文学修养都没有，那么任何作品都会使他们满意。举个例子说，美国人是不怎么读文学书的，一部《廊桥遗梦》就可以使他们如痴如狂。相反，假如在某个国家里，欣赏文学作品是他们的生活方式，那就只有最好的作品才能使他们得到满足。我想，法国最有资格算作这类国家。一部《情人》曾使法国为之轰动。大家都知道，这本书的作者是刚去世不久的杜拉斯。这本书有四个中文译本，其中最好的当属王道乾先生的译本。我总觉得读过了《情人》，就算知道了现代小说艺术；读过道乾先生的译笔，就算知道什么是现代中国的文学语言了。

有位作家朋友对我说，她很喜欢《情人》那种自由的叙事风格。她以为《情人》是信笔写来的，是自由发挥的结果。我的看法则相反，我认为这篇小说的每一个段落都经过精心的安排：第一次读时，你会感到极大的震撼；但再带着挑剔的眼光重读几遍，就会发现没有一段的安排经不起推敲。从全书第一句“我已经老了”，给人带来无限的沧桑感开始，到结尾的一句“他说他爱她将一直爱到他死”，带来绝望的悲凉终，感情的变化都在准确的控制之下。叙事没有按时空的顺序展开，但有另一种逻辑作为线索，这种逻辑我把它叫做艺术——这种写法本身就是种无与伦比的创造。我对这件事很有把握，是因为我也这样写过：把小说的文件调入电脑，反复调动每一个段落，假如原来的小说足够好的话，逐渐就能找到这种线索；花上比写原稿多三到五倍的时间就能得到一篇新小说，比旧的好得没法比。事实上，《情人》也确实是这样改过，一直改到改不动，才交给出版社。《情人》这种现代经典与以往小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它需要更多的心血。我的作家朋友听了以后感觉有点泄气：这么写一本书，也不见得能多赚稿费，不是亏了吗？但我以为，我们一点都不亏。现在世界上已经有了杜拉斯，有了《情人》，这位作家和她的作品给我们一个范本，再写起来已经容易多了。假如没有范本，让你凭空去创造这样一种写法，那才是最困难的事：六七十年代，法国有一批新小说作家，立意要改变小说的写法，作品也算是好看，但和《情人》是没法比的。有了这样的小说，阅读才不算是过时的陋习——任凭你有宽银幕、环绕立体声，看电影的感觉终归不能和读这样的小说相比。

译《情人》的王道乾先生已经在前几年逝世了。虽然没有见过面，但他是我真正尊敬的前辈。我知道他原是位诗人，四十年代末曾到法国留学，后来回来参加祖国建设，一生坎坷，晚年搞起了翻译。他的作品我只读过《情人》，但已使我终身受益。另一篇使我终身受益的作品是查良铮(穆旦)先生译的《青铜骑士》。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个简单的真理：文字是用来读的，不是用来看的。看起来黑鸦鸦的一片，都是方块字，念起来就大不相同。诗不光是押韵，还有韵律；散文也有节奏的快慢，或低沉压抑，沉痛无比，或如黄钟大吕，回肠荡气——这才是文字的筋骨所在。实际上，世界上每一种文学语言都有这种筋骨，当年我在美国留学，向一位老太太学英文，她告诉我说，不读莎士比亚，不背弥尔顿，就根本不配写英文——当然，我不会背弥尔顿，是不配写英文的了，但中文该怎么写，始终是个问题。

古诗是讲平仄的，古文也有韵律，但现在写这种东西就是发疯；假如用白话来写，用哪种白话都是问题。张爱玲晚年执意要写苏白，她觉得苏白好听。这种想法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文章里的那些字我都不知该怎么念。现在作家里用北方方言写作的很多，凭良心说，效果是很糟心的。我看到过的一种最古怪的主意，是钱玄同出的，他建议大家写《儒林外史》那样的官话。幸亏没人听，否则会把大家都写成迂夫子的。这样一扯就扯远了。这个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我们已经有了一种字正腔圆的文学语言，用它可以写最好的诗和最好的小说，那就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所用的语言。不信你去找本《情人》或是《青铜骑士》念上几遍，就会信服我的说法。

本文的主旨是怀念那些已经逝去的前辈，但却从科学和艺术的区别谈起。我把杜拉斯、道乾先生、穆旦先生看做我的老师，但这些老师和教我数学的老师是不同的——前者给我的是一些潜移默化，后者则教给我一些法则。在这个世界上，前一种东西更难得到。除此之外，比如科学、艺术更能使人幸福，因为这些缘故，文学前辈也是我更爱的人。

以上所述，基本上是我在文学上所知道的一切。我没有读过大学的中文系，所以孤陋寡闻，但我以为，人活在世上，不必什么都知道，只知道最好的就够了。为了我知道的这些，我要感谢杜拉斯，感谢王道乾和穆旦——他们是我真正敬爱的人。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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