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人海子(1964年3月24日-1989年3月26日)
“失而复得”的海子一篇重要“轶文”
文 | 姜红伟
对于每个人来说,“失而复得”都是人生最美好的事之一。尤其对于一位喜欢收集、研究海子“轶诗轶文”的我来说,最开心的,莫过于“失而复得”了一篇海子的重要“轶文”。
事情的来龙去脉是这样的:
去年9月8日上午八点多,我的朋友罗令生,一位喜欢收藏诗歌民刊的江西兄弟给我发来一则孔夫子旧书网上的拍卖信息。因为他了解我正在从事《海子年谱》的写作,所以他发来的是一本孔夫子旧书网大众拍卖专区上正在拍卖的北京大学油印刊物《我们》半月刊的创刊号。在那本刊物的图片上,印着醒目的一行字:北京大学油印本《我们》半月刊(创刊号),袁绍智、海子等著,1986年,32页。
看着这行醒目的文字,我顿时犹如彩票中奖一样,兴奋异常,激动不已。
作为一个20世纪80年代高校大学生文学刊物的收藏者和研究者,按理说,我的见识应该说比较广。但是,对于这本由北京大学社会学系86级本科生主办的油印文学半月刊《我们》,说实话,我却有点孤陋寡闻了,既没有耳闻过,更没有目睹过。尤其是在目录页上,看见海子的名字以及他的文章《关于黎明之的 <论东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的差异> 》,见多识广的我更是十分震惊。
这本刊登海子文章的《我们》创刊号由一个湖南省的叫知埃斋的拍卖机构拍卖,低价是500元。
看见海子的这篇文章,本来我的最初想法是通过这家拍卖机构展示的几张图片“一窥全豹”,以便全面了解海子的文章内容。令人遗憾的是,海子的这篇文章全部被进行了遮挡处理,破坏了文字内容,导致了模糊不清,阅读起来残缺不全,丢字缺句,从而使我“不花一分钱即可看完海子文章”的美好想法落了空。
由于海子这篇文章是一篇十分罕见的论文,以至于连《海子诗全集》里都没有收入。对我研究海子来说,此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十分特殊的价值。因此,在我心里,我是志在必得。于是,我决定参与拍卖,力图将这本《我们》收入囊中。
最初,我很天真地以为应该能轻而易举地拍下这本刊物,于是我用微信在自己的孔网账号上充值600元。9月10日晚9点,在距离拍卖结束只剩下15分钟的时候,我进入了拍卖现场,准备开始“搏杀”。结果,通过关注孔夫子旧书网拍卖提醒公众号,我却发现拍卖早已开始了,两位买家起步价就是1000元,正在互相“厮杀”。一看见这种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拼杀”场面,尽管十分不情愿、十分不甘心,但是实力不济、弹药不足的我只好“败下阵来”,主动投降,知趣地退出了战场,从雄心勃勃的战斗者变成了未战先输的旁观者。
虽然自己买不起这本刊物,然而,为了不甘心这本刊物旁落到陌生人手里,于是,我向热衷收藏诗歌资料的北京两位朋友樊杰和世中人求助,希望他们能加入战团,利用自己的实力打败对手,将这本刊物拍下来。无论他俩最终谁能竞拍成功,对于我来说都是好事,都是福音。结果,世中人在1000多元的价位上率先出局。接着,樊杰在2000元的价位上退出。最终结果,经过十分激烈甚至是十分惨烈,既惊心又动魄的214次的“厮杀搏斗”,一个叫书友_498098的人以2130元的价位战胜了一位叫果实秋天的人,最终胜出,将这本《我们》创刊号“拍为己有”。
眼看着自己一睹海子全文的希望破灭了,说实话,我的心情十分沮丧。因为我知道,像类似《我们》创刊号这种油印刊物存世的应该是凤毛麟角了,一旦今天错过去这本刊物,特别是错过海子这篇文章,可能就会错过一辈子,今后再也见不到了。而若想获悉拍卖者的联系方式,更是不太可能。
就在我怅然若失、心情郁闷甚至绝望的时候,人脉极广的樊杰突然发来微信,告诉我一个令我喜出望外的好消息,卖主居然是他的朋友。在那一瞬间,我忍不住兴奋地仰天长喊:真是天助我也啊! 于是,我请樊杰帮忙,和他的那位朋友联系,帮我把海子的文章拍照发来。第二天,经过樊杰的安排,我和他的那位朋友加上微信,终于收到了他给我拍照的四张海子文章图片,从而使我研究海子这篇“轶文”的心愿最终如愿以偿,心想事成。
在收到图片的时候,别提我有多么开心了,简直开心极了。
下面,我将海子的这篇题为《关于黎明之的 <论东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的差异> 》的文章全文抄录如下,以飨读者:
黎明无疑是一个勇猛的斗士,黎明的精神无疑是一个勇猛的挑战者所必须具备的精神。在今日之中国,西方文化强烈地冲击着东方文化,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不变则亡的危险的时刻,也确实需要黎明式的勇士和精神。
但是,黎明的精神并不能成为其理论模式的佐证,黎明的根本思想无论从历史唯物主义还是从现实的辩证唯物主义角度,都存在着逻辑上的严重错误。
《论东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的差异》的基本观点是选择的观点,认为人类的社会的演变是各种因素的不同选择,特别是文化选择的结果,不断的选择过程产生了一种类似控制论的程序,这种程序中选择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差异,也就造成了当今各民族,各地区文化的差异,于是便有了东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差异的真谛。
选择的观点基本上是正确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现于现实之中的惰性确实起源于各个历史时期的不同程度上长期的选择之上。然而,黎明的观点却不仅仅局限于此,他的选择的观点仅仅是为了用来说明他的最根本观点。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继承,这种论证是孤立苍白的,而且是错误的。
