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最艰难的时候，我反正也写不了什么小说，不出门，就在网上趴着看各种消息。我中年了，心理上比过去脆弱，看见很惨的事情会难过。最近一阵子，灾情控制得不错。我看大方向总还是乐观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案例会过不去，每个人都是人，不是别的。我现在已经关注世界局势了，开个玩笑。上个月还是中国的事，现在扩展成全球，变成了金融危机，各行各业的具体困难。对写作者来说，情况会好很多，他反正也不出门嘛。”

因新冠肺炎疫情宅在家中多日的上海作家路内，“反正也不出门”。

新书《雾行者》所有的签售都取消了，他说这样也挺好，犯不着为了一本书在室内聚众。但他希望书店能早点开张，现在也高兴地看到全国的书店正陆陆续续开张中。

“他们让我去做在线直播，我还挺犹豫的，万一我真的很带货，可能会去卖面膜，那就改行了。”路内说话，还是那么路内。

从8年前以《云中人》得新人奖，到2年前以《慈悲》得春风悦读盛典白金奖得主，这不知是钱江晚报对路内的第几次访谈了。

因为每一两年，路内就能端出新作。期间，他不仅写作，也忙着拍电影。

《慈悲》出版2年之后，路内又拿出了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雾行者》。小说写了5年，47万字。

正如他的小说主人公“路小路”，一直在成长，一直在奔跑，一直在改变。

当路内将他曾亲手经历过的一整个江湖端到文学的江湖，又将是一番怎样阔大的气象？

像一场雾漫开，像一场风刮过，像一场雪覆盖，像一粒灰落在眼角，都是时代在人间的痕迹。

看《雾行者》整个小说的五个章节，就像一个莫比乌斯环，分岔、折叠、回旋，却似乎仍在原地打转。小说中的主要人物们，他们在庞杂的中国大地上行走，在荆棘丛林与大雾中艰难穿行，看不到尽头。

他们突围了吗？路内给出一个开放式结局。这是希望吗，或许每一位读者自有答案。

作家记录时代，思考时代，作家希望自己的笔，是有力量的。路内的“雾行者”们，还一直在行走之中，走在当下中国的现代图景中。“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

Q：《雾行者》中明确标注了1998-2008年的中国十年，自从您开始写小说后，这个十年是否是你一直在关注，反复在书写的，为什么呢？

路内：这是第一次写到2008年，感觉自己的长篇小说终于把时针拨过去一格了。这本小说也是多年前就想写，一直没时间，在写别的，拖到2014年开始动笔。时间过去久了，“当下感”消失了，变成了昨日的故事。我也在犹豫，还有一些相同年代的小说，是不是要动笔去写。我写长篇的平均速度比过去慢了，如果动笔又会是三五年。

前阵子我在微博上看70后、80后怼现在的中二青少年，对错不论，前者能拿出来炫耀的主要是当时相对宽松的互联网、流行文化、个人价值观，不过他们没提房价，那是一代人的主题，当年简直天天要谈。还挺有说服力的，那确实是在革命话语和金元话语交错之间的年代，也是我二三十岁的年纪，比较有驱动力，不太容易庸俗化。这样的小说会比较好看。

我关注时代的变化，人在其中获得的意义。这个解释太大路了，有是肯定有的，但能驱动我去写的，总还有一些别的因素，比如个人经验，比如这小说本身是否有趣，语言和文本上是否能再拓展一点。

总之就是一言难尽，讲不清为什么要反复书写，不是特别有目的性。每一本书都权当是最后一本吧。

Q：《雾中行》又给路内式的90年代中国大图景，添上了浓重的一大笔，你似乎对90年代的书写兴趣一直很高？

路内：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事情都挺多的，比如下岗，第一代白领，第一代打工青年，台企，流行文化，出国热。那时候任意一个区间都能独立成文，用一个生造的词，“时代文本”的特色很容易成立。现在比较难办，每一个小问题都牵涉到总体的问题，个人的选择变得不再重要，是时代和环境在选择人。对现实题材的小说来讲，不太好写。