(一)文化,广义上的意义是指人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有时也特指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它以物质为基础,每一社会都有同它相适应的文化,并随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随社会制度的改变而改变,有它自身的发展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文化的发展具有历史的延续性,并以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为基础。新文化不可能脱离旧文化而产生。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它反过来又给予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以巨大的作用和影响。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文化具有阶级性。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特征、民族性格、民族传统、民族语言及生活方式等,都是民族文化的形式,各民族都有其独特性。
(二)中国传统文化之所以成其为中国传统文化,也正是因为它是中华民族在其五千年的不断演变形成过程中所具备了的中华民族特性所决定的。公元前二十一世纪,古老的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从此,中华民族走上了文明社会的历程,中华民族的文化开始蕴育和发展起来。广大的劳动者在艰苦的社会环境和恶劣的自然环境中创造起我国灿烂的古代文明,无论是谁都不能否认和抺杀中国古老文化的伟大。而这些伟大的古老文化正是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产生并发展的基础。如果要说选择的基因,这便是中国传统文化选择的基因。孔子的出现,整个地改变了和固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从此以后的二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儒家思想便成了中国社会的统治思想。统治阶级利用儒家思想来统治人们,使人们能为其服务;人民接受了儒家思想,并用之来推动中国历史的发展,创造巨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我们必须认识到,统治者的儒家思想只是一个片面的取其所需的思想,而广大人民所接受并补充的儒家思想才是整个中国封建社会中的统治思想。人们用完整的儒家思想体系维持着整个封建社会的稳定结构和持续发展。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的信息选择执行着内向选择的原则,自始至终都局限和维护着“仁、慈、礼、义、道、信、德”的基本思想。不同的社会制度要求有不同的文化与之相适应,所以打破原来的文化体系建立新型的文化体系也成为必然。但是,文化本身就有历史的延续性,这种延续性与社会的进程及物质生产的发展成反比例。纵观中国社会的进程,我们会清楚地看到中国社会的历史是脱了节的,没有经过能够创造巨大的物质文明和大异于封建意识形态的精神文明,所以很大程度上应该赖于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社会,而由封建社会直接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进化的社会主义文化便不得不依赖于原有的封建文化—中国的儒家思想,这样,中国的文化便有了一个断裂层,这样一个断裂层及其成因延缓了中国文化的发展,使当今的中国文化大异于西方文化。因此就有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潮。但充其量,这种学习只能对建设中国新文化起一种借鉴作用,因为历史的差别和目的的不同,中国的新文化也只能是绝然不同于西方当代文化的。我们要建立一种新文化,而新文化又不会是脱离旧文化而存在的,它也必须是一个辩证否定的过程,全盘否定的观点不仅于中国文化,于任何一种待改革的事物都是行不通的。再者,新文化的产生又是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应,中国的政治,主观上的要求和最终的目的都是要求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民主的政治,尽管目前中国的政治文化仍然带着浓厚的专制主义色彩,但这种专制是历史的断层后所必然存在的阶段,我们的最后途径只有是社会主义民主,这种社会要求有社会主义的文化(而不是资本主义文化)与它相适应,并推动其发展。中国的社会经济同样由于历史的断裂而形成了断裂层,这样的经济结构和基础决定了中国文化也只能与原有的文化有很大的联系,脱离中国的实际,企图照搬照抄(这是蕴藏在黎明一大串慷慨激昂的诘问之后的唯一的方法论)西方文化是完全不科学的。