我是挺爱写90年代的，但是时间感受在变化。写《少年巴比伦》是2006年，故事是十多年前的。现在再看它，已经变成二十五年前了。尽管一再书写，但它确实在渐渐离我远去。如今让我再在小说里解释什么是“倒三班”，什么是“脱产”，我可能会缺乏耐心。那本小说里留下的东西，其实是关于一个小青年的自我教育，这部分好像还不错。

时代会抛下大部分小说，以及小说中的大部分人。这十几年来，我可能真的写多了（还有人说我写少了，不如其他作家勤奋），反复书写其实是一种尝试，每一本小说开手之初的预判都是很脆弱的，有点像自我欺骗。但这种尝试，经过抛弃和遗忘，也许会留下一点什么。

Q：从1998年到2008年，也可以说是文学从开始衰落走向更加衰落的时代。文学也正从“中心”走向“边缘”，与小说中的种种边缘人物有了呼应，这是否构成了你在这部小说中交叉了“江湖儿女”和”文学青年“两重时空的合理性？

路内：其实也还好，回到当时来看，大家不免有颓丧情绪，但也有热忱的地方。比如办民刊，互联网上的BBS，都很活跃。我不太了解当时的“中心”，感觉就是很多文学期刊自负盈亏，活得很艰难。这是体制决定的。但也要看到当时的出版制度有过一次改革，出书变得容易了，市场对青年作家也很友好。文学还是依靠市场的吧，不能一概而论说严肃得卖不动的才是好的。所以我想，这种边缘化，可能是一个“多中心”的起点。

这小说里写到的打工青年和文学青年之间的交集，我是出版以后才发现，这个问题被质疑了，有人认为不合理。现在互联网都是匿名的，我也不知道这些质疑者是谁，有多大年龄。实际上，90年代的第一批打工青年，从他们的家乡来到沿海开发区，这些人大多都是同侪之中的佼佼者，受过一点教育，有冒险精神。如果他们个个好吃懒做，没有文化，企业怎么可能雇佣？他们之中当然有文学青年，没有太大的阶层差异。反过来说，当年那批文学青年，倒是潦倒落魄，匪气十足。我在解释这个问题时候就想：是我写得不真实吗，还是压根就因为时间过去的太久，我们已经解释不清了？

去落实这类问题，显得很不聪明。我知道你讲的是一种文本的合理性，但我偏偏绕到了事实的可能性。这也是没办法，最近几年，我们的思考方式总是围绕事实，而不是围绕审美。我这阵子在看美剧《杀死伊芙》，那故事挺好的，审美的合理性先于事实的可能性。

Q：这部小说，似乎巧合了新冠病毒肺炎“抗疫”时期与小说中多次提到了SARS抗疫时期的中国，也贴合当下的我们的心境，当时创作时为什么会将SARS肆虐的2003年作为比较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呢？

路内：小说确实是提到了SARS事件，但没具体写。这本书因为多线情节，社会事件会构成一个节拍器，也写到了美国“911”事件，写到1998年夏天的洪灾。这种大事件会让人突然觉醒一下，那个缓慢的不真实自我被事件重塑，也算是现代和后现代的叙事。在小说里，这些灾异都发生在远方，而近处的灾异是有人拿着假身份证骗走了主人公仓库里的货。仓管员会活不下去。我想这种双重的觉醒，写出来会比较有意思吧。

Q：现在中国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没彻底终结，但光明已在眼前，您个人这段时间的日子是怎么过的，有没有影响到您的写作或文化活动上的事情？心情如何？

路内：武汉最艰难的时候，我反正也写不了什么小说，不出门，就在网上趴着看各种消息。我中年了，心理上比过去脆弱，看见很惨的事情会难过。最近一阵子，灾情控制得不错。我看大方向总还是乐观的，只是一些具体的案例会过不去，每个人都是人，不是别的。我现在已经关注世界局势了，开个玩笑。上个月还是中国的事，现在扩展成全球，变成了金融危机，各行各业的具体困难。对写作者来说，情况会好很多，他反正也不出门嘛。我所有的签售都取消了，这样也挺好，犯不着为了一本书在室内聚众。希望书店早点开张。他们让我去做在线直播，我还挺犹豫的，万一我真的很带货，可能会去卖面膜，那就改行了。

编辑：朱佳伟

责任编辑：李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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