(三)现实的中国,思想的比重的侧重点并非是少数察觉到中国文化严重落后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而是占中国人口的80%的农民头脑中的思想(我们没有必要用农民思想是被动的论调来自欺欺人、逃避现实)他们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儒家思想,建立新文化的主力也只有是他们,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比重,把它做为我们振兴(民族)中新文化的基点,全盘否定和彻底西化的观点于中华民族的特点和中华民族的现实都是不相符的,也是不可行的。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讨论的正面和反面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海子这篇题为《关于黎明之的 <论东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的差异> 》的文章,是一篇具有极强针对性的评论,它评论的对象是一位叫黎明的作者撰写的一篇有关论述东西方文化历史逻辑结构差异的论文。在这篇文章中,海子首先对黎明在《论东西文化历史逻辑结构的差异》一文中阐述的“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和对西方文化的全盘继承”的这种观点和论证过程予以驳斥,并认为其“是孤立苍白的,而且是错误的”,接着,海子通过阐述文化的概念、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中国的现状,采用层层递进的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论点。
海子主张,“现实的中国,思想的比重的侧重点并非是少数察觉到中国文化严重落后的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而是占中国人口的80%的农民头脑中的思想,他们思想的核心仍然是儒家思想,建立新文化的主力也只有是他们,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比重,把它作为我们振兴(民族)中新文化的基点”,并认为“全盘否定和彻底西化的观点于中华民族的特点和中华民族的现实都是不相符的,也是不可行的。五四时期中国文化讨论的正面和反面的教训都证明了这一点。”
海子的这篇文章虽然是一篇具有针对性的商榷文章,其实,更是一篇具有独创性的学术论文。通读此文,结构严谨,逻辑严密,字里行间闪烁着真知灼见,闪烁着思想智慧,堪称是一篇既有较高文化价值、又有较高学术价值的优秀论文。尤其是他提出的有关学术观点,既新颖,又独到,更深刻,充分体现了海子深厚的文化功底和深邃的文化思想。 海子一生,撰写的论文屈指可数。而关于论述东西方文化的论文,这是目前所见到的绝无仅有的一篇,并且被《海子诗全集》“漏收”。仅此两点,就足以说明海子这篇文章是一篇值得研究、值得阅读、值得深思的“重要轶文”,对于今后更好、更完整地研究海子的写作生涯、成长历程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十分重要的价值,更是十分难得的第一手珍贵罕见资料。
海子两首鲜为人知的“轶诗”
文|姜红伟
在收集到海子的“轶诗轶文”多达四十六篇之后,我以为我的寻找海子“轶诗轶文”工作将进入收官阶段。然而,未曾料到的是,在即将结束海子“轶诗轶文”寻找工作的时候,竟然又有海子的两首“轶诗”再次闯入我的视野,让我又惊又喜。 给予我惊喜的人,是海子的生前好友、原中国政法大学教师理波。
对于很多人来说,理波这个名字可能十分陌生。但是,凡是读过《海子诗全集》的读者,一定对那首《生日颂》(或生日祝酒词——给理波,并同代人》不陌生。那首诗作,就是海子写给好友理波的。另外,目前最经典的那张海子张开手臂拥抱姿势的照片,就出自理波之手。
理波,一位才华横溢的年轻知识分子。1983年,他从上海华东政法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北京的中国政法大学教书。同年,适逢海子从北大法律系毕业,亦分配至法大。由于投心对意,他们成为了挚友,并一起度过了六年难忘、美好的时光。
2018年2月24日上午,在百度上搜索有关海子的信息的时候,无意中在理波的新浪博客上见到了十年前理波在博客上写的文章《我病了——理波谈海子诗》:
“《我病了》由《琴》、《诗经之肥鼠》、《中医》和《河伯》四首小诗构成。《海子诗全集》中收入了其中两首,我把它与《大陆》中的诗句稍作了一下对照,发现有几句不一样。
一、《全集》中《琴》第一句为:古木头;第十一句:一年一度李子打头。《我病了》中为:古木一株;一年一度。
二、《全集》中《河伯》第三句为:稻种来自;第八句:鹿血养好了渔业月亮;第十二句:在牛脚下痛苦;第十五句:是匹匹白布;第十八句:风中采莲做张你的身子。《我病了》中为:稻种偷自;鹿血盖好了渔业月亮;在我脚下痛苦;是匹匹白尸;风中采莲做成你的身子。
据我所知,海子诗写完后,一般要放在一边,搁一阵子,再作修改。以上同一首诗为何会出现不一样的情况呢?我认为,《全集》中的诗是海子最初的手稿,而《大陆》中的几首诗侧是经过修改而成,并冠统一题目—《我病了》。”
看了理波的这篇短文,尤其是其中“《海子诗全集》中收入了其中两首”这句话,我当场大吃一惊。惊的是,海子难道又有两首“轶诗”出现吗?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再次拿出《海子诗全集》,从头翻阅到尾,一页一页地比照,一句一句地核对,终于确认了海子的《诗经之肥鼠》和《中医》确实是海子的两首“轶诗。”
诗经之肥鼠
竹叶之间
五月之鼠吱吱响过
斑斑血
诗经拥着肥鼠
自我是一茎粮食
文字如汁对流
两次五月重逢之鼠
两只灰色的花朵
十个月加两个月
能减去一生的日子
生病的时间除外
诗经。 那是病中的板床
老鼠在我的棉袄上
睡成灰色的孩子他妈
那是无法理解的粮店中
肥鼠在河龟的背上
流动了三叶不绝的竹筒子
中医
四肢沉睡
出入红色的燕子
肉体被缸中之树长出
被蓝色外衣盖住
纽扣是早早死去的花果
你是一杆中国的生病之树
人们不是常常说
久病成医吗?
鱼尾蛇尾都是水
清水如刀
迎面砍来
我的胃旁边一枚鲜红的草叶
上面食物喂养了宝石
本文作者简介:
姜红伟,1966年出生,黑龙江海伦县人。中国诗歌学会理事,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会员,诗歌史学家、中国第一家民营诗歌纪念馆——八十年代诗歌纪念馆馆长。
编辑:徐俊芳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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